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支左

     （前言）应战友们的要求，将我在部队生涯有选择的再发几集，供战友们品赏。
      在那场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部同全国其他部队一样，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全团干部、战士除骡马分队以外，其余全部在郑州支左。守卫在郑州市的各条战线上，其中二营在郑州铁路局担任军事管制，四连在郑州机务南段，五连在铁路局党校，六连和营部驻郑州铁路局文化宫。这样，我们全体新兵（除留守人员外）于1968年5月1日上午7时许在商丘乘火车到郑州，下到老兵连队。当天中午我们四连的57名新兵来到郑州机务南段，我被分到二排六班，班长张明安、副班长汤运喜（均为1964年入伍，武汉市黄陂区人）随同我一起分到六班的还有吕继长、李文灿、胡安林，童XX，加上三名老兵邓林桂、朱光元、何从新，全班共10人。排长是石功伦（湖北襄樊市人、1960年入伍）。二排四个班全部住在机务南段培训火车司机的教室里。教室内摆满了各种火车模型，教室紧靠铁路，距铁轨不足五米远，这里是火车加水、加煤、调头、挫道的地方，铁轨密布，交叉道多，由南到北足有100多条，南来北往的火车都在这里停靠。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火车往这里经过，火车的轰鸣声昼夜不断，每当火车从此处经过时，我们的房子随之颤动，就象发地震一样。那时还没有内燃机，火车全部用蒸气机牵引，机车放出的废气、废水以及煤灰污染了整个上空，一天到晚烟雾弥漫，灰蒙蒙的，住房内外、床上、桌椅板櫈到处都落满了灰尘，洁白的床单用不了几天就变得黑乎乎的。开始几天生活很不习惯，最大的问题是睡不着觉，刚一合眼不是被过往的火车震醒，就是被火车的鸣笛声吵醒。好在那时候年轻，磕睡大，没过几天就逐步适应了。
                       
                   （一）   第一次执法枪毙人
   
     1968年5月10日，郑州市革命委员会决定镇压一批犯有命案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要求支左部队派50名解放军战士随同执法。团首长决定每个连队各抽5名，指定五连连长刘广平带队，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行动。上午8时许，全体执法人员全副武装，每人携带10发子弹（规定不准子弹上膛，只能装在弹夹袋里），来到当时五连驻地郑州铁路局党校集合，然后乘车前往郑州市公安局。
这是我第一次执法枪毙人任务，以前只听说过，没有亲身经历过，又是刚入伍不久的新兵，心中难免有点紧张害怕。因那时郑州的形势还不是很稳定，造反派和保守组织之间的武斗刚刚平息，随时都有再次发生武斗的可能。听老兵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郑州的派性相当严重、激烈，经常搞武斗，就在去年冬至今年三月前这段时间里，郑州国棉六厂、郑州烟厂、郑州炮校等地发生了几次大规模武斗，双方都死、伤了不少人，在全国都是有名的。在这次枪毙的8名刑事犯罪分子中，就有2名是造反派，真担心有人劫法场。
     当我们一行50人来到郑州市公安局后，才知道犯罪分子早在前几天就宣判了，并召开了大型批判会，同时对会议情况录了音。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在枪毙犯罪分子之前，先游街示众，放批斗大会录音广播。游街完了后再执行枪毙。
      被枪毙的8名犯罪分子全部五花大绑，每人身后插着一公尺高、20公分宽的大标牌，上面写着××犯×××，名字都用红毛笔打了叉。每名犯罪分子分别乘一辆解放牌敞蓬汽车，均由4名公安干警、4名解放军押着，站在汽车最前方。另外还有100多名普通刑事犯罪分子陪斗、陪游。如抢劫、强奸、盗窃等其它被判了有期徒刑的，每人胸前都挂着手40公分宽、30公分高的硬纸牌子，上面写着××犯，判刑××年等字样。每8人乘一辆汽车，分别站在汽车车厢两边，由6名公安干警、4名解放军押着，大小共有数十台汽车。
      从上午9时开始，汽车沿郑州人民广场，金水大道，二七广场，（当时二七纪念塔还没有修，二七广场还是转盘公路），郑州火车站，郑州国棉六厂等繁华地段游街示众，每到一地就停在路边放录音广播，每次约一个小时，录音广播放完了就到下一站，如此循环。每到一地都会引起成千上万的人驻足观看。一直到下午4时，中途没有休息，也没有吃饭。游遍了郑州所有的大街小巷。
     最后，拉到郑州西郊打靶场，在离打靶场还有200多米远时，市公安局负责人对我们讲，解放军同志只送到这里为止，下面的事由我们公安局自已负责。这时我看到很多公安干警事先已在那里等候多时。那些平时凶神恶煞，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在得知自已即将走到生命尽头时，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大小便失禁，瘫软在地，有的甚至晕死过去，没有一个是自已走上刑场。全部由4名大汉架着膀子，连拉带推送上断头台。当我们听到几声枪响后，才依依不舍的离开靶场返回部队。
                       
                       （二）收缴枪支弹药
   
      由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各造反派组织大搞打、砸、抢，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装备，派别之间大搞武斗，造成流血事件。武斗虽被平息，但一些武器装备仍然流落在少数造反派和保守组织成员手中，给社会治安造成隐患。尽管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混乱不堪，极左路线盛行，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治安秩序和经济秩序，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1968年7月3日、7月24日两次发出联合公告（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动员广大群众交出武器，撤销驻点，消除派性，实现革命大联合。
     为贯彻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精神，我团二营于7月上旬全部撤出郑州铁路局，奉调郑州警备区，执行收缴武器弹药，撤销驻点等任务，分别进驻郑州警备区附近的企事业单位。其中四连从郑州机务南段搬迁到位于郑州金水大道的中南煤炭管理局，与河南省军区仅一墙之隔。
      如果说“七?三”布告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没有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的话，那么，“七?二四”布告则完全相反，整个河南省、郑州市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报纸、电台、宣传车全体出动，大街上的标語、口号、横幅、宣传单应有尽有，布告贴到每个居委会门口，传单散发到每个成年市民手中，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几乎是全方位的，声势之大、范围之广为历史罕见。
      在组织措施上，郑州警备区要求收缴工作由驻郑解放军分片包干，全体出动。各连队以班、排为单位，不论新兵老兵全部上阵，分别下到各厂矿、企事业单位、街道居委会，大力宣传布告精神，动员广大群众自动交出武器，撤销武斗驻点。同时走访群众进行深入调查，实行普遍撒网，重点摸鱼。只要查出谁在文化大革命中玩过枪或谁跟枪有关系，就顺藤摸瓜，查他个水落石出，一追到底，直到非把枪追回来不可。有时为了追查一支枪，连队干部战士乘车撵转几百里，盘根问底数十人，连续追查几天几夜才把枪追回来。经过近20天的努力，终于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仅四连一个连队就收回各种手枪7支，老式三八盖步枪1支，信号枪1支，日本军用指挥刀一把，各种弹药、刀、剑、匕首等共计5000余件，各种自行车200余辆。
     当时有一把非常漂亮、非常精致且具有收藏价值带套的匕首，我很想把它留下来，遂以连部需要把刀切西瓜为由向连长请示，连长不同意。经我软磨硬缠，连长只好向营长请示，但营长李庆东仍不同意，最后只好作罢。
      收缴武器工作初步告一段落后，随即转入协助公安部门清查城市户口，遣送城市倒流人员，维护郑州市的治安管理秩序。由于文化大革命造反夺权，从农村倒流回城的人很多，有的是过去被政府或有关部门错误处理或对处分不服，要求落实政策或平反昭雪；有的则是到城市做生意；更多的则是盲流、逃荒要饭的乞丐。由于天长日久，这些人长期在城市滞溜，越聚越多，据说最多时多达10余万。郑州市警备区让我团每个连队分别轮流向外地遣送，每批约300人左右。为防止这些人中途逃跑，全部用手指粗的绳子将他们连成一串，派一个班的兵力武装押送。车皮是警备区事先安排好的，每列客车均有一节车厢专门用来遣送倒流人员。遣送范围：东到徐州，西止洛阳，南到信阳，北止安阳。我们将被遣送人员全部交给上述城市收容站，再由收容站分送到全国各地。
     每次遣送并非用汽车直截送到火车站上车，而是由遣送人员到市收容站用枪押着步行到火车站，沿途引起不少老百姓围观，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境况完全不亚于电影《地雷战》中日本鬼子押着中国老百姓踩地雷的镜头，我自已都感到难为情。因为这是警备区的差遣，我们只能服从，不能说三道四。那时候因是特殊时期，也没有人敢说这是侵犯人权。由于需要遣送的人员太多，几乎每列火车都有，一天有很多批，全连所有的人都参加还忙不过来，不得不把连部、炊事班的人拉来顶班。其他连队的情况我不知道，反正四连是日夜不停的遣送。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努力，遣送任务完成得差不多了，除留下少数人员继续遣送外，其余人员就在连队驻地附近军事训练。
                        
                       （三）一锅夹生饭

     
       在贯彻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之前，团首长决定全团官兵利用这段时间到郑州郊区农村支农10天，帮助农民夏收。我们四连分配到郑州东郊40里外的南曹公社李庄大队。当我们来到李庄大队时，那里的夏收已经全部搞完了，正赶上栽红薯。全连干部战士被分散到老百姓家中吃饭，集中住宿。每个老百姓家分配二至三人，与老百姓同吃、同劳动。我们白天帮助老百姓栽红薯，晚上挖水渠。因当时正值盛夏，天气非常炎热，火龙般的太阳晒得我们大汗淋漓、黑不溜秋，还要到数百米外的地方挑水浇红薯，否则，刚栽的红薯可能会被太阳晒死。每天劳动时间大多在10个小时左右。
     劳动强度大倒还无所谓，关键是那里老百姓的生活习惯让我们这些南方兵极不适应，尤其是吃饭问题更为突出。当地老百姓大多都是每天早上把一天要吃的饭全部做好，每人每餐一碗青菜汤，两个黑面窝窝头，早餐吃不完的窝窝头全部用高粱梗编的小盘子里装着，放在抽屉里，待下餐再拿出来吃。窝窝头热的吃还是可以的，如果是冷的吃就不行了，味道不好倒也罢了，关键是啃不动，简直象砖块一样坚硬，根本就没办法吃。那里的老百姓非常贫困，据说平时都是吃两餐，看到解放军来了才改吃三餐，即使是这样的生活标准也是倾其所有，尽到了他们最大的努力。
      当劳动到第八天的时候接连下了两天大雨，生产队干部认为，下雨天正适合栽红薯，免得挑水。所以下雨天都没有休息，解放军和当地农民都在地里干活。我们看到那些农民社员都没有带雨具，连忙把我们的军用雨衣送给他们，他们又反过来把雨衣送给我们，这样反复你送过来、我送过去，我送过去、他送过来。双方的衣服都被淋湿了，最后大家干脆都不穿雨衣，冒雨干活，结果解放军和那些农民全部成了“雨淋鸡”。我在那次被雨淋了后患了重感冒，发高烧40度，找卫生员要了几片药根本不起作用，到市区看病来回80多里路很不方便，最后连长用五床被子给我发汗，仅半天时间竟然奇迹般地好了。
     经过10来天的艰苦努力，我们帮李庄大队栽了400多亩红薯，挖了数千米水渠，当地老百姓对此非常感激。快要离开时，庄里一些老大娘见我们每天吃窝窝头、喝青菜汤不习惯，饿着肚子给他们干活，心里很过意不去，特地把部队发给每户的大米给战士们改善伙食。谁知他们以前没有吃过大米，不知道大米饭是怎么样做，采用做小米饭的方法做大米，结果全都做成夹生饭，根本上就不能吃，倒掉又舍        不得，闹出了不少笑话。通过我们现场讲解，给他们示范才把饭做熟。我告诉他们：“做饭时将大米洗净，下锅后以水淹到手背为宜，不能随便搅动，待水煮干后要停火三至五分钟，然后再烧一小把火饭就熟了，但不能烧多了，多了容易煮糊”。看得那些老大娘哈哈大笑，说：“我活了60多岁，今天才第一次学会做大米饭，这真是沾了解放军的光。”想不到我这个以前根本没有做过饭的毛头小伙子，只不过是多吃了几天大米，竟然有模有样地给那些老太婆当起师傅来了，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些往事虽然过去几十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四）“梦幻”时代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路线盛行，尤其是对毛泽东主席的个人崇拜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大搞“三忠于、四无限”。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那时候的人像“疯子”， 像“弱智”，只知道愚忠、不辨是非，简直如同“梦幻”一般。
        所谓“三忠于、四无限”，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服从毛主席。从中央到地方，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农村还是城市，每天早上都必须列队站到毛主席像前向毛主席敬礼，请示工作。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每天晚上还要向毛主席简要汇报一天的工作。俗称“早请示，晚汇报”。如二营某连理发员（湖北大悟县人，1968年入伍），在一天晚上用        家乡方言向毛主席汇报时说：“毛主席呀毛主席，我现在向您老人家汇报，我今天理了九个发，其中两个逛（光）头，七个碰头（指长发），今天做的不够，明天还要继叔（续）努力。”所有参加汇报的人直想笑，但不敢笑出声来，因为事关对毛主席的态度，是严肃政治问题。事后战友们私下开玩笑，确实相互笑了很长一段时间。
       向毛主席敬献忠心，“忠不忠、看行动”，“亲不亲、线上分”。提倡跳“忠”字舞，绣“忠”字旗，唱语录歌。谁背诵毛主席语录多，说明谁的毛主席著作学得好，谁身上挂的毛主席像章多，说明谁对毛主席最忠。因此，大家都不遗余力地到处收集毛主席像章，最多的身上要挂10多个，就象苏联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一样。有的把毛主席语录写成条幅挂在办公室、宿舍显眼处，有的把毛主席像贴在墙上、走廊、床头到处都是，以示对毛主席的忠诚和热爱。还有不少企事业单位自已生产毛主席像章，而且越做越多、越做越大。一时间大人小孩、男女老少人人胸前都挂满了毛主席像章。
     我那时在连部工作，有幸随连长一块行动，连长樊守治经常带着我到处收集毛主席像章。只要他看到了哪个单位生产了毛主席像章，就主动找上门去厚着脸皮找别人要，不管认识不认识，也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不给不走。我曾私下问樊连长，“别人又不认识你，既不是亲友，也不差你几七几八，凭什么给你像章？”连长说：“我们这是忠于毛主席、是大好事，他们没有理由拒绝，也不应该拒绝。大大方方地找他们要，绝对没有问题。”果然不出连长所料，我们去了那么多单位，还真的没有人拒绝过，次次成功，从来没有空过手。不到两个月我们各收集了100多个毛主席像章，到现在我仍然保存着数十个。每当回想起这些往事来，不能说不是个笑话。说他们是“疯子”、“弱智”恐怕不为过分。
        后来党中央、国务院发现全国各地滥造毛主席像章，而且愈演愈烈，及时进行干预，毛主席也发表了“还我飞机”的重要指示，这个问题才得到有效制止。
       四连在战争年代曾荣获“战斗模范连”、“猛打猛冲立头功”等光荣称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多次被武汉军区、军、师、团树立为先进典型。在“三忠于，四无限”的大事大非中自然不能落后，党支部为了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动员全连干部战士捐款，买来白布、丝线，专门从郑州纺织机械厂请来两名画工，五名女刺绣工，在中南煤管局地下室用了半个多月时间，绣出三尺宽、五尺高的毛主席巨幅画像，需要二名大汉才能举得起。那时郑州经常游行，毛主席发表最新最高指示要游行，毛主席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毛主席派工宣队进驻大专院校、毛主席给工宣队送芒果等都要游行，每次大型活动都要和郑州各界群众数十万人一道，到郑州人民广场开会，由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建勋、副主任纪登奎、王新、耿其昌等同志讲话，然后就是通霄达旦的游行，每次游行时，郑州的交通几乎全部瘫痪。那时我年轻，磕睡大，夜间游行时经常边走边打磕睡，完全象梦游一样，从马路这边昏昏沉沉走到那边，后面的战友看到后踹一脚或打一拳，磕睡仍然赶不走，甚是狼狈。
       游行时我们打出毛主席巨幅画像，引起不少与会者和路人驻足观看，还有不少人慕名上门取经，学习刺绣技术。我也跟着那几名女工学习刺绣，在挂包上绣出《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其工艺水平与那几个女工毫不逊色。
                  
                   （五）支左尖兵——张国胜

      
       一营副教导员张国胜是大家公认的小能人，在我转业后听说提升为浙江湖州武警支队副政委，转业到河南信阳。然而，可能有些战友还不知道，他真正发迹是从郑州支左时开始的。
        张国胜：河南光山县人，1965年3月入伍。个子不高，敦敦实实。读书不多，但爱学习，善思考；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往往有独到之处，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喜爱。早在当战士时期就展现出聪明、伶俐，反应敏捷、办事果断、口才出众的过人天赋，是同期入伍中的佼佼者。入伍后凭借他的上佳表现被挑选到连部当了步话机员，67年底被派往郑州车轮厂支左，当驻厂军代表。
        那时郑州的大气候不好，形势很乱。从上到下两派对立情绪很大，经常闹派性，打派仗。工厂停产，工人不上班。面对这种情况张国胜没有退缩，更没有畏葸不前，而是不遗余力地给造反派和保守组织的头头分别做思想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员他们团结协作，消除隔阂、消除派性，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为抓革命、促生产作出贡献。一次做不通就两次，两次做不通就三次。反复多次找他们谈话，星期天、节假日不休息，抱病家访，把思想工作送上门。动员没有上班的工人回厂闹革命。精诚所致，金石为开，终于取得丰硕成果。硬是把两派组织的头头“拉”回办公室，坐到一条板凳上，率先在郑州市实现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事后张国胜把他如何做好两派思想工作，实现革命大联合的经验体会向当时的郑州《二?七报社》投稿，很快引起了重视。那时的郑州媒体只把眼光盯着那些大企业，总以为单位大、牌子响就能起到领导作用，没想到平时不显山露水的小厂竟冒出了个“金凤凰”来，走到运动的最前列。令郑州媒体大迭眼镜，简直如同发现新大陆。实现革命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正是他们报导的主旨和方向，当时正愁找不到这方面的典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来得全不费功夫。除以最快的速度原文登载以外，还多次派记者到车轮厂及上级主管部门采访。又是找张国胜坐谈、又是录音，推广张国胜同志的经验。郑州其他媒体也随即跟踪而至，倾刻间张国胜成了大“红人”。那时没有电视，新闻媒介也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否则，将会更加热闹。
       由于新闻媒体的介入，这才引起了团党委及各级领导的重视，派团报导组的黄宗树、五连文书李彦清二名“秀才”专门帮助整理材料。其实团里不派人，张国胜自已也能写。有了这二个笔杆子更是如虎添翼，材料报到团、师、军等首脑机关后，均一炮打响，被树立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典型。同时作为部队战斗骨干重点培养。1968年夏被选送到越南战场锻炼，参加抗美援越。据说因越南当局在战场上的某些作法倒向苏联一边，引起中方强烈不满，三个月后被撒回。之后任四连三排八班长。1969年为纪念我国建国20周年大庆时，被推选和军长徐文礼一道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据说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的战士代表中，我陆一军有史以来仅此一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受毛主席接见并参加国庆观礼，享此殊荣的也仅他一人。回来后由班长直截破格提拔为四连副指导员，开始了他的光辉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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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彭总又有5篇大作，俺都拜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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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四连的光荣，俺爱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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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周老弟鼓励。本来不打算发的，战友们厚爱与要求，我盛情难却，只好现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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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支左你没赶上，下面几集你都参加了，发出来很可能引起你的记忆和共鸣。

新年伊始、彭老总开噴，欢迎欢迎！

我是69年底调四连的，

文革期间部队参与“支左”、参与“三支两军”工作，在特殊历史时期，起到了稳定社会重要作用，但随着运动深入，部队陷入其中也利弊参半。相比较，一军在河南处理地方关系慎重些，多栽了花，二十军在浙江遇见情况复杂些，载花栽刺都有之，所以两支部队对调，浙豫两地的地方反响也不一，当时从上面来看，掌握的情况反映也各不相同。回头看看，还是很有些反思情况的。

谢谢夸奖！

看来您也是个老资格了，当年的三支两军肯定参加了，您也可以给年轻战友讲讲我军的光荣传统啊！

从叙述一个连队的支左过程看四团部队在郑州支左的大概，尤其是二营因在铁路局执行军管任务，故事较多，望继续发表。

四团到郑州“支左”是67年上半年去的，但什么时候到的开封，我忘记了。不知道老彭是否有记载。

下期回答您的问题。

回复 13# 彭本炎 谢谢！

谢老主任鼓励！

经典中的经典。

这些回忆，都将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写的好！

谢谢鼓励！

谢谢鼓励！再版时充实了部分内容，对原文作了部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