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特写（二号宋占一整页）

（另页）1、托起东方的太阳（小三宋加粗占两行）

──攀枝花纪事（小四宋）

（刊登于1994年12月8日经济日报头版头条，）（五号宋）

（本文刊发时，文前一并刊发了有关领导李洪波撰写的读稿感言：  可想窥望地球伤疤上手锤敲击的火苗？    可想倾听钢铃声中悄然隐去的狼嗥？    可想追寻共和国领袖呕心沥血的分分秒秒？    可想阅历建设者队伍艰苦创业的暮暮朝朝？    可想见识一个民族如何与整个世界对话？    可想知道东方太阳怎领五洲四海风骚？    来吧！    指给你攀西裂谷那条曾蜿蜒而上的山道…… ）

     １９８４年，攀枝花钢铁公司总经理赵忠玉应德国一家公司的邀请前往考察，赵忠玉向对方提出：能看看你们的工厂吗？对方回答：可以。但是参观完全是礼节性的，路线是定死了的，参观时间定为半小时，赵忠玉见到自己没有的，就问：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设备的性能吗？对方很客气地笑笑说：专利。赵忠玉凡是开口的，人家不是笑笑说这是专利，就是说这是诀窍，不可以告诉的。    赵忠玉很恼火，想想，气也平了，那是人家的呀！谁让你自己没有。赵忠玉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想了个透。    几年以后，这家公司的一位副总裁也到攀钢来了，他想看一看攀钢的举世罕见的大型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还想看一看也是世界稀有的提钒工艺。赵忠玉回答：可以，笑眯眯的。时间，当然也是半小时。路线，当然也是规定好了的。我们总不能平白无故送给人家金银财宝吧。    副总裁来到提钒车间，想跑上前去看个究竟，赵忠玉立在旁边用手指，指给他看一块牌子，汉语，英文：外国宾客止步。副总裁连说：哦，哦，你们的专利……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赵忠玉说：这只是一个插曲，和外国人打交道，我们讲究的是自己的实力。我们攀钢的过去和今天就证明了嘛，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苦创业。当然，人家好的东西，我们要吸收，闭关锁国不是好事情，我们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走向世界，走向世界就要立足于自己的实力，问题明摆着的嘛，你自己没本事，人家谁看得上你。

               毛泽东说：建不起攀枝花，我睡不好觉

    攀枝花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一个如何同世界打交道的问题。攀钢的历程非常“典型”，它似乎是我们民族近３０年来变革的一个缩影，是“一滴水”。    攀枝花的资源在１００多年以前就曾经引起外国人的注意。    攀枝花──西昌，这一带在地质学上被称为攀西古裂谷。裂谷，地球外部岩石层因受内外力作用破裂而形成的狭长谷地。俗称：地球的伤疤。这个伤疤是个专出宝贝的地方，岩石层开裂，地球深处的岩浆会把大量的金属矿藏带上来，例如世界上已经知名的盛产铜、金、金刚石、钒钛磁铁矿的东非大裂谷，盛产煤、钾、盐的莱茵裂谷等等，攀西古裂谷，据探明，这里有钒、铁、钛、铜、煤、锡、锌、铝、镍、钪，其中钒和钛的储量均居世界前列。有人说，对于钒和钛的应用，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工业的发达程度。    德国、匈牙利、法国、瑞士的一些专家曾带着科学的目光来到这里考察，也有一些带有另一种眼光的，我们中国的地质学家是感觉到了这些的。于是，我国的一些著名的地质学家如丁文江、谭锡畴、李春昱、常隆庆等先后前往这里考察。    １９３６年春季的一天，常隆庆拿着铁锤，背着枪（这里狼群出没），沿着攀西峡谷的山道一边走一边敲，忽然，铁锤敲处溅起点点火星，且拿在手里的铁锤有一种被磁铁吸引的感觉，常隆庆兴奋起来了，同行的人欢呼起来了，后来证实，这就是储量超过１００亿吨的钒钛磁铁矿。    新中国的地质学家们后来进一步的扩大、证实了常隆庆们的发现。    新中国的工业部门的领导同志提出了开发攀枝花的建议。    这个发现和建议摆到了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办公桌上。毛泽东非常兴奋，在向薄一波同志送来的关于部署攀枝花基地建设的报告上批了四个字：此件很好。并委托周恩来总理主管此项建设。毛泽东先后讲：建设攀枝花，不仅是个钢铁问题，是个战略问题。又讲：攀枝花钢铁厂要搞，不搞，打起仗来怎么办？毛泽东还讲：攀枝花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甚而说：没有资金，可把我的稿费拿出来。    毛泽东当时面对的是硝烟弥漫的世界，毛泽东同志的决策是代表我们的民族作出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自强不息、高瞻远瞩的决策。

               外国人没有干成的，我们一定要干成（小四宋加粗）

    攀枝花钢铁厂能不能上马？上了马以后能不能出铁出钢？    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试验──在小高炉里进行钒钛磁铁矿冶炼试验。    钒钛磁铁矿不同于普通铁矿，用高炉冶炼极为困难，含钛过高的铁矿石一进入高炉就产生粘结、沾罐的情况。德国、前苏联、日本以前都陆续作过试验，矿石含钛量一超过１５％就不能冶炼了。５０年代中期，我国曾把矿样拿到前苏联冶炼，结论也是，含钛量过高，无法冶炼。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钛含量在２０％以上。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外国专家们说：那是禁区。    当时的冶金部部长吕东在向后来的冶金专家、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交代这个试验任务时说得非常干脆：这个试验关系重大，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后来吕东同志也笑了，说：当时我那样说好像缺乏科学性，主观主义，其实无非是表明个决心。当时的情况确实很严峻啊……    还有另一个插曲，当时的冶金部副部长、攀枝花基地建设总指挥徐驰，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给人在承德试验的周传典打个电话，一再说，翻来覆去的说：现在已经箭在弦上，千军万马已经进驻攀枝花，人、财、物都作了安排，为基地建设配套的成昆铁路已经开始架桥，如果试验失败，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就成了千古罪人……  有个外国记者听了这个插曲，大惊：你们中国人的胆子好大啊！    有没有成功的把握呢，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冶炼试验。受命于“危难”的周传典要人有人、要枪有枪，部里的领导们说：凡是懂钢铁的，由你们挑，属于我们冶金部管的，我们给你调，不属于我们管的，我们上报中央。    

            一百单八将（小四宋加粗）

后来攀枝花人把这些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从事钒钛磁铁矿试验的１０８名科技人员称为“一百单八将”。    首先是消化资料，用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后，人们就有发言权了。然后就组织“辩论”，１０８个冶金专家就一个问题进行辩论，前来攀枝花考察的德国专家听到这个细节时说：我们没有这样搞过。    戴眼镜的专家非常重视炉前工的观察，有一次铁水有了些异样，这种现象据资料记载从未出现过，炉前工和专家们都蹲在炉口，一起观察，一起商量。专家们就是紧紧地抓住这一个又一个从来没出现过……    遇到过很多难关，经历过上千次失败，有多少次面临着高炉爆炸的危险，一共是１２００多次试验，１２００多次啊，钒钛磁铁矿冶炼试验成功了。    １９９４年，攀枝花钢铁公司在攀枝花举办国际钒钛资源利用研讨会，与会专家的目光仍然紧紧地盯着这个钒钛磁铁矿冶炼，溢美之辞，不绝于耳。有位外国朋友在私下里要求赵忠玉在这方面开展些合作，赵忠玉说：可以。不过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专利，我们可以在别的领域里进行合作……

                       另外几个奇迹  （小四宋加粗 ）

 攀钢的一期建设工程创造了很多令中国人感到自豪的业绩。外国人也服气。    攀钢的提钒工艺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外国人来了都想看。钒有黑色魔石之称，它的特点是硬，柔韧性好，耐腐蚀，耐高温，广泛应用于汽车、飞机的发动机、轴、弹簧以及火车头的汽缸等高精尖产品，是一种战略性的材料。我国钒的储量居世界首位，攀枝花地区钒的储量约占我国的８７％。攀钢没有建设前和攀钢没有能够从钒钛磁铁里提取钒以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用钒得依赖进口，这个对于攀钢人来说当然是不能允许的，不能接受，不把钒提取出来，要我们攀钢干嘛？    像在普通高炉里从事钒钛磁铁矿冶炼试验一样，不信别人没有干过的我们就一定干不成，硬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科研人员，把这件事干成了。我国由依赖钒进口而一举成为钒出口大国。    攀钢的总体设计，在一个总面积只有２．５平方公里，平均坡度为６．５度的一个山坡上，安排一个年产１５０万吨钢、１７０万吨铁的大型联合企业，这在很多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后来，攀钢的二期工程上马，把生产规模提到３００万吨铁、２５０万吨钢，面积仍然没有增加多少。攀钢的设计是一个立体化的设计，好像在一根象牙上要雕出一条万里长城，很多人称攀钢的设计是一个象牙微雕。不过，它实在并不微，它是在一个庞然大物上作丝丝入扣的“发雕”。    攀钢的设计、装备、生产、工艺，统统都是中国人的，都是中国人用自己的手、脑干出来的，这一点特别令人自豪。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攀钢人从建设到投产、从投产到达标，完全是在一种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条件下完成的。    艰苦奋斗不是一个名词。    自力更生不是一句口号。    这些字、词是和攀钢人的血、汗、生活、生命甚至后代联系在一起的。    有些同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所有当年奔赴攀枝花的建设大军当年喝的就是金沙江水，黄黄的，泥沙很重。成吨、几十吨重的设备就是拆开来靠人拉肩扛“背”到山上去的，有一天，走十几公里山路，十几位工人，抬断了２００多根扁担。《地质队员之歌》、“嘉陵江水映朝阳”、“哪里需要哪安家”，人们就是唱着这些歌奔忙、舍命在攀枝花的。夜晚，躺在席棚外边数星星，听着山峦里传来的狼嗥声。    特别值得在这里写上一笔的是，很多职工多少年两地分居，很多职工春节回家孩子叫不出爸爸。有一个小孩，爸爸跟他说：叫爸爸，孩子说：你不是爸爸。爸爸问他：你爸爸是谁？孩子指指墙上：爸爸在那儿。

                       你们的焦炉怎么不冒烟（小四宋加粗）

    改革开放以后，攀钢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要不要坚持？    借款风波。    １９８５年，攀钢的二期工程上马，赵忠玉提出向国际银团贷款２．１亿美元，这在当时的国家大型企业中是第一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担忧。赵忠玉说：借钱也是为了自力更生，我们攀钢，现在生产的多是初级产品、半成品，人家拿到国外，一加工，利润翻几番的就上去了，这都是我们国家的资源，职工的血汗呀。道理很简单，我们只有取得国际最好的技术、设备、管理，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利益。    借钱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好几家外国报刊非常详尽、清晰地报道了这一件事，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２４家银团的代表都认为：攀钢的管理是一流的，可以信赖他们的偿还能力。这些银团的代表在未去攀钢之前，很严格，很挑剔，甚至连赵忠玉的祖宗八代都问了，待到一去，看到攀钢的昨天，看到这个巨大的“微雕”，几乎每个人都说：奇迹，奇迹。有外国记者说：攀钢借钱使世界了解攀钢了，并说：借来这么多的钱，是攀钢人的本事。    有些事同这些事不同。    一次，攀钢的一位副老总到欧洲的一家公司要求参观一下他们的余热淬火工艺，对方说可以，同时拿出一个厚厚的本子要求他们签字，这位副总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一、参观后不准贵国开发此类产品；二、参观后若买设备应从我公司购买；三、参观后如向国外透露，一切经济责任由参观者负责。    副老总没有在这个本子上签字，后来这项工艺攀钢与另一家外国公司合作成功了。攀钢人明白，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外国先进技术，但是引进先进技术一定要为了自力更生。攀钢在二期工程建设的过程中提出的重在消化、吸收、移植、创造的原则，赋予了自力更生以新的内涵。    攀钢二期工程４号高炉上的一个引进的关键设备苏尔茨风机，自动化程度高，工艺复杂，外国专家提出高额安装费用，并说，你们安装有困难。攀钢人决定自己干，不仅如期安装调试成功，还改进了原设计的１０多处错误和不足。    攀钢人很自豪，当他们的技术、设备、管理在世界上称雄立足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小故事：两位美国焦炉专家前往攀钢推销他们的专利，说这项专利可以作到让炉门不冒烟，赵忠玉一听就笑了，说请两位专家先去我们的焦化厂看看。两位专家去了，回来问：怎么你们的焦炉没生产呀？赵说：生产了呀。专家问：生产怎么不冒烟呀？赵说：我们的焦炉就是不冒烟的呀，我们的焦炉是我们国家的红旗炉。两位美国专家似有些不好意思，又说：那你们是否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的专利？    攀钢自１９７０年投产以来，现已形成年产３００万吨铁、２５０万吨钢、销售收入超过５０亿元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原有设计能力。攀钢上缴国家的利税，除还清国家一期工程的投资外，等于为国家赚回来了一个攀钢。攀钢出口创汇超过一亿美元，攀钢二期工程的借贷正在如期偿还，攀钢的领导“野心”很大，提出：要在下世纪初形成１０００万吨钢的规模，要参加国际经济“奥运会”的角逐，赵忠玉甚至许了“愿”：生产长一寸，生活高一寸，外国资本家能办到的，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办不到？到下世纪初，攀钢人的人均收入要达到一万元以上，攀钢的３０％以上的家庭要有能力购买小汽车，我们现在，就开始考虑修车库的问题了……    攀钢人相信赵忠玉的话，攀钢人相信攀钢，因为他们有一个艰苦、自豪、坚实的昨天，更有一个灿烂、辉煌、宽阔的明天！

（另页）2、一次成功的试验（小三宋加粗占两行）

──重庆城市改革纪实（小四宋）

（发表于1985年12月2日经济日报一版头条）

（与姜洋合作）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经说：河流和航道对创立大城市有法术般的力量……。今天呢，当穿着西装的农民走出村落，当成百项的“金奖”冲出国界，当有舆论惊呼“中国的农村第二次包围了城市”──城市，它究竟还有多少法术、多少才智、多少功能未能施展、迸发、释放呢？    中共重庆市委、市人民政府在领导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注意到：对于城市，我们应该有一个再认识。   

 城市，不是“城堡” （小四宋加粗）

   汽车，沿着山道疾驰。    山城。古城堡的遗迹。我们出神地、好奇地注视着构筑在悬崖峭壁上的城楼、炮台。    “重庆，扼长江，倚秦岭，在三千多年前就是一个战略要地。这些城堡……”同行的、陪同我们的采访的重庆市人民政府的一倍同志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好奇。他说：“这是战争的需要。人们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生产和贸易……现在，它已经完全是历史了。”    城堡，它难道已真的成为历史的遗迹了吗？    几天以后，我们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这样的话；“重庆的改革，应特别注意，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城市，而不是城堡……。”有人这样解释：“城堡，象征着一种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封锁，而城市，则意味着开放，打破这种封锁……。”    话，并不是无感而发的。它揭示出一种矛盾，一种在矛盾中求得统一的认识上的升华。在打开城门，搞活流通，创办贸易中心等一系列的重要决策当中，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就经历过这种愉快而又痛苦的矛盾。    多少年了，我们不是一直这样走过来的吗？为什么非要改？为什么非要让外地的商品打进来？还有，我们上缴任务怎么办？难道外省、外地可以替我们纳税、挨板子吗？    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人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总会感觉到一种不习惯、不舒服。但是，开放，它是趋势，是党中央的决策，人民的意向……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经过“矛盾”，达到了“统一”，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的城市：重庆，是个港口，集散地，东西部的结合部。多少年来，从长江口开来的船要在这里停泊，从云南、贵州、川东、川西运来的物资要在这里交换。地理环境，决定了它的地位，它是大西南的经济活动中心……而且，它曾是国民党的“陪都”，西南行政大区的所在地。现在，它是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特大城市。“因此，一定要坚持开放，让重庆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活动中心……”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同志说。    １９８４年２月，重庆市委、市政府联合作出决策：成立重庆工业品贸易中心，开放市场，搞活流通，打破条条块块的封锁。不久，赵紫阳总理前往视察，立即对这一有利搞活、有利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做法给予了肯定。    我们参观了重庆农贸联合中心。四五层高的楼道里到处贴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广告、商情，房间里全是花花绿绿的商品，电话铃不断……。听说，东北、华北、华南的五百多家企业已经在这里落下了“户口”。此外，“中心”还实行购销、信息、储运、提供交易场所等多方面的服务，不到一年，就同全国七千多家单位和个人建立了联系，成交金额近一亿元。    农贸中心是一个细胞，还有其它的贸易中心、技术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建筑市场……。这些，就象天府的春笋，遇到“开放”“搞活”的春雨，一下子冒头了。    这些“春笋”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除了重庆市统计局仔细计算过的那些令人欣喜的大幅度增长的数字的以外，它意味着，成百家乡镇企业的产品有了市场，上百万农民的手头上有了余款，电视机、缝纫机、手表……，象装了轮子似的，开出城市，开进山村；而城市家庭主妇的菜篮子里，则增添了鸡、鸭、鱼、肉……    乡村农民的日子好过了，城市居民的日子好些了。于是，人们开始睁大眼睛，要求走出去！    这是第一步。这是突破口。    重庆市委、市委政府当机立断，提出：打开城门，全面开放，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立体的、多层次的经济网络。第一个层次，加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第二个层次，加强城乡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第三个层次，开展同西南地区的经济协作；第四个层次，发展同上海、武汉、南京以及沿海地区较发达城市之间的横向联系；第五个层次，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计划地进行技术引进。    一代名饮，曾获得八块奖牌，被赵紫阳总理用来招待外宾，一时蜚声海外的“天府可乐”，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诞生的。短短三年时间，生产“天府可乐”的重庆饮料厂，首先同四川省中药研究所联合，拿出了独一无二的配方。接着，走出四川，走出“部门”，走出“行业”，走出“所有制”。如今，他们已发展成拥有六十八个分厂，生产能力达二十万吨的重庆天府可乐饮料公司，成为国内饮料行业最大的经济联合体。而且，来自港澳、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日本等地的要求订货的函电已经应接不暇了。他们说：为什么美国的可口可乐可以风靡世界，我们就不？    １９８４年４月，由胡耀邦、赵紫阳亲自倡导的四省（区）五方（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重庆）经济协调会议在贵阳召开了，重庆市委书记于汉卿在会议上表示：要在流通、科技、交通、设备、轻工产品五个方面，努力为开发西南经济服好务。会上，贵州省交通厅与重庆市交通局就共同筹建黔渝联合航运公司达成了协议。尔后，一项项的协议，一项项的协议的成果。尽管有些协议还没有付诸实践，尽管有些协议还没有显示出巨大的效益，但是，人们振奋地看到：                 网络形成了，象一条条经线、纬线、铁路线，伸到云南，铺到广西，架到华南……，动脉畅通了，重庆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这时，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在想：架式，拉开了。中心，中心的中心，我们自己该怎么办呢？    他们说：中心，不是说的。要想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中心，那就得拿出自己的实力。   

 城市，解放你的企业 （小四宋加粗）

   实力，在哪里呢？    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把探索的目光落到了自己的“孩子”──八千一百余家的企业的放开搞活上。    城市，企业，它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企业，用自己的血汗养活了城市，它是城市的脊梁。城市，理应为企业提供生存、发展的良好环境，理应为企业服务。    说，简单。做──谈何容易。    １９８４年５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简称“十条”）下来了。６月，重庆市政府关于贯彻执行“十条”的具体规定下发了。但是，“想不通”跟着就来了。全市有六十九个行政性公司，把权力都放给企业，它们干什么，不说资金，单是几千号人你就没法安排！    重庆市委、高政府的领导没有急于更多地“做思想工作”。而是，先试点。前市委书记王谦带队来到了市家具公司，把公司、工厂的头头们请到一起，商量：权，一定要放，问题是怎么放？并且请厂长们当着公司头头的面“摆”（四川话，聊、说的意思）：需要不需要公司这个“婆婆”？厂长们说得很直率：需要。但是不能要一个只管收钱收权的“婆婆”，而是需要一个不挑脸、不敛钱、爱护“媳妇”的“开明”婆婆”。同时，市委书记也认真、仔细地听取了公司领导的意见，市家具公司落实放权决定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从上面下来的，再从下面上来，并且有实践，这个意见就比较正确、得体、有利贯彻执行。重庆市委、市政府对有碍企业扩权的行政性公司没有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没有“撤销”，没有“整顿”，而是因势利导的稳步“调整、改革”：取消公司行政职能，转轨为各种经济联合体，由工厂根据实际需要自愿选择“婆婆”，或退出公司。公司的职责，特别强调──服务。    由于自主，人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就有了创造、多样化。三个多月后，全市应该调整的五十四家工业公司中已有二十六家调整完毕，它们被区分为：（一）紧密型。公司是法人代表，所属工厂也是法人，公司、工厂是统一核算的经济联合体。（二）混合型。公司内部有联营的企业，也有松散合作的企业。（三）经济服务型。有联营的企业和松散合作的企业。（四）服务型。公司无所属或联营的企业。    自主、创造、多样化，给工厂、公司带来的是什么呢？公司，不再是只管下令、检查、收钱的“婆婆”了，他们成了企业的“伙伴”，平等的商品生产者。而工厂呢，他们说“婆婆”，既管产前，又跑产后，还管教育，信息，我们是离不了啦。    效果比较好的，有重庆造纸工业公司。这个公司在调整前下属九个厂。调整，一个工厂独立出去了。开始，他们也想不通，“不收管理费，要不要公司叫厂里定，这不是尊卑不分、搞颠倒了吗？”可是，这是中央、市里的死命令呀，不能不执行。而且，仔细想，从大局，从重庆，从工厂，也是，我们不挣钱，光花别人的，还耽误人家挣……。造纸公司的一位同志很真实地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对这一改革的“认识”、“飞跃”。我们还了解到，这个公司在组成新的经济联合体时，联合的项目既可以是单项也可以是多项，并且不受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的限制。公司设立管理委员会，各厂厂长是委员。公司从一年的利润中提取适当的分成。一年过去了，公司和工厂都比较满意。    政府的管理职能发生了变化，“中梗阻”变成了“穿针引线”，证明这项改革成功的是：今年１至９月，全市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３３．８％。    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在总结这项工作时说：搞活企业，是城市改革的出发点。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是我们对城市功能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廖伯康同志说：“我们是管城市的，我们不能不时时注意总结对城市认识的经验。”   

 城市，施放你的法术（小四宋加粗）

   在开放、搞活的同时，在大量新的矛盾、问题涌向重庆市委、市政府机关大楼的时候，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思维更加活跃了。一有余暇，重庆市市长肖秧就拿起一本厚厚的“城市经济”，一边读一边想：    城市，它究竟还有多少作用没有发挥呢？    全国各地的市长也许都在这样想。    全世界的呢？    那些对城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污染严重极为关注的经济学家们也许也在想。    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很清醒，他们注意到了全国、世界其他地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他们认为：除了要努力发挥城市作为经济活动中心的作用以外，还要全力开掘、发挥它的信息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交通中心等多方面的功能。因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同时，必须根据可能或已经出现的城市疾病进行综合治理。    有人注意到最近在重庆召开的会议很多：    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宣传经济交流会；    国家体改委信息通讯员联络会；    武汉、沈阳等八市冶金集体企业改革经验交流会；    ……  ……    一个月，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重要会议在重庆召开。也许有人问：开这么多会，有必要吗？但是重庆市委、市政府的态度是明朗的：欢迎，欢迎各界朋友到重庆来交流信息。肖秧同志说：信息，是个趋势，我们不能落在时代的后面。    但是，你重庆有那个承受有力吗？你重庆的吃、住、行跟得上吗？又有人问。    这时，重庆市政府有关部门也许会给你拿出一大把数据：全市有宾馆、饭店、旅馆、旅店上千家，床位十万余张，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旅店，忙时接待，闲时经营，并不会亏本的。另外，如果可能，请到解放碑（重庆的“王府井”）看看去－－深夜，明灯高悬，油亮的烧鹅，干松的牛肉，白斩鸡、熏干、火锅……几乎全四川的名萃都摆在这里了。    这是热气腾腾的第三产业。    为了发挥山城的多种功能，为了使山城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中心，增加它的吸引力和辐射力，重庆市委、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大力兴力第三产业。政策是比较优惠的，措施是相当具体的，这可以用农民专车一事作证：四乡进城卖鲜货的农民反映了，乘车难，今天进了城，明天难得回。市里领导知道了，立即同交通部门商量，加开农民班车，头晚把车开到山村，第二天送农民进城。    还有，重庆人对他们的小公共汽车颇感自豪。那天，晚上七点多，我们出城去沙坪坝，有意识的，在汽车站从呆了一会儿。结果，发现平均每十分钟左右就有一辆满载或还有空座的小公共汽车通过。听说，这些汽车有不少都是来自外地与重庆联营的。还有港口，重庆市政府的一位领导曾专门负责如何开发港口，让港口洞开，盛情迎接四方来客。还有科技、教育，还有……    这一切，为了什么呢？重庆市市长肖秧说：中心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工业生产基地，要注意发挥它的多种功能。过去，由于对城市功能的片面理解，普遍造成了住房紧张、电话不通、道路堵塞、公用设施差的状况。因此，当前重要的一条就是发展第三产业，创造良好、正常的生活、工作环境。    另外，重庆人很关心山城一年里有近百天的雾日，看不见太阳，那雾里到底有什么呢？１１月１３日，《重庆日报》一版头条：重庆酸雾的采样、分析证实，重庆雾中污染物的离子浓度比雨水中的高八点三倍，酸雾对正常人和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肺功能有影响。这件事说明，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没有忘记城市的疾病，没有忘记山城的一千三百八十九万人民。我们相信，这项科研用不了很长时间就会取得成果的。                  

                   从成绩上看，这几年，重庆市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是富有成效的。体制改革前三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７．４％；近两年平均递增１４．３％。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４年，财政收入净增数为前四年净增数的四倍。１９８４年，上缴中央和省的财政收入比１９８３年增长１４．１％。经济形势有了显著好转。但是，能不能说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呢？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比较明智：所有工作，都在矛盾中滚出来的，即使做了一些事，也远非完善。我们常常想，我们是管理城市的，我们得弄清自己的职责并且时时记住自己的职责，为它奋斗，为大西南奋斗，为全国四化奋斗。    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思考是十分可贵的。他们在山城的改革实践中迈出了自己的脚步。其他城市呢，有没有一个“再认识”的问题？能不能不搞一个模式，走出自己的路？

（ 另页） 3、是增建办公楼还是精简机构？（小三宋加粗占两行）

　　                  （发表于1986年7月12日经济日报一版头条）

一个老问题。一个见怪不怪的问题。国家机关的干部们又在为办公楼的拥挤发愁。　　北京，西长安街，一座九层的办公大楼。　　第一层，楼道，摆着七八个文件柜……　　第三层，楼道，放着十七八个文件柜……　　第四层，第五层，第六层……文件柜成为墙，办公室象小学课堂……　　记者采访了一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办公楼挤，挤得不能再挤了，整个大楼现在只有一个会议室，逢年过节开大会就提租电影院、礼堂。”“所有的会议室、门厅早就改成办公室了，可还是挤，有的三个处用一个办公室，十五六个人，就象小学教室里的课桌……去年连大学生都没放进……”　　什么原因呢？　　“人多呗！机构多。可你能说哪个机构不该成立……”　　又一座办公楼，离天文馆不远，更挤了。三米多宽的楼道已经变成了一条一米宽的甬道。向一位工作人员询问原因，他说：“一、我们过去房子就比较少，几个机关并在一起，人多，自然就挤。二、机构增加了，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当然也有不一定非要成立的，说不好。三、实行办公室办公现代化，各个司局都设立了计算机室，用掉了十几间房，其实只需要集中建一个计算机室就行了。四、有的离、退休的同志的办公桌还在那儿占着，有的房子在锁着，谁都不好说话，也不敢说话，离、退休同志的办公室、汽车、文件等等如何通融使用，似乎国家应该有点规定，不然房子、汽车、文件再多也不够……”　　同一位工业部门的负责同志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问他：这故障到底发生在哪里呢？　　这位同志回答：机构！我们这座办公楼原来定员一千二百人，现在已有两千好几百，吃饭都挤不下了，还不是因为机构！“好几个公司相继成立，原来只是一个局，二三十个人，现在一下子就增加到一百六七十人。精简机构，精简机构，喊了七八年，还不是越简越多……”　　“也不好说都没有必要，可一设新机构就必然会新设座位，比如，增加一个局，就必然要增设办公室，还要有综合处……还要有局长，还要有秘书，还要有……人越来越多，事越来越多，西方有个专家管这叫什么来着……噢，柏金森病……”　　好几位同志都提到了这个词——机构，其中有位同志说：你去采访采访国务院，看看究竟有多少国家机关正在申请盖办公大楼，你可以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需要增盖办公楼还是应该精简机构？　　精简机构，这个为中国人见怪不怪的问题，应该再一次提出来了。

（另页）4、书生意气（小三宋加粗占两行）

──记江西吉安地委书记段加林（小四宋）

（发表于1986年10月5日经济日报三版）

【内容】=    段加林本人并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中国第一个民主推选的地委书记。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中旬，当段加林得知江西吉安一百零八名县级干部有一半以上推选他任中共吉安地委书记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　　他并不想做官。“文章千古事，好官一时荣”。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曾有过数年记者生涯的段加林珍爱的是曹雪芹、鲁迅那一支支摇撼人心的笔。但是，“有哪个时代比这会儿好呢？”“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推选的，是集中了吉安四百万人民意志选举的，是那些打着赤脚、啃着红苕、巴望青天的草民们推举的……”段加林不能淡然处之。　　由此，一年零一个月以前，当段加林乘船去万安县就任县委书记时，他的心情也是复杂的。他想起了两首前人的诗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清。”以及“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两种思绪，一腔热血，已经很有些书生气了。　　一介书生，未带一兵一卒来到这皇帝“远”的地方“开辟新局面”，他能行吗？一干事就看出艰险来了。前万安县委负责人的公子一贯欺男霸女，段加林刚决定“开刀问斩”，就有人上门好言相劝：老段呀，万安这地方可不比内地，你得小心安全……段加林要起用一位能干的青年干部，县常委多次讨论就是通不过，反而总是有人说：段加林这小子呆不长，你看他用的什么乌龟王八蛋！　　看出段加林“是个好官”的善良的人们也开始为段加林担心了：这人心太正，不能让这柄宝剑在万安折断呀。　　但是，偏偏段加林就是不信这个，他把笔往文件上一扔：大不了弃官而去，我还当我的记者去！　　也怪了，段加林这一介书生居然在万安县杀出来了。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吧，万安县党风明显好转，万安县的知识分子不再想着调走，万安县的百姓们纷纷传说，段加林是邓小平派来治理万安的清官！　　这似乎是一个奇迹。这不应该是一个奇迹。　　一年零八个月以后，１９８６年８月，做了地委书记的段加林在谈起这些往事时仍然有些迷惑：这是我吗？我不过就是做了点该做的罢了。　　他瞻念未来。他担心自己的努力愧对江东父老。他把目光投向遥远的过去。他说：为什么解放了三十多年的井冈山还有卖儿卖女的呢？为什么这里的人们信关公刘备不信马克思毛泽东呢？为什么？段加林禁不住有点悲凉起来，但是很快，段加林又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美丽的图景：我要尽自己的可能，在这里制造一个小气候，让一切能干、想干、敢干的人们到这里来，一起试验、建设，创造我们的新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