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谈笑录（三)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8·18”之后，红卫兵运动的发展逐渐失控，前景堪虞。几乎一夜之间，冒出无数红卫兵，任何人只要黄军装一穿，红袖章一戴，几乎无人敢问真假，而且由于得到“上边”支持，有恃无恐，谁也不敢惹，大家争出风头，像在进行“左的比赛”。人一多，必然良莠不齐，常言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一些人挟大胜之威，觉得光唱文戏已不过瘾，唱念作打一时俱来，非演一出“打全堂”不可。也正是此时开始出现“新事物”——抄家。打、砸之风也日甚一日，剃“阴阳头”、高帽游街、坐“喷气式”、唱“牛鬼蛇神嚎丧歌”等亦此时之发明。
       此风之能大炽于天下，自有其左的渊源可循，但在当时，仍觉十分突兀，有如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大约当年八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屋中闲坐，忽有小孩儿来报，说史家胡同抄了好几家。此我头一次听到“抄家”二字。由于好奇，即与几个小孩儿前去打探（其时院中大孩儿因再无可辩之论，已经散伙各归其校，只剩我们几个大孩在家“赋闲”，处于“半退休”状态）。进得一户人家，只见不知哪儿的一群学生正在屋中翻箱倒柜，其中甚至有小学的小孩。一人拿来一铁盒，问女主人“里边什么？”，女主人说不知何物，打开一看，全是“袁大头”，遂加一条罪状。最后几人按住女主人，不由分说，便剃阴阳头。我有心劝阻，但又不认识这伙人，想想劝也无用，终于没有勇气开口。待出得门来，只觉内心茫然不知所以，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心说虽说是“要武嘛”（主席语），但也应武戏文唱，对此类作法颇不以为然，于是也只得以“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出现一些过火行为也在所难免”聊以自慰。谁想这一切还不过是个开场。稍晚，一些“后起之秀”反而变本加利，不问青红皂白但以“棒喝党”自命，到处树敌以自重。
正所谓：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文革、红卫兵运动发展至此，尽管十分红火，但究竟喜耶，忧耶？竟至不可问矣。

“时势”造出的“佳人”

       此阶段想来有一“景观”，为当时所仅见，不可不记：一些着军装，扎武装带的初中小女孩，学着男孩儿的样儿（此当时之时尚，不过即是“学”，就难免邯郸学步，搞得过分），终日挥舞皮带，哑嗓红眼，国骂“塔玛地”不离口，专以出口成“脏”为时髦，还真有一股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想来现今颇有阴盛阳衰之说，此必为其发端也。记得本司胡同，就住有这么一位小小姐（现在应叫小MM），看得出，她很想入伙随我院众人一起行动，又不好意思说，于是终日高呼粗口，想以此“寻其友声”。一次亲耳听到由她的莺唇中冒出一句“×你们全家户口本儿”，闻者皆挤眼、咋舌、诡笑，也不知她从哪儿学来的。半年一年后在我院传达室再见她时，已然又变回一羞人答答、莺声呖呖的文静小姑娘矣，当时众皆称奇，议论纷纷。可见时势造人，以至于斯。此事倒使人想起一句老话：“宝剑献于烈士，红粉赠之佳人。”以喻物各有所值。但在那个年代，则大谬不然。女孩们都是清一色的“不爱红装爱武装”。后来我当兵，一干部子弟看上了医院一女兵。一日，偷偷将一包礼物郑重“赠之”该女兵，该女打开层层包装一看，原是一手榴弹拉火环，且附有一信，信上说，此环象征“暴力革命”，今作为爱情信物相赠，望查收，愿我俩如何如何……按现时看法，简直不知所云。此事现录此，聊作笑料，以供谈助。
       经常听人说，那时人真傻。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现时人聪明吗?他们的确想明白了很多事(很多不是他们自己“整”的，而是别人替他们整的)，但不管怎么说，答案是别人告的也罢，自己想的也罢，他们是明白了。比如一个人，费力算一道难题，很长时间后终于有了结果——此题无解。而另一人不费力由人告之这一结果，反而笑前者傻，费那么大劲干一件最终被证明无价值、或其唯一价值即是知道其为无价值的事。现在的学生都干些什么？不是读死书，就是捧歌星，上网游戏……我们那个年代，14、5岁即通读毛选、鲁迅全集，即干“革命”工作。现在不用说14、5岁，即使24、5岁，又怎样?总之，感觉是那个年代是聪明的傻，而现在是傻的聪明。

五号院儿的，怎么着？

       言归正传。当年院中众人对“8·18”之后红卫兵运动中的过激行为，原本极不赞成，认为偏离了运动大方向，此风断不可长。我们当时认为，挟文革之声势，对长期不理睬有关机构调房要求，占据公家豪华住宅的“三反分子”调换住房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人民财产。但何以故可以乱砸乱抄乱打人？有道是上有好，下必甚，梢公多了会翻船。当时老东安市场内有一自封的所谓“红卫兵总部”，私设刑堂，终日别的不干，只抓他们认为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抓到之后，一路皮带打进，然后跪砖头铁管，更有当场死于杖下者。警察就在边上，不敢管，眼睁眼闭，只负责联系火葬厂拉尸车。这些人打出“红色恐怖万岁”的旗号，拉出一副“法力于我何有哉”的架式。我院孩子知道这一情况后，十分气愤，感到即使这些人自认打的都是些该死的坏蛋，也不能如此手黑，而且这种作法已严重违反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十六条”精神，败坏了红卫兵的声誉，等于自毁形象。况且这伙人不知从何处冒出，凭什么僭称“总部”？战争年代，即使曾作生死之斗的俘虏还不能随意打杀呢，好汉不打落马人嘛！于是几人一商量，为一股责任感所趋使，斗胆前去交涉（似亦有热心运动的大人同行）。一进门，果见此地一如阎罗地府。地上跪一大排“地、富、反、坏”，多为老头老太，以头触地，有些已奄奄一息，据云“跪死算”。里屋一十四、五岁初中小孩，捋衣挽袖，抡圆一根大棒，正在痛打一老太，直打得棍子一层层剥落。我等目瞪口呆，待回过神儿来，冒被棍打伤之险将其拉开时，老太太声息全无，倒在血泊之中，怕是早已没气儿了。这革的是哪门子的命？无非是打人乐手而已。我们厉声质问这小子：谁给你权利这么干的？哪条政策允许你这么干？……这小子自知理亏，往地上干吐一口唾沫，一声不吭。我们随后找到其头目，对这种残杀立威伤人害命的行径，义正辞严地批了一通。一开始，该人气势汹汹：你们是哪的？要干什么？我们头一昂，胸一挺，回答确也掷地有声：五号院的，怎么着？大概该头目也不知“五号院”里住着何方神圣（什么东西一以号码名世，往往了不得。比如“1号首长”、“8341部队”、“571工程”，更有汪伪特务机关“76号”），更兼我辈（记忆中主要是王××等，我不过敲敲边鼓去那个“帮腔的”）句句在理，他渐无脾气，只得表示虚心接受，我们也尽快退出这一是非之地，至于以后情况，只有天知了。
       当时参与抄家的，主要是中学生，以初中生为多，甚至还有满脸稚气的小学生，偶尔也有三、四十岁的大人。一次在一抄家现场，一群三、四十岁上着背心短衬，下着没膝大裤衩子机关工友打扮的人正在乱砸一通，屋里弄得一塌糊涂。院中升起一堆一人多高的熊熊大火，烧着主人家的小提琴、手风琴等物（名副其实的“焚琴”），主人被反剪双手，嘴叼其老婆的高跟鞋后跟，跪于大火前烤着，眼看就挺不住了。我试图温言劝止，正与一人理论，猛回头，忽见一大汉正在使其吃奶之力试图掀翻一座一人多高的大座钟，我赶紧上前一边用手抵住座钟，一边对那人大喝：这是国家财产，你砸它干吗？那人见我真火了，这才悻悻然嘟囔着离去。此时我们似乎倒成了逆潮流而动的螳臂挡车者，在抄家狂潮中，终于保住了一口钟，或许是我们唯一的收获。

“小儿福星”反被小儿耍

       当年胡同中有一名动半城的老中医，门悬匾，上书也不知哪个名人题的“小儿福星”几个大字。文革前，印象中四点天未亮，竟然有人排长队挂号求医问诊。最近翻李敖回忆录，知李之小姐姐，还是他治活的。文革中，传言他是“地主”，自然脱不了干系。只见街道上，今天有人贴大字报言这个地主“迫害贫下中农子弟，害死一条人命，欠下人民一笔血债”，明天又有人贴大字报，言“又是一条人命，一笔血债”，此大恶霸地主又故意迫害红五类子弟，得的明明什么病，他非开什么什么药，结果来时还好好的，回家不久吃了他的药就完了等等。说得有鼻子有眼，以后接连多少天，均有大字报贴出，最后好像一共四十几条人命，四十几笔血债，全胡同的人无不义愤填膺，于是此医遂有“周扒皮”的外号。他家的大匾被取下砸了，他们老两口更得每日黎明即起洒扫街道，记得一次一人问：为什么你扫马路的三分之二，你老婆扫三分之一？他老回答：我一顿吃仨窝头，她一顿吃一窝头。此一掌故当时是被当作笑话告诉我的，我当时即认为他是“爱妻模范”，真患难夫妻也，于是颇有所感。有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怕也不尽然。
       一次，见一群小小孩儿（小学生）围住他这个“小儿福星” “造反”（与其说造反，还不如说是捣乱寻开心），因为听说他专害贫下中农的孩子，所以胡同里孩子都恨他。小孩说他的“认罪书”写得不诚恳，一孩子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瓶蓝墨水，一边笑着一边从他头顶上慢慢洒下，墨水直流到他下半身，弄得满脸满身，还不许他擦，然后又用一瓶红墨水，如法炮制，其景象可想而知。众孩子皆欢腾大笑，一如马戏团中看马戏。我历来反对胡闹及打砸抢，认为“革命”就别胡闹，好好革，但此时见状，也不得不乐，现在想来，也是罪过罪过。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稍倾，众小孩中又有出主意的，叫他老两口用手互按对方鼻子，跳着脚对骂，老中医说：红小兵呀，我们年纪大了，跳不起来……于是让他们颠着脚互骂。一开始自然不会真骂，但小孩儿们不过瘾，遂叫他们加大力度，必须用脏字。不想骂着骂着，弄假成真了，他老婆真急了，骂道：你这老丫的，都因为他妈你，我们家才到这地步，我们也跟着你丫倒霉……你这老混蛋……老中医一开始还能忍耐，听着听着，也急了，回骂：你才老混蛋呢……二老面红耳赤，真急了。又有孩子叫他们互扇耳光。老中医自然一胡撸算了，不想他老婆真急了，回手时手很重，老中医也急了，重掌回击。我此时确也有些看不过去，只得出面制止：哎哎，算了算了。众孩子看二老真急了，也觉捉弄得过份，遂一哄而散。可叹“小儿福星”，被一帮“小儿”戏耍若此。
       很多恶行都是在假定受害人是恶人的前提下大行其道的，因对恶人施恶，通常在道义上不被认为是恶。记得文革前曾去农村参加地主斗争会“受教育”，小孩们在后台用小石子丢台上低头垂手挨斗的地主、地主婆，当时只觉这些人面目可憎，坏到家了，解放前不定残害了多少贫下中农，解放后还想变天……

别人的夸奖印象深——人性的弱点

       记得还有一黑五类的夫人正患肺癌，已到晚期，三天不抽胸腔里的积脓就要死，但此时北京各医院只要一听是“黑五类”或其家属，一律不给救治，死了活该。无奈，只好求我们想办法（其丈夫被他单位一伙人押至东安市场总部打了个半死，也是我们以“高血压，不禁打，要留活口交待问题”为名弄出来的，算是保命一条），我即又是写报告，又是写介绍信，可见生死操之寸管，真非虚言也！我还亲自陪她上北京医院，向大夫当面进言，为其说项，这才看在“小将”们面上，网开一面，给她抽脓。由于抄家，他们住的地方成了问题，老地方不许住，新地方又没有，难道露宿街头？又求我们想办法，这本非我们份内之事，但在当时形势下，谁会去管一个黑五类？也只得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到处代她磕头求人，算是帮人帮到底，谁教咱们天生一副悲天悯人的软心肠呢？有时一天下来，电话就打几十个，有关单位一听给黑五类找房子，无不嗤之以鼻，大骂我们吃饱了撑的，并怀疑我们的身份，究竟要干嘛，立场到哪去了？为谁说话，为谁办事？最后凭我辈三寸之舌，居然为这些本该进“牛棚”的人解决了一套单元楼房。我本想随她们去看看新房，但怕人说我立场有问题，终未敢去。
       记得某日晚，我与这一家人围坐屋内，我向该女士“汇报”一天来受托所办之事的进展情况，并递上一份我写的什么证明材料请她过目，看行不行。她看后转身对在座的几个子女说：你们看看人家“小沈同志”，字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什么“文章”，不过一篇公文类“官样文章”罢了），出身又好，……总之，这也好，那也好，什么都好。我当时年纪虽小，也知道这不过是由于当时我对于她们太重要了，因此有意恭维我，讨我高兴，好办得更卖力气罢了，但仍然脸一热，不好意思起来。也许是人性弱点使然，对别人的夸奖（别人的骂也一样）总是印象特别深刻，我当然未能免俗，因此记得特别清楚，真是恍如昨日。
       当时的我们，只是感到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对厄运中人，有责任拉一把。但自己也弄不清楚，这究竟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在作祟，还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宏扬？一方面，固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纠枉必须过正”，而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也在怀疑，过激行为背后所揭示的深层次的“人性”问题，真的不会影响一个理想社会的建立？一时心乱如麻，理不出个头绪。看来，居风气中而卓然不惑者寡矣，难矣！
       多年后，又见到该女士的公子，他告我，该女士死前还曾念叨我，听此一言，我甚感动，一时为之语塞鼻酸。

玩票的红卫兵，抑或红卫兵玩票？

       现在想来，五号院的所谓“红卫兵”，纯属业余玩票性质。但却“出道”于早期“大辩论”阶段（七月中旬？），斯时红卫兵思潮风云乍起，尚未形成气候，还处于少数地位，因此大部分人在观望，等待上面的表态。我们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其中几位更是唱作俱佳，足堪一辩，因此一时似乎颇有些小名气。若干年后，遇一人，谈起文革遗事，他说，噢，想起来了，当年是听说有个什么“大院的”，可是你们？我说，“什么大院的”，恐怕只此一家。这里也顺便提一下，我个人在这类辩论中，其实并未起多大作用。我自小脸嫩，吹弹得破，人一多，必至口将言而嗫嚅，不知何所云然，因此只能在队伍中“起哄架秧子”，跟着敲敲边鼓，跑跑龙套，循“沉默是金，雄辩为银”的古训“玩深沉”，只以“大辩不言”四字解嘲。当然需要大家齐声呐喊时除外，此时当然义不容辞，要跟着喊两嗓子了，否则我算干嘛来了？
       破四旧，发传单，我们还算赶了个晚集。后来上面一支持，各路好汉突由各自洞府中杀向社会，辩论的“反方”自动消失，顿时没了对立面，我们这支靠“辩”起家的队伍也就只得曲终人散，更何况我们是反对后来的一系列过激举动的，此处兹不复述。
此时有一事，对我震动很大：我外婆也被住家附近的红卫兵无故勒令离京返乡！我去车站送她，她神情黯然地问我：你们也是红卫兵？我当时十分尴尬，有一种“革命革到自家头上”的感觉，只有沉默以对。

“吃他娘，喝他娘”——革命吃饭两不误

       应该提及，当年五号院的“红卫兵”虽然称不上什么组织，但还真有些组织纪律性。某日（抄家之风初起时），院里一帮“红小兵”（小学生）去一黑帮大户家看热闹顺便“革命造反”，主人不在，这些小孩儿退出时恰好路过餐厅，只见桌上摆满鸡鸭果蔬等物，虽非水陆珍馐，但毕竟与院中食堂的“革命餐”不在一个档次，遂被馋虫扰得肚里鬼叫，有人提议，反正是黑帮家的，不义之财，取之怎的，不吃白不吃。不是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吗？这帮孩子倒是命也革了，饭也吃了，革命吃饭两不误。只“一顿饭功夫”，风卷残云一般，桌上烧鸡等物统统祭了他们的“五脏庙”，很有几分李闯王“吃他娘，喝他娘”的革命豪气在。后院中大孩、大人得知此事，专门在大食堂开会批他们，这几个嘴急只顾大快朵颐的小老饕统统作了检讨，无奈吃进去的，吐是吐不出来了，于是只好赔钱，当然是家中大人掏腰包，等于家长掏钱让他们下了一趟馆子。

乞求入伙“革命”的阿Q——闷煞英雄

       前已述及，“8·18”之后，红卫兵运动趋之者日众，已然是遍地开花了。一时间戴红箍、着军装的青少年，于街巷之中往来如鲫，有如集市庙会，其中既有烧香的，怕是也有拆庙的。其时我院之自发松散的“组织”，早被淹没于潮流之中，已无存在必要。显然，“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此其时也。且院中各人自有其学校，眼尖者早看出来，自己的前途只能在那里，再说大家相处日久，本是群龙无首，难免有些龃龉，于是有门路的，纷纷返校“参加运动”去也。而我与学校那些官星高照的“新贵”素无往来，又非摧眉折腰、掇臂捧屁之人，此时要求参加学校红卫兵组织，竟至不得其门而入，迟迟不予批准。想我等闯荡一时，依旧乾坤一布衣不说，最后自己反倒成了鲁迅笔下到“假洋鬼子”处乞求入伙“革命”的阿Q，真个让人啼笑皆非，可发一叹。我曾当面在学校叫住一红卫兵“大干部”，批其逆麟，指责他们搞“关门主义”，“拒广大革干、工农子弟于千里之外”，并十分书生气地亲手递上申请“条陈”及意见书各一份，此人小小年纪（不过15、6岁），已是一身僚气，很会“拿大”，他当面诺诺，一转身就置诸脑后，以“一人说了不算”，还要“再研究研究”之类一味敷衍，其作派一如现时某些办事衙门的摆臭脸，我等热脸贴上了冷屁股，真是“世态炎凉”，此我第一次尝此人生况味。想我等“革干”、“革军”子弟尚且如此，广大工农子弟更无论矣。而出身不好的，此时只能噤若寒蝉，但图自保而已。我们几人，等得不耐烦，不得已，一气之下入了后来的二流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俗称“思想兵儿”，以区别于“老兵儿”）。当时“红卫兵”三字前一加“毛泽东思想”几字，顿有杂牌军之意味，不大好听，尽管该组织的发展原则也十分保守，但尚收少数工农子弟，为一群不满“正牌”红卫兵（老兵儿）的人发起组织的。记得当时我们几人颇感不平，心想我等原乃堂堂“老兵儿”（老红卫兵），且为最老的一拨儿老兵儿，不想现在屈居此二流组织之中，让一些不伦不类的末流角色管着，真真是愁煞英雄，气煞英雄，闷煞英雄！因此学校也懒得再去，逐渐退化成清流派。及至“大串联”开始，干脆开张证明，一走了之。

除非喝高了，谁人还会提？

       此时的学校，有些事儿也着实离谱。
       红卫兵此时都忙着社会上的运动，对学校本身管理不屑一顾。况且学校不上课，还有多少事？学校的日常管理，不知落于一帮什么人手里（均是学生），印象中打溜须的人多，但出身必须要好。一次下乡劳动（66年9月上旬，老兵儿们不屑一去，去了觉得掉价；我们先是去了，一看不对头，没一个老兵儿，所以以“十·一”有任务为名溜之大吉），出身好的使快镰刀，出身不好的使钝的；出身好的可以买“机动粮”（定量之外的，换言之管饱），出身不好的不许买（换言之挨饿无疑）；出身好的干轻活，出身不好的干重活；出身好的没人管，想干什么干什么，不干活成天耍也行，出身不好的有人管着。我们班主任也被整得够呛，在后来的一次“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上，他声泪俱下地说，让他在太阳底下晒，也不给水喝，大便拉不出……某日，在果园中发现有人啃过的苹果，认定有人搞破坏，于是头头们紧急开会研究“阶级斗争新动向”，商讨“破案”之策。据说还精心测量了果上的牙印大小以备一个个对牙印。后来终于在一出身不好的同学正在“作案”时抓了个正着，好一通大会批，小会斗，定性为“阶级报复”。
        从此以后，班上同学之间，即以出身划线，泾渭分明。出身好的只与出身好的来往过话，反之也一样。直到去山西插队，都是出身好的一村，出身不好的一村。不过由于无论出身好坏，最后都得在地里“受”（山西农村方言，谓庄户人为“受苦人”，去地里干活谓之“受去吧！”），于是，不一年，二村同学之间芥蒂全消。
近年班上同学聚会，大家相逢一笑，当年主政的那位同学终于赴会。四十年前的往事，除非喝醉了酒，谁人还会提及？

全国山河一片红，我们也是“一片红”

       六六年“十·一”，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外地红卫兵，我在东单至方巾巷一带当“标兵”，眼见面前外地“小将”们百多人一排列队快步向天安门进发。二小时后我们也随队尾来到天安门前，只见天安门上正中有一灰衣大个，又像主席又不像。人们议论纷纷，队伍迟疑地缓缓前进。突然，又一人出，向城楼下挥手，人们一眼就认出是毛主席，一时队伍大乱，已经走过的人纷纷往回跑，后面的向前拥，学生们高举“红宝书”拼命高呼口号，不少人激动得直哭，嗓子哑得都没声了，可还在喊！我当时倒十分冷静，一是我眼睛已不太好，看不真切；二是如前所述，对文革尽管仍然拥护，但已有些看法，热情已经减退不少，因此看了一会儿，即把口号、哭喊声留在身后，脱离队伍，独自离去……
       另一次游行也是我此生最后一次游行，是插队前的六八年“十·一”，那年全国各省刚成立三结合的造反派联合革委会，美其名曰“全国山河一片红”，我等百十号人遂也一身红打扮：头扎大红头巾，陕北扎法，前头打鬏，身着对襟红褂，下着丏裆红裤，即使在当年，也觉土得掉渣。打扮停当，自不免有人头巾扎歪，有人褂短裤长之类，实在不忍相看，有的人长得原本困难些个，此时竟如马戏团小丑一般，更添几分滑稽，大家着实为此互相逗趣了一番。
       我们的任务是“苦力地干活”，扛大标语牌。百十号人，扛着几个大字：热烈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原设计是毛体字，可彩排时说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太小，遂将体积加大一倍，改为宋体字，但“扛大个儿”人还是这么多。这下可苦了我们，肩上陡地沉了许多，领头的号召大家“一不怕苦，二不……”，我们要从方巾巷直扛到西单，有时彩排一夜，要走好几个来回，肩膀也被磨破，不少人抬得龇牙咧嘴，真成了我们去农村前的“热身”了，及至“十·一”动真格儿的那天，因我排在最南头，前面红旗一打，遮天蔽日，不要说主席，连天安门都没看见……

流产的“夺印”斗争

       六六年九月间，有一事现在想来仍是令人喷饭，当可一记：院中一群史家胡同小学的小学生，运动中在中学生鞍前马后，也颇有些历练，但该小学“权柄”其时却牢牢握于老师之手，于是众小学生鸡一嘴、鸭一嘴地分析道：老师之有权，在于有“校革委会”之名；而其办事无往而不顺者，乃革委会大印一颗使然也。因此，可以开出一封封“革委会”介绍信，遂致无事不办。因此，结论为：欲夺其权，必先得其印；一印在手，内可号令全校，外则通达四方……于是，众小孩天天谋划于密室，欲开展“夺印斗争”，终于想出妙计一条：遂于某日晚翻墙入校，正欲潜入“革委会”办公室“夺印”（实际为“窃”），不想被一老师发现，臭骂一通，众小孩到底是小孩，吓得低眉束手不知所措，夺印政变遂告流产，革委会印把子仍岿然握于老师掌中。气得幕后策划的大孩子（中学生）跳脚直骂：你们这帮笨蛋，以后再不管你们的事了……

“我拿一个戴领章的，换你两个大放光的”

       文革初，毛主席像章刚刚开始出现，被视为希罕之物。一开始，不过一分钱硬币大小，为主席单色侧面像。后来逐渐出现穿军装带领章、背景有光芒的……，院中孩子间，遂开始了各种“像章”交易，其间颇有天生精于此道者。一天，院中外号“杨活宝”的一孩子找到我家，从怀中小心翼翼掏出一包，打开该包，又见一包；再打开该包，取一小盒，再由盒中取出几颗宝贝像章，作出一付轻易秘不示人的样子神秘兮兮且笑眯眯地说：我拿一个“带领章”的，换你两个“大放光”的……。我们暗笑这小子不懂“行情”，于是假意还价一番即成交了。他走后，我等正向旁人吹嘘，无意中用手一擦，“红领章”变成黄色，原来竟是他自己上的颜色，“买的不如卖的精”，我等大呼“上当”，气冲冲忙去找他算帐，他却嘻皮笑脸……想如今之假冒伪劣，盖源于此。
与像章有关的还有一事，十分好笑，亦可一记：院中一些小学低年级学生，文革中亦有他们自己的“运动”方式。他们不知怎么发现，电话号盘不要拨满，就会不知串线到什么地方。于是，一度有几位经常乐此不疲，也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必与其油嘴滑舌“臭贫”对骂一番。当时院中有两部公用电话，一部在前院传达室，一部在后山管理科。一次两人碰巧在两处同时干此勾当，贫着骂着，发觉不对劲儿，问：你是谁呀？反问：你是谁呀？！原来同是此道中人，串线串到一块儿去了。一次，对方是一女同志，柔声细气地说：小朋友啊，你们都是红小兵呀，这样做不好啦……你们要主席像章吗？我这儿好多呢，你们家住哪？我给你们送去！……该小孩一听有这等好事，也不贫了，也不骂了，遂将地址合盘托出，一心在大门口等像章。不一会，一辆吉普车嗄然停于门外，下来三、四个男女，问：刚才谁打的电话？众小孩均争先恐后伸手要像章，谁想来人把脸一沉：你们还想要像章？想的美！不送你们去派出所就不错！这几个小孩如梦方醒，顿时傻了眼。他们这会子才搞明白，想和大人们开玩笑，他们还嫩点，于是只得乖乖挨了一顿臭骂……

与“赵丹丹”通过话，牛吧？

       另一件可记之事，亦与传达室有关。那是文革后的七几年了，一日，我正与远景在传达室闲聊，看门的老周在接电话，与对方贫得正欢：什嘛？你是赵丹丹？我是谁？我是你周爷爷……远景问谁呀？老周答：黄寺儿的孩子，瞎捣乱。远景接过电话，咯咯乐着继续贫：什么，你是赵丹？我还是王心刚呢……但说着说着，远景的脸色有些变，我问：谁？他答：真是赵丹。赵丹在电话中问老周能演什么，远景答：能演土八路（周原为359旅老兵），赵又问，周神经有无毛病？因刚才他没听出是赵丹，贫得离谱。原来赵对电影学院出来的人不满意，想在民间找演员，不知院中哪位认识赵，说老周形象适合某角色，赵遂电话过来了解。赵又问对当前我国电影的看法，远景说这有一对什么都颇有看法的，遂把电话塞给了我，我毫无精神准备，面对大师支吾不得要领，正嗫嚅间，老白（后搬来的，已去世）听说是赵丹，遂一把抢过电话，说：啊，我们最爱看你演的什么什么啦，还有什么什么……话音未落，晨星来了，不由分说，夺过话筒，大侃一通他想演且能演电影，及阅历如何丰富……此时又一人抢去话筒，没两句，赵遂挂机了。
此后不几月，竟闻赵丹死讯，想他那时到北京，原本想筹拍一部什么片子，但后来，竟发现已病了……
       不管怎样，能与大师有只言片语往还，亦属三生有幸，时至今日，赵丹那亲切的话语，还在我耳畔回荡。

老沈，文革这段深有同感，说得也非常真实，一个五号院整个是各院的缩影，你有天地良心啊！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那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叫吃饱饭撑的，瞎折腾。不象我们农村乡下人，肚子都没填饱，哪还有精力搞革命？

李晓侯 发表于 2022-8-4 00:17
老沈，文革这段深有同感，说得也非常真实，一个五号院整个是各院的缩影，你有天地良心啊！

刚看到，谢谢！

沈卫国 发表于 2022-11-13 10:04
刚看到，谢谢！

老哥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