【中华史林】徐焰少将：抗战只是打日本？此理解太偏狭

近些年来，有关抗战史教育出现了一些片面性倾向，即只单纯地讲国内团结打日本，而淡化了对当年阶级斗争的记述，使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作用产生了模糊认识，一些人甚至不知道也不理解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磨擦及其必然性。其实，当年抗战的国内各阶层除了“打鬼子”这个共同点外，还有各自不同的奋斗目标，进步的中国人浴血抗日不仅是为了不做“亡国奴”，还要打碎国内的旧制度。按当年解释就是要使“胜利果实属于人民”，不能在战后恢复中国旧政权的黑暗统治。

全面抗战开始前，因“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被国民党“围剿”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体现了全民族共同利益。代表大地主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国民党政府当时也接受了这一要求，是因为日本入侵也影响了他们的利益。不过，各党派把抗日当作首位任务时，国共斗争为中心的国内阶级斗争也只是退居第二位，在整个抗战期间并未消失，且屡有激化。

在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从未承认过“国共合作”一词，只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说“允许共党输诚”，在内部又强调“抗敌除奸”，“敌”指的是日本，“奸”指的就是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对待共产党军队的态度，就如同宋朝招安梁山再让其打方腊，想用“收编”方式让其到前线借助日本的飞机、大炮消灭之。至于共产党的抗战指导路线，美国记者斯诺有清楚记述。斯诺在《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中说，当走进由几百眼破窑洞构成、满目风尘的陕北保安（今改名志丹）县城后，毛泽东与他彻夜长谈时便谈到抗战的规划──“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而在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的作用”。斯诺又总结毛泽东谈话宗旨说：“他决不隐瞒这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就是一心要最后完全夺取政权。抗日战争不过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罢了。”

后人不能不钦佩，抗战的局势发展，恰恰同毛泽东这一预见完全吻合！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抗日战争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中间阶段，回顾历史就要看其前篇和后续。

日本敢于侵略中国是利用了旧中国统治集团的腐朽和无能，抗日期间革命力量需进行内外双重斗争

日本能有“以蛇吞象”之心大举侵华，除了其自身狂妄，也是利用了旧中国统治集团的极度腐朽和无能。否则，偌大中国也不会如此受尽欺凌且丧师失地。在抗战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扬长而入一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之。当年的中国抗日力量要想有效抗日，除了直接打击日军，同时也要铲除伪军、伪政权，在联合尚能抗日的旧势力一同对日作战时又要设法对其加以改造。

由于当时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强国分成不同阵营，各自又在中国寻找代理人，抗战时国内反动势力也产生了分化。清王朝的残渣余孽如溥仪、蒙古德王和社会上一些不得志的黑恶势力主动投靠日本，为其充当傀儡。当政的国民党政府也分为两派，汪精卫代表的投降派认为“抗战必败、再战必亡”而在战时降日，建立依附于日本的南京政权。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在美英苏支持援助下坚持了抗战，不过仍具有反共和压迫人民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不同势力只能是采取不同政策，把斗争与联合结合起来，才能在削弱国内反动势力时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政权。

日本以少兵临大国，其主力只能占领“点”（各城市）和“线”，要控制大片农村不能不利用汉奸和伪政权。日军对广阔的后方只能定期分区“扫荡”和分散设立据点，这就为共产党发展力量实行持久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1937年8月八路军出师之前，毛泽东便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9月下旬八路军首战平型关获胜后，针对一些领导急于打大仗的心情，毛泽东又强调“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接着，八路军根据“敌进我进”的方针，跃进到日军占领区建立根据地，“到敌人后方去”的战歌一时传遍了华北、华中大地。

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只用了两年多时间便由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人，根据地人口曾达到1亿，在各地打击日军孤立的据点和分散的部队，并铲除了伪政权。共产党的武装到敌后迅速壮大，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从1939年以后便连续出现了反共高潮和军事进攻，共产党也针锋相对地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如国民党军制造了反共的“晋西事变”，八路军便以反顽战斗打垮了晋豫边顽固军。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叫嚷要把新四军苏中部队“赶到长江里喝水”，又在陈毅、粟裕指挥的黄桥战役中被歼大半……不过为了维持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的反击都适可而止，随之蒋介石同周恩来还能一再在重庆谈判握手。

近些年一些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煽情式地说什么“抗战中只有华夏儿女，没有党派之分”，这岂不是抹煞历史的欺人之谈？抗战中除了有爱国者抗日、打汉奸的激烈斗争，抗日营垒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贯穿了战争全过程。

八路军、新四军主要靠轻武器甚至是原始的刀矛作战，就必须用人民战争的“持久战”来对抗强敌

国民党政府污蔑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游而不击”“乘机坐大”，这种说法根本违背了战争基本规则，即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国民党掌握国家政权并有外援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有雄厚的弹药补充，抗战时消耗子弹就达17亿发，有条件与日军打正规战。而在落后山村活动的八路军、新四军基本没有外援，主要靠轻武器甚至是原始的刀矛作战，平均一支步枪仅十几发子弹，只能用人民战争来对抗强敌。

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敌后开创根据地后，日军面对其后方基地和运输线受到威胁，长期以其在关内的约半数兵力对根据地进行“治安战”，并以其特有的毒辣狡猾实行了“铁壁合围，捕捉奔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战术，还以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1941年和1942年间，敌后解放区人口曾降到5000万，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降到40万。在这种艰苦环境中，敌后解放区通过粉碎一次次“扫荡”才得以坚持下来，并在1944年后再度迎来大发展。侵华日军总头目、支那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晚年在回忆录中对八路军的评价便是“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事实证明，当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抗”方能“大”，光“坐”岂能变“大”？

在只有“小米步枪”的简陋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本钱打大规模正规战，除了“百团大战”这样少有的集中作战外，正确的指导方针是分散的游击战。如在1941年以后的最艰苦时期，华北200余县的抗日武装提出的任务是一个县一天打死一个鬼子，每月便合计能毙日军6000人，从而积小胜为大胜，以持久战将日军拖得日夜不宁和疲惫不堪。

八路军、新四军能在最艰苦的敌后坚持抗战，靠的是人民拥护。做到这一点的关键，主要是以大生产减轻群众负担。共产党的军队纪律好，切实做好“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同时更重要的是解决农民最期盼的土地问题，通过减租减息改善了农民生活。当时国民党派到敌后的兵力远比共产党多，游击战却没有打成，关键也在于不能解决民生特别是土地问题，其军队得不到人民支援，向民间掠取更会结怨于百姓。在日军“扫荡”下，敌后国民党军倒真是陷入“游而不击”的状态之中，最后或逃回或投敌当了伪军。至1943年以后，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中就只有八路军、新四军的一统天下。

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战后很快迎来新中国诞生

中国抗日战争尚处在相持阶段时，就因国际形势的剧变在1945年8月结束。当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曾回忆说：“美国扔原子弹，苏联出兵，加速了日本投降。胜利的到来是很突然的。”由于促成抗战胜利的内部外部原因复杂，怎样认识其胜利的意义，在不同立场的国人中便一直有着不同看法。

如果从宏观的角度看抗日战争史，首先就要涉及到用什么尺度看待当年国内各政治力量在抗战中的功绩。有人只是单纯地使用对抗日军这一把尺子，就是只从表面数字看谁同日军打了多少仗，谁在抗日阵营中拥有的兵力多和武器好，这样得出的结论肯定是狭隘和片面的。抗日战争既然担负着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就要使用两把尺子来衡量，除了看谁抗击日军的数量多以外，更重要的是看谁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当年拥有的兵力、武器都远居劣势的中国共产党能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除了能以游击战牵制大量侵华日军，更重要的是在抗日根据地内建设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向全国人民展示了社会改革的方向。“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这一当年国内广泛流传的说法反映了战时的人心所向。除了全国多数知识青年向往陕北，纷纷投奔延安外，连华侨领袖陈嘉庚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许多人都公开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当年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主要是以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支最大的政治力量共同进行的，战争的进程和胜利本来为两党的发展都提供了机会，只是国民党因其自身腐朽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机会，逃到台湾后其史书多叹息“赢得了抗战却丢失了大陆”。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战争胜利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解除了民族存亡的危机，而共产党的力量在战时的发展又为战后的民族复兴创造了基本前提。

全面看待抗日战争可以有很多视角。从中日两国战争的角度来看，中国以“熬时间”持久抗战的方式使日本在中国久拖不决深陷泥潭，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便走向衰落。从中国革命的宏观角度看，可以看到其最大的成就在于中国革命力量有了空前发展。经过8年全面抗战，解放区军队发展到120万，根据地从原来仅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发展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人口达1.3亿。这不仅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积蓄了雄厚的力量，也准备了广阔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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