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鹰》17、18章

第17章  架设人 我将无我者   颂大公 不能忘小节
五句头：以用公正消私情，
人民拥护会顺从，
胸大国家多强人，
我将无我一心公，
勿忘小节颂大公。
第1节  抢枪事件
回过头来再说，架设连干部战士抢救落水群众的事迹被上级机关知道时，正是部队掀起学习贯彻落实“拥军爱民”活动的高潮，要连队写出材料上报，继续进行宣扬，必要时部队宣传部门前来帮助整理事迹。连首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这天下午，战士们都去了国防架空明线施工工地。我独自一人留在公社棉花采购供应站，既写材料又看门。突然，一辆卡车在大门口嘎然停下，跳下来五六个带着袖标的红卫兵，直朝连队住房奔来，好像是早已踩了点似的，不由分说，将一支冲锋枪、一支半自动步枪与一支手枪，连同弹夹背上就走。失魂落魄的我吓得不知所措，像呆了一般，待醒过了劲儿，就大喊大叫：“抢枪了！抢枪了！”
我一边喊，一边上前要把被抢的枪支夺回来。怎奈两个五大三粗的红卫兵挡在面前，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一人的我眼睁睁看着前面抢枪的红卫兵上了车，挡着我的两个红卫兵也随之上车而去。我跑着追赶过去，无可奈何地看着启动的汽车远离，再想夺回枪支，根本不可能。这可把军人的我吓坏了，入伍时接受教育：武器是士兵的第二生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都把武器当做第一生命啊！况且是三支枪被抢走，也就是在我眼前丢失！，要负多大责任呀？我胆战心惊不敢往下想去，越想越害怕……
这时，公社武装部的人闻风赶来，询问情况，往县里打电话汇报，骑着自行车来回奔跑，调查抢枪是哪里的红卫兵？这么大胆，敢抢解放军的枪！？
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就干等着挨批挨整挨处分，说不定还有更严重的惩罚呢！我哪还能静下心来再写上报材料？哪还顾得构思其他题材？
已打好腹稿，专门用来宣扬架设连“拥军爱民，战波浪，救农民”的演唱内容完全泡汤了。
我忐忑不安地胡思乱想着：这些红卫兵不是在破坏军民关系吗？这哪里是红色政权的保卫者？简直是不折不扣的破坏者？竟敢明目张胆的抢走人民军队的枪支？
我想在心里，不敢说出嘴里，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
出乎意料的是，枪被抢了，我不但没有受到一丁点儿惩戒，相反的倒是得到表扬，能够严格执行上级的命令：“打不还口，骂不还口，抢不还击……”的所谓训令。
卸下包袱的我笑了，又继续作为留守，继续写起上报材料来。
这一年是我在架设连表现最好的一年，虽然节外生枝，一封掐头去尾的“竹枝词”所谓信件，又是寄给女的，信封上却写了同单位的男子名字，幸好人家单位的领导，不仅猜中了是本人，同时还愿做月老，千里姻缘一线相牵呢！一场虚惊过后，这一年的年终连队因抢救落水群众，荣立师部集体三等功：而我呢？不但被被评为团里先进分子，又当上了五好战士。
五好战士与红五月好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去年我在军区战斗报社副刊上发表一首诗《红五月颂》，今年五好战士就当上了。
五月，透蓝的天空，悬着温暖又似火的太阳，我们欢度着“五一”国际劳动节，与当地的地方企业工人老大哥们联欢。“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到当地小学校去尽辅导员的义务，以惯例的两节机会进一步搞好与加深军民关系。这年的“七一”是建党46周年，我们连队党支部庆贺。预备着这年“八一”建军40周年，连队的官兵要大庆一番。
然而，这一年的七月二十日武汉大军区爆发了“7.20”事件，虽然影响了“八一”建军节没能大庆起来，但架设连所获得的特殊荣誉和奖励，却更加让全连官兵振奋，我也在师政治部宣传科董秋喜干事的指导下，学到了采访知识，并合写出了以实际行动传承湖北随县小林镇红色印记的通讯报道，上一章已经在《湖北日报》和《河南日报》分别以“万曲高歌颂大公” “公字的赞歌”的文章，报道了架设连官兵在洪水中救人的事迹，提前在两个省的省报上与读者见面了。
第2节 采访实习
“我将无我”是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最好注解……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这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罗马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回答的一句话，此言引起国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
毛泽东时代，也提倡“我将无我，一心为公”。在写抢救落水农民群众的文章前，“一心为公”像一盏灯，照亮着董干事和我采访的全过程。闪亮的灯光照亮了我们两个，也能照亮其他被采访的对象——架设连的战士和被救的人民群众，相互作用，一盏盏灯相连，才能有“万曲高歌颂大公” “公字的赞歌”写成登上报纸。万曲高歌颂“大公”“公”字像星亮晶晶，就可以响彻全城，就如同星与灯一样照亮一座城的天空。一座座城贯通汇融，全国就是闪亮的天际，“公”字的天下了。架设连的官兵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这一“公”字。上面交代过，就是洪水中 抢救老百姓  得嘉奖 荣立三等功
曾经在确山县薄山水库游泳训练中，架设连官兵刻苦锻炼，大都从不会到会，空手能游三千米，带枪带通讯器材的武装泅渡三百米的达标水平。为在水中游技自如，都学会了蛙泳、仰泳、自由泳、单或双脚立姿踩泳等姿势，并且要求游技熟练，熟会生巧，不少战士终于由“秤砣”变成了“浪里白条”。想不到当时学得的过硬游泳本领，虽然没能到越南打仗用上，没能做成国际革命派，反而，在国防战备架空明线通讯施工中，为了抢救落水农民发挥了很大作用的那一节。
先吃完饭，再说做饭的过程。我和董干事也是一样，先把文章发表了，再来说是如何写的。为写好这篇报道，董干事带着我首先制定了采访计划，1、对即将进行的采访中心主题确定下来——就是要突出一心为公的思想，舍己忘私的精神，要在发扬拥军爱民，搞好军民关系上下功夫。2、明确了了采访主题，接下来要对采访对象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参加施救的官兵有多少，干部有几个，新老成分和比例等等，这样才在采访的时候能够拉近与被采访者之间的距离。3、确定了中心主题，掌握了采访对象的资料后，要以此做出一个采访提纲，把几个主干问题都罗列出来。注意在安排问题的顺序上，要有一定的逻辑，不能跳跃太大，或者问一些与采访主题不相干的问题。4、列出了提纲，我们就要开始联系被采访者，与他约好采访的时间。注意从与被采访者联系上开始，就要始终以尊重、礼貌的态度来进行交谈。5、在采访的过程中，要学会延伸和收拢话题，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询问几个主干问题时，可以有选择性地从被采访者的回答中找出一些突破口，或者是可以扩展要说的内容，让整个采访更丰满一些。但是如果被采访者有跑题的情况，也要在尊重对方的前提下讲话题再拉回来。6、当整个采访结束后，要感谢被采访者的配合。接下来就是开始整理对话记录，把我的记录交给董干事，由他统一进行整合，这样整个采访任务完成了。
在采访过程中，进一步深入了解到架设连官兵高尚的思想境界，火热的阶级感情，一心为公的忘我精神。
在采访副排长经典学时，他说他在滚滚的洪水中，先是看到水面上有一蓬头发，后来又露出头脸，还不时地伸出双手拍打着水浪，想从水里游出来，拼命挣扎着。于是经副排一头扎进浪涛里，游到跟前，见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妇人，已经力尽气衰，看到我来救她，求生的念头更加大了，她拼命的要来抓住我，一个浪头又冲她一下，没有抓住。她好像精疲力尽，绝望了，任由水冲。看到她这样我就用尽全身力气，拼命游到老大娘身后，一手抓住她一缕长发，往上一提，另一只手顺势抓住臂腕，踩水朝岸上使劲游去，……
经副排长水性不错，但身体不大好，前面已费了很大精力，现在觉得力不从心……他说：我带着老人踩着水，忽然又一个浪头击在头脸上，虽然疲惫，但很害怕洪水把她卷跑，就让她的手抓紧我的腰带，我的一只手紧紧抓住她的衣裤。我另一只手与双脚继续逆水艰难向前。此时我多么想有人来拉一把，但是每个战士都有自己的抢救对象，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舍命也要救出农家大妈……
在采访共产党员，老战士易正顺时，他说，已经救出了一个男孩，当他看到被洪水冲下去20多米一个小女孩，尽管也是疲惫不堪，他说：他当时好像一个声音又响在耳旁：“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疲劳与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顿时有了力气，连忙朝着女孩的方向冲去，直到把这个女孩救上岸……
在采访连队宣传广播员刘国喜时，看到他十分瘦弱。但他依然奋不顾身地施救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小学生。他说，当听到这个小孩猛地呻吟一声，又见一丝红色露出水面，很快即霡霂浪中——我大惊失色，不顾一切地连游带扎猛子到小学生跟前。看他手里紧攥着一把简易削铅笔刀，已划破了他的小手指，本来就被水呛喝得快没气了，又因出了点血，水浸泡了伤口，待我把他抱到岸上，小学生好像没有了一点气息。
“我当时惊呆了，”刘国喜说。于是，就慌忙动手摇晃他头，拍打他脸，揉搓他脑门；把他的头翻转过来，趴在自己的大腿上挤出水来；又掐人中，一阵子，没作用；嘴对嘴做人工呼吸……慢慢的，小学生有了气息，眼皮开缝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又抱着小学生，把他送到公社卫生所。
通过采访，宣传科董干事对架设连指战员奋不顾身，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在山洪巨浪的河流中，使生命垂危的20多名公社社员和小学生全部得救的大无畏精神，十分感动。而我呢？在采访过程中又受到一次再教育，当时正是大力倡导拥军爱民，弘扬一心为公的年月。董干事让我协助他根据采访内容和实地考察，为架设连写了一篇通讯报道，分别刊登在省级报刊上，《湖北日报》的“万曲高歌颂大公” 和《河南日报》的“公字的赞歌”，真实报道了架设连洪水救人的事迹。
一个内容，两报共用，只是标题不同，同时，湖北日报还专门在文章的一旁登载了我连炊事班长康泮勤向一家农户赠送毛主席著作和像章的照片。我曾在师政治部搞过通讯报道，编过文艺小节目，有此特长，写了配诗，但编辑有个别字改动。
第3节 我将无我
1967年的这一年，架设连被评为陆军第二师“抗洪救灾，拥军爱民”的先进集体，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当年写的发表在《湖北日报》上“万曲高歌颂大公”和刊登在《河南日报》上“公字的赞歌”的思想境界与当今习近平主席讲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具有同样丰富的内涵。一些教授，博士生导师们，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说道，每一种政治文化理念都有自己的根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脉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历史中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个人无我无私是一种优良品德，个人品格的正直、公道与否和人格信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人际交往的公正和社会的稳定程度。美德伦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仅强调个体道德的内在主体性质和积极意义，而且坚持把个人心性品德的完善看作一个自我努力完成的实践过程。美德在于成人，德性在于德行，传统社会无我无私理念的旨意并不局限于个体人格的养成，其更为重要的理趣在于“治国”“平天下”。儒家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是“修身”“齐家”，而“修身”“齐家”的起点是“无我”“公心”“诚意”。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关于个人“无我”“公心”“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文化是历代政治家在探究治国理政方面最为关注的问题。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高度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并为之奋斗终身。“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共产党人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稳；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根基才能打得牢。只有大公无私，才能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磅礴力量。
秉持人民立场、坚持责任担当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一切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历史担当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具体体现，敢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品格。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无论是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意气风发的建设时期、还是活力迸发的改革年代，千千万万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心怀崇高革命理想，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幸福安康为念，同全体人民一道顽强拼搏、接力奋斗，为诠释不同历史时期的责任担当，奉献了全部智慧、心血乃至生命。敢于担当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等重要论述，保持党与人民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是我党面对国内外风险与干扰，应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破除顽瘴痼疾，开拓前进的根本保证。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每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美德。静物是凝固的美，动景是流动的美；直线是流畅的美，曲线是婉转的美。而我们身边的美，就像“公”字一样——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身上。阳光不止来自太阳，也来自我们民族的内心，我们的任何时代都是一样。“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会让世界充满了温暖，让我们拥抱了光明。当时我们写的文章是“万曲高歌颂大公”，现在我要补充一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是刘备告戒他儿子刘禅时说的这句话。让我们在“颂大公”时，不忘小节，用点滴为明天撑起一片绿荫，用行动温暖人心！



第18章 大事件 震撼火炉城 小干事 送稿火焰山
五句头：百万雄师过大江，
三镇雷声震天响。
妈妈心愿情未了，
雾里看花透曙光，
火焰山热硬蹿闯。
第1节 江水滔滔
稿子先发表，倒叙写采访，最后交代送稿的艰难……
1967年7月,在中国武汉。发生了近代史上重要的七二零事件。
据报载：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十几天的持续高温,使这座著名的“火炉”城市更加暴热。太阳终日火辣辣的,射得大地直冒烟。街道两旁葱茏的树木无可奈何地垂下了高昂的头颅。 政治形势似乎与自然气候形成了正比。十几天来,两派斗争不断升级,各类矛盾日益激化。机关瘫痪,工厂停产,社会动乱,武斗频繁。特别是林彪、江青一伙直接插手,操纵煽动所谓“揪军内一小撮”,致使维护武汉局势的中流砥柱——武汉军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军区领导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责难,无法开展工作。 武汉地区日趋严重的形势,很快反映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忧心忡忡,焦虑不安。他在院中踱了片刻,对周恩来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7月10日,周恩来电话通知陈再道,毛泽东将南巡。
毛主席来武汉视察，住在武汉宾馆，陪同毛主席一起来的，有周总理，文革小组成员谢富治、王力，但谢富治和王力在武汉造反派组织的集会上发表了支持“工人总部”造反派而打倒另一派“百万雄师”的讲话，说什么“工人总部”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听到谢富治跟王力的讲话，“百万雄师”造反派组织不愿意了，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
其实早在2月初，一部分“造反派”占领位于汉口的红旗大楼，接管了设在大楼内的长江日报社，2月8日，被接管的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
2月2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即《二·二八声明》），派军队重新接管了红旗大楼。
到3、4月份，武汉地区的两大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不断扩大并时时伴有武斗，冲突白热化导致流血事件频频发生。
7月，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来到武汉解决两派组织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唯一一次乘坐飞机出行（驾驶员是潘景寅）。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亲自听取汇报，协调两派群众组织的关系，使问题逐步走向解决。
7月18日晚，周恩来因要事返京。王力、谢富治在“工人总部”的据点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支持该派的主张，把“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之后，“工总”派立即出动广播车上街，播发王力讲话的录音，从而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及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武汉局势急剧恶化。
7月20日晨，“百万雄师”的群众、湖北省直机关的一部分干部、部分解放军指战员涌进王、谢住地，要求他们回答问题，但遭到拒绝。于是，一些群众冲进去抓住王力，塞进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在群众集会上对王力进行质问和批判。武汉军区负责人在周围保护王力的安全，不久王力即被转移到二十九师师部。鉴于武汉的局势，当日毛泽东离开武汉。这时“百万雄师”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工人、农民，以及驻汉部队的部分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中央代表团王力等人的行径，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震惊了全国。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省群众组织讲话时，首次提出“文攻武卫”口号。7月23日，“文攻武卫”口号登在《文汇报》上，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这次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政变”，武汉军区负责人因此收到严重冲击。武汉大学造反派组织召开大会，揭发声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并成立“斗陈办公室”，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两大派系的武斗逐步升级，武汉大学内的“农奴戟”战斗兵团（龙派）和“虎山行”战斗兵团（虎派）亦相互攻击。是日，造成较大规模的冲突。
7月23日，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在京召开会议，通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来京参加会议，7月26日，当陈再道和钟汉华来到北京京西宾馆，走进会场的时候，军委办事组成员和中央文革小组对陈再道进行了询问和批判，并且给“720事件”已经定了性。
谢富治在第一时间说道：“7.20事件”其实就是陈再道等人组织策划的反革命叛乱，煽动武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部分干部战士冲击武汉东湖宾馆，危及毛主席安全”……，吴法宪上前狠煽了了陈再道一个耳光，拔掉他的领章和帽徽，并且喊到：“陈再道就是这场武汉暴动的指挥者，也是幕后黑手。”
当权的林彪宣布撤销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钟汉华的职务，他俩的职务分别由曾思玉跟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接任。
7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百万人群众大会，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出席，“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实际上两人算逃回北京，王力还负了伤）。此后，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而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都表示大力支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26日，哈尔滨市军民举行了声援武汉“革命派”的大会，并进行了游行示威。
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同日，撤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指为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指为其黑后台。陈再道和钟汉华两人被关押，进行隔离审查，陈再道在进行了四年多的关押之后，1971年9.13事件爆发了，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倒台了，在毛主席的过问和周总理的关照下，陈再道被解放出来，当时也找不到合适的正职，周总理跟福州军区的韩先楚司令员商量，看是否能把陈再道安排到福州军区当个副职。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对“七·二○事件”中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以及当时同情、支持这些群众组织的干部、群众及家属，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七·二〇事件是文革斗争矛头转向军队的标志。作为中共中央最高喉舌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要揪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指出文革分三阶段，一阶段是揪文化战线黑帮（三家村等）；二阶段是揪党政部门走资派；三阶段是揪军内走资派。但由于这一趋势引发军队不满，产生了反弹，江青等人由于估计到此举可能引发不测之祸，终被放弃。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抓（罪名是“反军乱军”“小爬虫”），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部份港台当时大陆专家则认为“七·二〇事件”是周恩来显现他在军队里之实力。
1977年6月，陈再道的老首长邓政委三起三落，重新出山工作以后，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1977年9月，邓小平将陈再道调到铁道兵担任司令员，重新恢复了大军区正职职务。
1978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给“720事件”平反昭雪，11月28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大会，为“720事件”平反，陈再道冤案被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待遇。
1980年12月，陈再道响应邓小平号召，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未获得批准。
1982年坚决执行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主持了铁道兵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的工作。
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遵照他的意愿，骨灰葬于湖北省麻城烈士陵园。
陈再道将军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指挥员，他光明磊落，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军内任重要职务，经常深入部队边疆哨所检查工作，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为我军建成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受干部战士的敬重和爱戴。
湖北省家乡的人民评价他说：“关心家乡建设，不负赤子之情。”
他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党优秀的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但是从这次事件所产生的很多诗歌作品来看，有一些不同观点。著名的是武汉人吴克强所写的《放开我,妈妈!》。此诗作于1967年6月，正是七·二〇事件前夕。反映出了当时武汉激烈残酷的武斗流血冲突。高度概括浓缩了武汉以至全国，在运动冲击、武斗流血氛围中，众多人民群众、青年人的生活境况。反映同期武汉大规模流血冲突的诗歌，还有《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武汉吕凉）、《我在武汉大街上行走》（武汉小战）、《红旗大楼颂》（武汉李长生）、《在那天快亮的时候》（武汉朝辉）等。这些诗从全身心“投入”的角度，在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这一冲突的激烈程度。事实上冲突就是异常激烈。
第2节 妈妈心愿
面对着危险，妈妈怕我受害，拉住我。我说：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儿担惊受怕。
我们的战友遍天下，
长矛、匕首算得了啥？
我不愿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我要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学游泳，
去迎接暴风雨的冲刷！

放开我，妈妈！
你可还记得哥哥和爸爸，
为了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
二十年前，爸爸牺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下，
人民政权的奠基石呵，
洒满了革命烈士晶莹的血花！
而今天，在两个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
哥哥高举工人战斗队的大旗，
却受伤在对方的长矛、匕首下，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的生命迸射出了光辉的火花！

想一想吧，妈妈，
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
难道父兄的鲜血能够白流？
难道能够他们把革命者扼杀？
难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捍卫？
难道能让资产阶级重新统治我们的国家？
革命者从来不在困难面前低头；
陈再道之流的长矛、匕首和水龙，
又怎能使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惧怕！

我走了，妈妈！
请您转告隔壁的苏蒙蔽和马大哈，
叫他们别再为陈再道卖命，
五元钱的贿赂③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叫他们转告武斗的操纵者，
人类的罪犯绝然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刽子手的痉挛，
显示出病入豪膏的虚弱，
魔鬼的疯狂，
只是死神到来前的最后挣扎，
光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革命造反派永远也杀不绝、压不垮！

再见吧，妈妈！
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催令我整装速发，
阶级斗争的疆场，任我驰骋，
门庭梨院怎能横枪跃马？
等着我们胜利的捷报吧！
让我们欢聚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
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我们用不下战马！

《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
鲜艳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
已被滚烫的热血浸透。
一把血淋淋的尖刀，
插进了你的咽喉。
白色的花圈和挽联，
已经摆满了你躺下的街头。
你亲爱的妈妈
一滴眼泪也没有。
咬着不屈的嘴唇，
和我们一起游行示威，
迎着朝霞
走在最前头
做千秋雄鬼永不还家！
面对当时的情况，稿子增么发送，董干事和我在进行着复杂的思想斗争。还有一些更严重的态势呢。
据有关资料：武汉的华中工学院相关人员介绍说，　……从六月初我们提出要“文攻武守”以后，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除组织准备外(我们红司成立了专门自卫机构，成员包括动态组负责人和以原“红反团”成员为主的“敢死队”)，我们在武器装备、通讯联络、情报收集等诸方面也作了相应准备。为了防止“百万雄师”对我院的进攻，我们试制了土“手榴弹”、炸药、无线遥控地雷(在6月27日的试制过程中，我院还有两人在配制炸药时不幸伤亡，他们是：附属工厂的黄其万师傅，208班的皮向东同学)、用卡车改装了一部“装甲车”，并在我院周边作好了充分的防御布署(在我院的各条道路上均安放了无线遥控的地雷，在东西二个操场安放了地雷引爆的氧气瓶，全部地雷都由南一楼进行无线遥控。如果“百万雄师”攻打华工，他们一进入我院周边就将遭遇地雷的杀伤)。为了解决通讯方面的问题，我们架设了电台。电台一方面用于监听军区和“百万雄师”的通讯联络及他们发起进攻的相关情报，另一方面，在危急时刻可以用于向中央和外界求援并通过广播疏散我院人员。
面对“百万雄师”的威胁，当时我院展现了空前的团结。当时我院除我们红司(新华工)外，还有其它几个小群众组织及一批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的师生员工(约两千人)，此时他们全都团结在“红司(新华工)”的周围，积极地投入到了“文攻武卫”的准备中，对外一律都是“新华工”，那时的新华工真可谓是同仇敌忾，万众一心。
唯因如此，促使了有实力的对方作出了向新华工动手的决心，而我们“新华工”则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3节 人命关天
1967年7月的一天。对华中工学院来说绝对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日子。
这一天整个白天，我院上下都笼罩在无比悲痛之中。因为这天我院有9位师生惨遭“百万雄师”的残忍杀害，上百人受伤。
这一天晚也是全院师生员工感到非常惊喜和宽慰的一个晚上。因为就在这天晚十一点，中央派来解决武汉问题的代表谢富治副总理和王力突然来到了我们学校，并在电影场公开对我院全体师生员工进行了慰问。人们转悲为喜，认为中央终于要解决武汉问题了，“武老谭”、“百万雄师”要完蛋了，我们要胜利了。
这一天，“百万雄师”几百人组织横渡长江。“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则组织了几万人的大游行，强烈抗议“百万雄师”关押一冶革代会负责人徐飚等七人的行为。
我院3000名师生员工冒着武汉七月的酷热参加了这次徒步大游行。根据游行指挥部的决定，我院为整个游行队伍殿后。
我院的游行队伍于上午九时从学校出发，步行经红旗大道(今珞喻路)过长江大桥、汉水桥、中山大道、解放大道、从武胜路返回。
造反派的游行受到了武汉市民的广泛支持，特别是汉口的市民看到造反派的队伍又回到了汉口，都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他们为游行队伍送茶、送水、送冰棒、送水果，一些市民甚至热泪盈眶地跟随游行队伍高呼“解散百匪，镇压反革命”的口号。
当我们的游行队伍经过武圣路电车公司时已是下午四点多了，师生们从上午七点吃过早点到这时已过了九个多钟头，此时真可谓是“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了。
可就在这时，电车公司大楼上“百万雄师”却突然向游行队伍发起了攻击。他们从大楼上用砖石雨点般地向游行队伍掷来，因骤不及防，当即就有几名同学被击中受伤，游行队伍被迫靠街边走。后来一些同学不信邪，毅然决定不顾砖头瓦片的袭击从大街中间通过。“闪电兵”起初慑于我们“新华工”的气势，一时竟停止了扔砖石。但几分钟后，“闪电兵”就又向游行队伍扔掷起砖石来，并冲出了大门。他们以我们游行队伍中有“黑工总头头”为由，大打出手。我们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卫队”立即赶过来展开自卫还击，很快将其压回了电车公司大楼内，游行队伍继续通过。
就在我们的游行队伍刚通过一半时，“百万雄师”从就近的几个据点调来了全副武装的四、五百人向我们的队伍扑来，而电车公司内的“百万雄师”也趁机手持大刀、长矛冲了出来。我们的“武卫队”立即给予了回击。但终因事发突然，缺乏思想准备，加之没有实战训练和寡不敌众，队伍很快被冲散。在混战中，李长亮、黄以礼、杜向东、王兴汉、张兴荣、朱纯钢等六位师生先后惨死在血泊中。
在极度危急的时刻，我们“新华工自卫队”向“百万雄师”扔了三颗自制的“手榴弹”，但似乎并未造成杀伤(我想应该有人伤亡，但一直没有看到“百万雄师”有关报告)。其中一颗还不知什么原因未能炸响，成了后来“百万雄师”说我们挑起武斗的证据。
与此同时，“百万雄师”又从居仁门、市委大楼、中山大道方向调来了几百个武装人员，他们迅速地切断了汉水桥、红旗大道、新华路口等的交通要道，并开始对我们手无寸铁的“新华工”师生进行围攻。
当时观看游行的群众人山人海，一些同学趁机混迹于群众中或就近在居民家躲藏了起来。杀红了眼的“百万雄师”见人就一通乱打乱杀，并对附近居民挨家挨户进行搜查，把搜查出来的“新华工”师生全部用汽车拉走。
据参加了这次游行的同学回校后对我说，当时就和电影中日本鬼子进村时的情景一模一样。
有人初步估计，当天有上百群众和我院师生被打伤、剌伤，上百人被带到据点关押。
我们班的同学也参加了这次游行。贺××同学(女)这天头部受了伤，是同学们拚死把她背回学校的。
她是在队伍被冲散后躲在一条沟内被“百万雄师”用长矛挑伤的，至今还留有疤痕。
我们年级二班的曹××(女)也在这一天受了伤。她是被木棒打昏后被一位老奶奶救回了家。因当时各路口都被“百万雄师”封锁了，不可能送医院救治，老奶奶一家只好在对其伤口进行了简单消毒、包扎后让其在自家疗伤。当7月25日她回到学校时，同学们都大感意外。因为几天不见她回校，同学们都以为她被“百万雄师”杀害了，学校还为她开了“追悼会”呢。
“百万雄师”在武胜路对我院师生的围攻和抓捕一直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工造总司”的“铁军”闻讯后赶来支援，我院参加游行的大部分师生才得以安全返回学校。
为了防止“百万雄师”趁势对我院发动袭击，当晚司令部作出决定：加强院内外的巡逻并启用枪支，如“百万雄师”敢于发起对我们学校的进攻，我们将开枪还击。
当时我们的枪支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院武装部保管和使用的枪支，另一个是我院“特种仓库”原守卫连留下的部分枪支。枪支不多，但足可装备一个排。
根据司令部的指示，当晚“武卫队”除在院内外及周边进行武装巡逻外，还在鲁家巷设下了埋伏。
可就是因这个埋伏而闯了祸。由于当时没有必要的通讯联络手段，更由于设伏的人复仇心切，神经绷得太紧，过度紧张，以至把前来支援我院的武钢中学生的汽车当成了“百万雄师”来进攻，并开枪射击。导致了当场二人死亡，多人负伤的难以言状的悲哀。
就我所知，这是我院文革中开的第一枪。然而这愤怒的一枪，复仇的一枪却没有射向仇人，而是射向了前来支援自己的战友。
晚十一点左右，我们自制的“装甲车”也开出了校门。但刚一出校门，迎面就碰上了闻讯赶来“新华工”进行慰问的中央代表谢富治和王力乘坐的挂军用牌照的小汽车。
双方停车后，谢副总理和王力都下了车并里外查看了我们的“装甲车”，当时他们什么都没有说，但看得出来，他们的表情凝重。
当“装甲车”上的“武卫队”人员得知是中央代表特意前来慰问时，立即跑步到东三楼向司令部报告。可这时司令部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不在。于是，他们打电话到院广播台找到我。当我听说中央代表来我院慰问的消息时自然十分兴奋。但主要负责人都不在，怎么办呢?转念一想，既然是来慰问新华工师生的，何不让中央代表在电影场直接面向全院师生员工进行慰问呢?于是，我立即叫广播台工作人员打开广播，通知全院师生员工到电影场接受中央代表的慰问，并决定由自已主持这次非同寻常的慰问大会。
我院电影场是一个能容纳万人的露天电影场。它像一个打开的贝壳，两侧都设有阶梯式水泥长凳，中轴线上有一块三百平米左右的水泥筑成的台子，台子中央立有两根钢柱。平时放电影时，在两钢柱上挂上银幕，两边看台上都可以看到清晰的电影画面。学校要召开全院大会时，中间的平台就成了主席台。文革时我院的大型辩论会和报告会都是在此召开——
……中央代表来院慰问给了我院师生极大的支持和鼓舞。长期压抑、愤懑的心理终于得到了一时的缓解。人们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认为武汉问题终于要解决了，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我们的面前展现了。
然而，又有资料显示——当我院三名师生被“活埋”的消息传来时，人们的神经却再次绷了起来，而且绷得更紧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愤怒、压抑、紧张、甚至恐怖的情绪很快蔓延开来，并笼罩了整个校园。
人命关天。此后，真假“照片”使人目不忍睹，各种流言蜚语，是人耳不忍闻……形势异常严峻——邮寄十分不畅，稿件怎么处理？但是董干事与军鹰的我下定决心，非要到“火炉城钻一次火焰山”不可。

提起董干事很亲切，我们很熟，他也是当年政治部的大活宝，非常好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