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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杨延军2009-02-08 09:24:54
《读书的故事》 老聂，是这样吗？
韦丽丽：年轻人与书为伍，当兵更不例外。‘由于条件限制，我们女兵看的书很广，很杂，还常常与书中的人物同喜同悲。
当兵走时，父亲特意送给我两样东西，一个是针线包，还有一本崭新的《新华字典》，我把这本字典当作随身老师，一直到现在还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刚到部队不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大家通读的热情很高，还写心得，作笔记。那时发行量少，我意外地得到两本，自己留一本，另一本寄给了开 封的李 老师。现在想想好可笑，生怕老师没书读。
上卫训队时，我们手里只有一本《卫生员教材》，好多人害怕学医，怕血，怕见死人，坐在这里真有点被逼无奈的感觉，当葛国辉队长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地讲了第一堂课，把枯燥乏味的生理解剖讲的透彻易懂，一下就调动起大家的学习积极性，使我们对学习医学有了兴趣。结业后，我没有参加实习，直接分配到门诊理疗室，不久院里送我到湖州九八医院理疗科学习，得到一本《理疗学》，又到书店买了《针灸学》等，我认真学习，反复练针，练扎针也象老兵那样，先扎萝卜，再互相扎，最后才扎到病号身上。看到病人满意地走出治疗室,病痛渐渐消失,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几年后调到九八医院进入制剂室，调换了工作，一切从头开始，办学边干.在老司药的带领下学习掌握了一些制造片剂，针剂，合剂和大输液的知识. 由我们四人保障全院自制药品的供应，虽然很脏很累很忙，但我们内心很充实很快乐！后来回到地方没有从事医疗工作，可是，在我的床头柜的书里，常年放着一本《家庭医学全书》。
三十多年前部队驻地离城镇比较远，交通不便，看书很难，谁要是有本书，大家排队轮流传阅。当时还流行看杂志，有《十月》，《译林》，《钟山》，《读者文摘》，《小说月报》，《解放军文艺》等等，也不知是谁从哪里弄来的，大家看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有一篇反映自卫反击战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让我们留下许多辛酸的眼泪，真正感觉到战争的残酷。还记得有一套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在医院接力传阅的情景，我们工作在门诊，白天上班比较忙，晚上是咱的自由，大家抓紧时间，排着队，一个接着一个，看得快的一二个晚上就能看完一本，看得慢的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一个个被那曲折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着。
女兵的生活丰富多彩，空余时间, 女兵们也会从书中挑选一款漂亮的花色，为自己打一件毛衣，美美地穿在身上，使自己仅仅暴露在外的颈下那块三角地带与众不同,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还有大胆的男兵让女兵帮他们打毛衣，，一针一线织出了战友情，今天想起来都是暖暖的。
书，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有书陪伴一定不寂寞。对吧？
唐增亚：洗净知青的泥腿，穿上绿军装，乘座“东方红38号”客船，由重庆朝天门达武汉江汉关，火车北上商丘，融入了七连这个大家庭。
红火的年代，纯洁的心。在毛主席“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同志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感召下，度过了美好的军营生活，记忆也只是美好的。
从谁写起？
晓侯的博客勾起了我快乐的回忆，就先“印象晓侯”吧。
新兵连长韩忠平用他那黄波腔告诉我：“我们七连有个高干子弟叫李晓侯，还是个小伢子就来当兵了???”于是我知道了他的名字。
“班长，班长，他们欺负我???”一个高个子，微驼着背，大大咧咧的，一脸无辜，稍带哭腔，喊着向沉湖堤下的三排草棚跑来。七班长李世忠嫩稚的脸拉长了，一脸假恶,川腔嗔怒：“谁欺负你了。”象小孩告状的就是他—-李晓侯。
无拘无束，直爽开朗.自信的性格，显然没有受到过家庭压迫，有些重庆人的耿直味道，于是我喜欢和晓侯交往。更钩引我与之交往的是晓侯有很多在世面买不到、见不着的书和手抄文字。---在晓侯那里我借看并抄录了毛主席对随军南下干部的讲话《柳树和松树》，知道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松树的原则性和柳树的灵活性。”其实做一个普通人又何尝不如此。我知道了陈毅元帅在儿子陈昊去哈军工读书行前赠诗，抄录了诗之全文。还有更多如列宁,基辛格，鲁迅的格言，唐诗乃至康生的诗句。一次，我正在抄写“人的性格”，晓侯来了，拿去我的“杂记”本，随笔写下高尔基“海燕”中的一段文字，成了晓侯给我的永恒纪念物。
太想看晓侯手中的书籍，文字 也至于在沉湖时，师里派晓侯出差回北京为部队购买“ 四用机”，记得一走就是两个月左右，还让我对他有些想念之心，盼晓侯快些回来。
晓侯手中的书、字给了我很多的知识和愉悦.但是晓侯的朋友却让我失去了一本当时难求得的书。我当文书常要出墙报板报，多次去书店都未买到报刊、报头、美术字类的书籍，偶在报上见到南昌新华书店可邮购的消息，于是写信询问，再寄钱给南昌新华书店，千辛万苦得来此书，那天晓侯和他的朋友五团的马天（应是此音）（是马骞吧，我加的。）来我寝室，见此物，开口借阅，碍于晓侯的情面借了。随后晓侯去了炮团，我去五团找过马天，却未能索回。我想这是因果报应吧！借看了晓侯那么多的书，也该还个人情的。
周谊东：1969年底，师医院准备从商丘县往商丘市搬迁。
作为先头人员，我提前前往农机学校为即将的医院院址做准备工作。
所谓的准备工作，其实就是去当廉价的小工，给那些民工老师傅们打杂当下手，出苦力还没工资拿。
在我的记忆里，外科的手术室墙壁是我粉刷的，门窗也是我油漆的，修锅炉房的砖我搬了不少，尤其重要的是，参与了我们医院和隔壁师范学院的隔离墙修建工作，还亲手砌了不少砖。
刚开始的时候，农机学校与师范学院是连通的，文革期间师范学院也无人上学。那时晚饭后无事，我经常一人窜到师范学院院内溜达。一次无意中发现有间非常破落的房子，窗户玻璃大多破碎，不少窗框也已脱落，房门和窗户上横七竖八的订着几块木版，好象警示着非请莫入。
我好奇的将头伸进木板缝里一看，哇，猜猜看，我发现了什么？一座宝库！啊，阿里的爸爸还有四十大盗芝麻快开门吧，这居然是学院的图书室。经过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拔毒草后，这个图书室里居然还有不少书籍胡乱堆放在桌子、书架和地上，在那个文化枯竭的撒哈拉时代，这无疑就是一个绿洲，一个奇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宝库。
我轻轻地掰开一块木版钻了进去，岁月沧桑，这些书的封面上都蒙上一层厚厚的灰沙。我抖了抖书，选出几本揣入怀内，又悄悄爬出窗外，将木版照原样安好，偷偷摸摸地返回宿舍。从那以后，我的业余时间不再寂寞。
好景不长。当医院全部搬到农机学校后，我偷看毒草的劣迹就东窗事发了。白所长找我谈了话，在严肃指出我的问题性质后，动员我迷途知返，自己把那些毒草书籍烧了。那时我年纪小，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舍不得烧，就把书藏在抽屉里。一天早上，当我出操回来，白所长已经领人把我的书搜出来烧了，其中一本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时广为批判的大毒草《红日》。
说实话，当时我对白所长还有点忌恨，但随着时间流逝，有些事就慢慢品出味了。在那时的政治形势下，白所长烧书其实是保护了我，这事如果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做文章的话，不仅当时就可能结束我的军人生涯，严重的甚至可能祸及父母。
焚书不坑儒，白所长的的确确是个好人。虽然那时的我不是儒，仅仅是个半文盲而已。
一些小女兵那时经常能从我手里拿到十八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现在知道来源了吧？呵呵，窃书不为偷也。
郝北上：很多环境都记不清了，建平说起那个年代的图书馆，我就想起了好多情景。
从连队穿过操场往北大门走的时候，星期天，跟排长请了假了，要去商丘一中找 李 老师借书。忘记 和李 老师怎么认识的了，还记得穿过操场时的阳光，一直照到心里，是“书”那个字、是“可以借到书看了”那几个字，使我记牢了那时的阳光，从脸上、肩膀上进到心里。我没有跟谁说话，现在还记得一个声音：这阳光多好啊。
商丘一中就在北门外不远，星期天也还有学生在那里打球，李老师是个“小老头”，四五十岁了吧，对“解放军”的笑非常认真。 李 老师身体不好，就做了图书管理员了，脸色是室内的那种，白白的，个子不高。我拿来了一本《复活》，李老师有些紧张，小小的好像自己犯了错的声音对我说：这是不让借的……我解释了一下，批判用，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支持，好像还写了几行字，意思是“工作需要”等等， 李 老师才又把书拿给了我。这 李 老师也忒胆小了，我一边把书掖进后腰带，一边有些得意，有一搭没一搭的嘀咕了句，也许也没嘀咕，就是觉得。《复活》在我的后腰那产生了一种支撑和优越感，现在谁能看到这样的书呢？这种感觉一直从走出商丘一中、进北门、过操场，到掀起褥子、掏出来、放在草垫上、再把内务胡撸好，才结束。完了就打球去了，手特顺。71年到现在，快四十年了，阳光和后腰的那种感觉最清楚。晚上对聂赫留道夫的忏悔也有印象，你早干什么去了。对玛斯洛娃全是理解，她怎么着都不算过。还有，好多对人对自己的了解都是在被子里发生的，那时它只起遮蔽的作用，手电筒的功劳大，记得最深的是灯光都黄了，后来就是一个小红点儿。
之前70年我们连队在开封的时候我们住的房间旁边就是图书馆。到市革委站岗的第二天我就发现了，站哨的时候我喊我的同年兵彭尚志出来，指指门上边的那个窗户，有个缝，我托着他，他个子小，推开缝就钻进去了。然后从另一面打开窗户，我爬了进去。后来这个窗户就老是虚插着了，把门上的窗户重新推成原样。我基本上是躺着在那里看书的，因为窗户不高，人探头就可以看见的。那时还是新兵，不能拿出来看的，我钻进去的时候大多数时候都是彭尚志的哨。那里边没有外国书，有一本姚文元的“锤炼”，姚讲锤炼“是要放到火里去炼”的那句话和类似的意思那时直接的充实、撞击了我。我一直觉得姚“真深刻”，我后来把那本小册子拿出图书馆了，用钢笔在一些震动的话下边画上了规整的波浪。后来批判他的时候我还找出来看，没什么，我的波浪真的是挺认真的。不记得那时自我批评时是不是引用过姚的话了，估计有两三年吧，或者更多，姚的“锤炼”一直在我这，脑子里，时不时会从里面蹦出来。在“改造世界观”的旗帜下，一个文人的“锤炼”，在那时应该是一面猎猎的红旗，冲在最前面的，我一直跟在它后边。
我还发现了一张画报，宋庆龄旁边围着一群小孩儿，一个很像她的女孩儿闹腾了我好长一段时间，是不是她？史家胡同幼儿园，问她，她哪知道啊。记得她说过上什么幼儿园的。问不问她？在信里也说不清啊。我就当是她吧，一模一样，就是她，像好多书、图书馆一样，这张画报把我的真实幻想扩大化了。书能塑造应当也能夸大、变形、哈哈镜什么的，这是我后来感觉到的，不像那时看书，书牵着我，全是牛奶、面包，一口气就全吃进去了，打嗝也觉得幸福。后来后悔，没用了。像所有曾经幸福的人一样，曾经经历过的，以自己的心躯，哪怕是不大好，也觉得真好。
那个小女孩儿，宋庆龄，还有那扇窗户，彭尚志从我手上爬上去的样子，还有那时刚刚戴上领章军装和军装里的身体还不怎么一致的情景，这会儿全想起来了。
还是简单说另一个图书馆吧。建平、武建他们上大学的那个图书馆。琉璃瓦的，大屋顶，书架我伸直了胳膊够不着上边的那层的。我是黑夜中走进去的，75年初，二十三了，手电光下的那些名著的名字直接就连接上了我的胸口，看一个名字，心就乱跳。也有一种检阅、朱总司令59年十年大庆在敞篷车上一侧是三军的感觉。澎湃，有一点儿，那个时候谁能够统帅这么多书。也好像想起了阿里巴巴拿到那把钥匙打开了那扇门，周围全是珍宝。我那时刚刚学画，绕过了好多我从前想想就乱跳的名字，在“美术”“画”那一片书架中寻觅着，罗丹！米开朗基罗！《论艺术》！
我当然是敲开了玻璃才钻进去的。还带着69式自动步枪。钻玻璃的时候我避开了那些封条。
那真是一个海洋一样大的图书馆，我好像变成了一条鱼。
除了真理，哥们，她，可能就是它了吧，在我还青涩、神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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