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儿童节——我的童年二三事

       一、幼儿园死了一个女孩“大双”

      1959年，我在黄陂城关上幼儿园。幼儿园提供中餐有两种方式，一是交钱和粮票买饭，二是交米给加工费，我属于后一种。但不管哪一种，都是吃不饱的，因为那时缺粮。幼儿园里有一对孪生小姐妹，那时我们很小，不会知道彼此之间谁好看不好看，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长得不错的一对孪生姊妹。幼儿园里上课无非就是蜡笔画画、做手工、拿捡来的冰棒棍算数、教唱歌、做游戏。可过了一段时间，就没见到那个“大双”同学了，先是说请了病假，后来有一天点名，“大双”还是没来，老师问了“小双”，“小双”突然哀嚎起来，原来是“大双”死了——急性“痢疾”，是在街上捡东西吃，上吐下泻拉肚子死的。我这才想起，在这以前我经常看到“大双”是爱在街上捡能吃的东西放到嘴里吃的。后来老师也告诉家长不要让孩子捡东西吃。
      我是不在街上捡东西吃的，可我也吃不饱。有一次我无意中在一个水果店地上捡到“壹角”钱，我用它买到了粑粑吃（仅油条和杂粮粑粑可不要粮票），从那以后，我成了“光顾”小副食店和水果店的“常客”，我不买东西，蹲在店门口或水果摊案板底下，等着“捡钱”，可那机会实在是太少了，好不容易又过了一些时，才又捡到一个“伍分”、一个“貳分”，突然有一天捡到一个“貳角”，那个心里喜的呀，咋说呢？说不上来。我用它买了我喜欢吃的酥糖和“果汁露”，那味道美美的，真美！
      59年至60年那期间，我父亲在武汉钢铁学院电气系二零四班上“红专大学”，当班长。学校里吃饭不交钱，只交粮票，我母亲就干脆把我送到我父亲学校。这其间杨世洪（1954年出生，比我小两岁。2002年期间曾任武汉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后因事判刑）的爸爸杨来岐也在我父亲一个班、一个寝室，他也曾在学校带过孩子，总算有“同路人”，要不然我父亲带着孩子上学，一定是很尴尬的。学院食堂里每天早上是馒头、油条和稀饭，我吃完后就偷偷装几个馒头走出食堂门，回到寝室后藏到妈妈准备的一个挎包里，到了星期六，我和父亲一起回家，我就给我的爷爷吃。记得每星期六下午我爷爷就在横店老铁路旁等我，等着我拿馒头给他吃。后来学校发现了，只准站在食堂门口吃完，不准拿回家。后来我爷爷病了，再后来我爷爷就病死了。

       二、刨树皮压死了家乡的“大双”妹子

      1959年至1961年期间，我母亲在黄陂建绒厂食堂当管理员。连续三年困难时期，人们主要靠东北支援的高粱、包谷度日，高粱火气特别大，吃了拉不出来。能提供的大米本来就少得可怜，奇怪的是，后来食堂仓库里数量有限的大米经常变少了，搞得“团不了头”不够吃。有人怀疑我母亲“搞鬼”，贪污粮食，我母亲感到很委屈，也开始怀疑有人盗窃粮库，于是深夜拿着手电筒在旁边守候小仓库。一天深夜她终于抓住了那个偷米的人，原来他是我经常喊的对我“蛮好”的“小毛叔叔”，他一直总是很客气滴叫我母亲“环姐”。我母亲抓住他后，他一个劲地作揖说好话，我母亲只说了他一句话：“你是么样做这个鬼事呢，害死人乃！”那一年年底，工厂精简，要下放一批人，我母亲觉得没有管好食堂，亏欠了厂里职工，无颜面对厂里职工，在提出要求将那个“小毛叔叔”调出食堂，下到车间去后，自己也写了申请书，带着我和妹妹下放回到了老家，从此我们开始成为了真正的农民。
      下放到老家以后，一切从头来，一要吃，二要烧。10岁的我也开始学着挑水、锄地、砍茅草，生活确实不容易。有时我们到铁路边“扫煤”，被照煤的人看见了来追就跑；有时在铁路大货场“刨树皮”。整筒的“东北松”大圆木很粗很大，有的圆木两三个人还不一定能环抱住，那面上的树皮可好烧了，这个时候，我们小镇上的孩子和妇孺都会去争着抢着刨上面的树皮。有一天，正在我和我大妹妹用劲儿地刨着刨着的时候，忽听到“咵啦啦”一阵巨响，原来是另一边的一堆圆木堆子“发马了”，接着就听到有人喊：“哎呀，打倒人了，打倒人了！”我放下篮子，跑去一看，是横店一街那个比我小些的“大双”姑娘被“发马”滚下来的大圆木压死了，那惨景、人变相、血迹……
      我今年回老家过年，在四川绵阳的大妹妹和她女儿女婿全家也回来团聚，我和我大妹妹回忆起这件事，依然痛心。不知那个“小双妹妹”现在何处？生活怎么样？

       三、我炒的冬瓜差点丧了四妹的命

      1966年夏天，我外婆病了，病得很重，在黄陂人民医院住院。因为我只有一个舅伯，舅妈一个人招呼不过来，我母亲也很心疼我外婆，所以参与外婆家在医院里招呼，一连四五天也不能回家。
      我父亲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也难得回家一两回。家里有我和大妹妹操持家务，做给小妹妹吃，我妈也算是放得心下。家里平时本来就过得很苦，没几天，我妈留给我们的不到两块钱就用完了，那时是绝对没有冰箱的，碗柜里面还剩最后一小块冬瓜，不知怎么搞的被老鼠咬了几个大缺口，我把它拿出来，把老鼠咬的缺口削掉，切成冬瓜片炒熟后，我和我的几个妹妹就一起合着吃了这顿饭，连冬瓜汤水也没有剩下的，还觉得挺合胃口的。
      可一个下午还没过完，我们都有点拉肚子了。最可怕的是，那时我的四妹最小，她才不到两岁，只见她上吐下泻，先还哭闹，后来就不吱声了，脸色也变得惨白了，几个妹妹都捂着肚子哭了起来，我慌了神，赶紧嘱咐了一下我的大妹妹，就抱着四妹到黄陂人民医院去找到了我的母亲，简单说了一下吃了老鼠咬过的冬瓜，肚子就都坏了。我妈一看也慌了神，说了一句“怨言”也是自己的真心话：“哎哟，为了招呼娘，差点把我里伢的命也丢了哦！”和舅妈简单交代了一下以后，赶紧给我四妹看病、打针、拿药。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越是缺钱越要用钱。之后，又抱着我四妹慌慌忙忙地赶回家，为我们几个买“泻痢停”和“土霉素”，给我们都吃了药，这才算是缓解过来。好在老天爷还算是知道“照顾”穷人的，在我妈的细心照料下，四妹也没有住医院，第二天以后，我们也都慢慢好转过来了。

      现在生活好得多了，我们老了，我们的孩子、孙子比我们以前过得好多了，往前奔，总会好的。也不多说，能在希望中一天比一天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