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助理员：
我当年是这样称呼您的，现在还这样称呼您。您说，当年我上大学，您送我；我毕业归来，您接我。我和您是有缘分的！既然提起往事，我愿借这个机会追叙当年。
我在二医大毕业前一个月，校方有关领导告诉我，决定让我留校，拟送我到军政大学哲学系学习，学成后回二医大任政治教员。还说：“你是这一期一千多名学中唯一被选中的。”意思是要我珍惜。我意识到，又一次命运转折的机遇为我降临；把握住这个机遇，我的前程远大而光明。当时的军政大学，是栋梁之材的摇篮，只有等待高升的团职干部才有可能经选拔而跨入的国家级最高学府之一，我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若前往深造，凭我的志向和能力，我还会回到军医大学任教员吗？我这样憧憬着自己的未来。我是一个情感丰富，知恩图报的人。我问：“能不能把这事告诉部队？”回答是：“可以的”。殊不知这是多么愚蠢的问话，又是多么要命的回答！而接下来，我就干了一件我这一生最愚蠢、最要命的事——给四团卫生队队长台继峻写了封信，报告了这个消息，感谢部队和领导对我的培养。
大约过了半个月，校方领导又召见我说：“你们部队坚决不同让你留校，我们没办法，你只能回部队了。”校方感到惋惜。先前我就听说，从原则上讲，我们这批学的分配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这一下，我知道自己的梦被彻底打破了，而打破这个梦的人正是我自己。我醒悟了，进而懂得：一个人要忠诚，但不能加上愚蠢！试想，如果不写那封信，师团两级都不情，直接由二医大商调，甚至由总后下达调令，基层岂能抗拒？
我离开校园前，大学政治部让我带上一封加盖公章的信，信是写给一军政治部的（二医大是军级单位）。信在加封前给我看了，主要内容是：“鉴于李南方同志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建议安排他从事政治工作。”校方爱惜人才，这样作无疑是真诚的，但是也像我一样过于书生气，根本不了解部队的情况。而无论如何，我返回部队的路还得从军到师，再到团，一级一级往下走。我先把那封信交给军政治部，军政治部让我带回师里。我到师部时，接待我的是组织科单科长。他看了那封信，笑着对我说：“南方同志，你应该知道，部队基层政治工作人员是不需要上学培养的。我们缺乏大学毕业的医生，你还是回四团去吧！”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原点。
今天白天，我在回复老战友彭本炎时，也谈到过去。我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参军时的狂想不是当文学家，而是当将军。那天（指1968年3月的某一天），新兵在大操场分兵刚结束，卫生队邹队长便把我拉到一营卫生所的一个房间，他和我相对而坐。他说：‘想当医生吗？’（估计他是怕我听不懂“卫生员”这个词）他满以为我会高兴得跳起来（因为卫生兵是从新兵中精选出来的，既要有一定文化，还要有标准的外形），哪知道我吱吱唔唔，连‘可以’二字都没出口。他这么一问，我全身凉了半截，我在心里说：‘见鬼！当什么医生？我是来指挥千军万马的！’所以，到了卫生队后，我不断闹情绪，1969年就提出要复员，因此被大会批评。但是我的情绪问题自始至终没有解决。”仿佛是为了安抚我、留住我，入伍不到半年，领导就让我当文书，又过了半年让我当班长，一年后送我上大学。其间，上级有关部门不止一次想调用我，都遭到拒绝。卫生队如此“爱才”，尽施恩惠，却不知被爱与受惠者的委屈。事实证明，那些“爱”与“惠”是要回报的：如同高利贷者的索要，他们最终扼杀了我的前程。我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
由于上述原因，从学校回到部队后，我的情绪问题更为激烈，频频提出退伍要求。这个要求终于在1976年12月得到肯定的答复，很快我从军人变成老百姓。
张助理员，至此，您大概可以知识道了，我是一个有野心兵。而真正发现我有野心的人，是我在二医大时的教导员曾绍清。况且他更认为我有思想，有才华。因此在我留校不成之后，他为我深深叹息。离开学校前，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两句古人诗：“埋骨何须桑梓地？志不成功死不还。”（后来我查到这两句诗的出处。这是从一首诗中摘取的两句。后一句的原文是：“学不成名死不还”，为了送给我，他有意改了两个字。）可惜我到底没有成功，辜负了自己的野心，也辜负了发现这个野心那位可敬的上级，可敬的导师。
从1973年（我回到部队的那一年）到现在，四十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用文字明确表达过今天表达的这些内容，感谢您，也感谢彭本炎引发了我表达的契机，让我一下子表达了出来。还要感谢的是黄爱谋，是他把我引入战友网，让我与您和其他战友在这里相聚。
既然又相聚了，可望来日方长。今天就说这些，有机会再和您聊。
2013年4月1日深夜
注：张同永当年任我所在部队师卫生科助理员。文中提到的人都是部队领导和我的战友。
（增补明说：因这篇文章有可能被收入本人文集，为了使无军旅经历的人也能看明白，特增补了部分文字，原有文字没有更改。——李南方 20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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