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谈笑录（二)

小孩儿玩的，就是大人做的

      有道是：山上鸟多不同音。六十年代初，院中孩子，各个时期，有不同派别，“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天你跟他好了，明天他跟我好了，又跟×××不理了，虽为“儿戏”，内中却既有“政治”，又有“军事”，分分合合，派中有派，门阀遍于院中。一些大人们自觉高明的那一套，竟也一应俱全。不是有句话吗：小孩玩的，就是大人做的。真是一点不假。现在回想，我们处于少数派的时候多。一日，“多数派”一大帮人围住我家，叫骂“攻打”，我们几人闭门不出，高挂“免战牌”，只是以回骂作答。正在紧要关头，突然家门洞开，“敌人”蜂拥而入，我辈只好束手。原来我们几个“自己人”中，有一人开了门。我惊诧莫名，遂悄声问他：你干嘛开门?谁知他竟得意洋洋地说：我早就是他们那边儿的了……嘿，你说这事儿闹的，真是猴子到家——原(猿)来如此，出了叛徒内奸!所谓“人心难测，鸭胗难剥”，弄得我们啼笑皆非，中了敌人的“反奸计”，只得自认倒霉。

将来是要杀人地

       记得某日，与一院友胡扯蛋，一通臧否人物后，该友一边嘴角下撇，一边嘴角上翘，换言之，半边脸嗔，半边脸笑，煞有介事地口中念念有词：我将来要是有权，我是要杀人地，哎，有几个人我是要杀地，我是要杀地，哎哎，要杀地，要杀地（作若有所思状，以示对杀人大事一定要慎之又慎）……那谁谁谁(一经常管他“闲事”的大人)顶不是东西，第一个杀的就是他，第二个是谁谁谁……那谁谁……也不是个东西，但也不能杀的太多，给他留条命，判个死缓算了……一阵笑后，他又封官许愿：我要是当了总统，你就是副总统，起码也是个国防部长，那谁谁谁让他当个什么……谁谁最没出息，给他个妇女部长干干，让他管一帮娘们儿去……承蒙院友预先“提拔”，但能实现的概率显然超不过13亿分之一，而当时的概率是6亿分之一——看来是越发没指望喽！

带响儿的“革命战争题材画”

       小时有一二年，我竟突然迷上了画画儿。此事现在想来颇觉蹊跷。我小时候的“小时候”——幼儿园时代——在亲戚中即有“画的不错”的美誉，有“作品”“小兔兔吃萝卜”在众亲戚间辗转邮寄传看——当然，不过涂鸦而已。但要说真正的涂鸦，还真不是兔子萝卜画，而是“革命战争题材画”。通常二边一边一山，中间一河，河上有桥，二边炮阵地，坦克布置（画）停当后，即开战，一边画出膛的炮弹在空中“弹道”，然后在对方爆炸，一边在嘴里发出电影中看来的炮弹“啾啾”声及爆炸的“咣咣”声，对方自然还击，将炮炸毁，飞机再轰炸，军舰发炮，士兵冲锋，再被打死……直打（画）得硝烟“弥漫”、弹迹满天，尸横“遍纸”——总之，一张挺白的纸，被涂成漆黑一团，同时笔秃（或折）纸破，外带口干舌燥算完。
        对这类“作品”的评价，完全视大人心情。心情好时，会仔细问：这是什么呀……噢，……那是怎么回事呀……画的不错；心情不好，则：要画就好好画，别浪费纸。不过此“涂鸦画派”，现在想来，竟颇有超现代意味，有谁见过在一幅“作品”中能完整表现一场战争从布阵到结束的全过程并伴有隆隆炮声的？
       不过上学后，人又大了点儿，此道渐废。
       大概小学四、五年级时，一次上图画课，老师拿出一叠各班同学画的国画在班上展示，不知触动了我哪根筋，一下课，我即在走廊拦住该老师，要求加入“课外图画小组”。该师先是一愣，随即答曰：噢，那就来呗，每星期三下午活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那几年，只觉“万般皆下品，唯有美术高”，一门心思全在画儿上。学习成绩也下降了。为了攒钱去荣宝斋买画册，我周六经常和一画友（也姓沈）有车不坐，腿儿着回家（十几、二十里），待到朝思暮想的画册买到手，简直奉若神明，白天看不够，宿舍熄灯后，在被窝里还要打手电翻看欣赏。

这回大师看走眼了

       一次，老师托关系带我们去军博拜访画界大人物黄胄（据说他女儿在我校），我们毕恭毕敬，大气儿都不敢出，黄大师在翻看我们的“作品”时，我多希望他老在翻到我那几张花鸟时目光停留一下……如果能评论一番……最好能夸奖几句……当然最后自免不了鼓励一下……可他“唰唰唰”，几乎一眼没看就翻过去了，倒是在一个马姓同学画的马上“留目”了半天，并着实夸了一番。还问“这是谁画的？”我现在都还能感受到我当年那个嫉妒劲儿：心里一阵发酸，还想，哼，画马我也会，只不过还没画罢了……
六四年如果美院附中招生，我肯定报考。小曼至今都还记得当年我硬拉他“参观”我的“作品”并炫耀的情景，不过对画画儿的兴趣不知怎地，在上中学后竟戛然而止，如今竟至到了对什么色彩、造形、构图，一概浑浑然一点儿感觉都没有的程度——我那些绘画细胞，显然都死绝了，人生之变，以至于斯。

真他舅舅的

        突然之间，我像院里不少孩子一样，又迷上了做半导体，曾跟小曼走街串巷满城寻购“处理三极管”（便宜）。家里给的钱不够，就省吃攒饭票去后山管理科老杨处兑成现钱，老杨倒也体谅这帮孩子的苦衷，每次均不动声色，收票点钱走人。一次我爹见我兜里鼓囊囊，一搜，一大把饭票，以为不是好来，待我细细算一笔账，每日少吃多少，每月少吃多少，又多少月过去，总共可攒多少多少……我爹一听，有点道理，尚可自圆，遂不再怀疑，也不没收了，但命令我今后每周必多吃多少，吃完为止，不许再去换现金……一次，一同学吹他舅在九仙桥电子管厂，能买“处理三极管”云云，我一听大喜，遂掏钱托他托他舅采办。他说他舅一星期只星期日才回来一次，我“朝也盼，晚也盼”，恨不得每天都是星期一——这是我唯一可能讨得朝思暮想的宝贝三极管的日子，不想他这个星期说他舅没回来，那个星期又说他舅忘了，再个星期又说……真他舅舅的！直到有一天，来的是他妈（不是他舅），拿一喇叭（不是三极管），告老师曰：吾们没给吾们孩子钱，可他哪来的钱买这喇叭？老师一审，正是我的钱……
       我还清晰记得那辉煌的一天下午，在中三院西屋昏暗的灯光下，那激动人心的一刻：我无意中碰了一下什么，那先前怎么鼓捣也不做声的收音机（一堆东倒西歪的零件及乱麻一样的连线外带一胶木壳）哇一声传出中央台某播音员那浑厚的男中音……我赶紧拉当时能拉来的任何人来听，心中充满了无可名状的自豪感……此物没准现在还能在哪个角落找到，反正我没有着意扔掉它。
       当年五号院，干什么事往往一窝蜂，一如现今之“时尚”，比如做航模、船模。记得全院一下子冒出不少小小“造船厂”，我们几个孩子也愣用小刻刀在一块木头上弄出了一个蛮像样的船形，幻想着早日“成军”，装上小马达，加入“北海舰队”（去北海公园“试航”）。可终因“海军经费”不到位而作罢。
       小朋友中，亦有堪称天才神童者。比如有个叫鲁波的，小小年纪，会讲故事，经常率众人坐月说狐，灯下谈鬼，尤善“福尔摩斯探案”，什么“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血字研究”，讲得活龙活现。常在大食堂聚数十人听他讲，有时他晚上能讲得甚至大孩子都不敢出门回家，一次正讲到关键处，突然停电，众皆哗然，吓得直打哆嗦，你推我，我推你，竟无一人敢下床去拿蜡烛，甚至连他自己也一样!可惜他家很早就搬走了。

小炸弹儿与狙击手

       回想当年院中孩子，潜意识中总有一股干部子弟的优越感，看闾巷细民不起，背后称其为“小市民”，尽管在外表上我们亦不过是一身“平民”装束——补丁布衣而已。在低年级小孩间，还有比谁的爸爸官大的。有时吵着吵着，就冒出一句：我爸爸管着你爸爸……这怕也是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思想基础之一吧——以天子门生、铁杆嫡系自居，其实满不是那么回子事儿。
       也许是心理上拿“小市民”不当回事，因此院里孩子“扰民”之事偶有发生。记得一次，后山脚下外院一老太太来院告状：“你们院的孩子也该管管了，没事儿尽往吾们院儿扔那个……小炸弹儿（鞭炮），吓得吾们孩子都不敢出门儿……”
       及至文革后院里大些孩子都插队、兵团、当兵去了，原先的小不点成气候了，上了中学，听说他们有一阵子，往兜里揣一把黄豆，手握弹弓，躲在本院一左一右两个废旧车库中，从被木板钉死的破窗缝里向外“狙击”，专打与自己不对付的同学，由于二中的学生经常遭到不明来历的攻击，从本院至二中这一、二百米路，成了“危险地带”，就像鬼子的封锁线，学生们每至此，必撒丫子狂奔，几成惊弓之鸟。直到后来，终于露馅了，二中“革委会”一帮子，拎着木棒打进院里，这帮孩子自然作鸟兽散。
       如果说当年院中孩子只会一味戏耍胡闹，则不尽然。事实上，无论淘气的闹将，还是文静的好学生，功课一般都好，因此绝大部分均能考上重点中学。记得多年后谈晨星跟我在后山聊天，说起他接触很多大院的不少孩子（他交游甚广），不知怎地只觉咱院儿的孩子最聪明，不知是否家世渊源或遗传（指父辈多为搞宣传的）云云。
       当年的中、小学生，也没有什么歌星影星可以崇拜，所信仰者只一人——伟大领袖毛泽东。文革前大学毛选，主席著作为天下万民之圭臬。记得文革前，我曾就《中国革命的战略的问题》中的问题请教过一院友（当时不过14、5岁），他竟给我讲得头头是道，令我十分折服。一次我与李进就毛选中一问题争执不下，李提出，何不就教于其父？来到他家，说明来意后，李华光伯伯竟肃然如临大事，戴上花镜，摊开毛选，又圈又点又画道，我和李进则在一边正襟危坐，屏息以待。足足半小时后，只听李伯伯弹嗽一声，宣讲开始，我们赶快洗耳恭听。李伯伯言近旨远的讲解，使我们如沐春风，茅塞顿开。又半小时，我们称谢退出。如今李伯伯言犹在耳，而斯人已渺，但一日之师，终生难忘。他仅仅为了我们两个小孩儿的学习进步，竟是如此的郑重其事，这种对晚辈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真足以垂教于后来之人。
       多少年后的今天，我有感于此，特为之记。也顺便表达对当年院中所有前辈的怀念及敬意。

学生不考试，宁不乐乎？

       岁月不居，时光如驶。我们这批人逐渐成长，转眼之间，进了中学。同时文化大革命也正在向我们——也可说向所有中国人——悄然逼近。突然霹雳一声，文革爆发，学校运动，更是烈火烹油一般。想文革不愧为华夏历史上五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其开场戏，确也精彩红火。当时除几人向隅，大家全都兴高采烈。放眼神州大地，一遍喜色。有道是“革命是群众的节日”，那时的气氛好像天天在过节，人们欢其天而喜其地，广播中宣布“废除高考”的消息传来，同学们更是欢呼雀跃，整日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学生不再考试，宁不乐乎？可不考试，大学还办不办？不办，大家干什么？办，谁去上？这类问题，没人费心去想。当时大家认定文革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历时不过三月（主席语），谁想天下动之至易，安之甚难，一发而不可收拾。后来政潮绵延，人性趋下，各路反王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间政如飘风，民如野鹿，往往得意于朝，失意于夕，很多人热衷于“点着别人的房子煮自己的一个鸡蛋”，先是打倒别人，然后自己被人打倒，不断花样翻新地只演一出旧戏曰：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及至最后，终以一出“泣人有，笑人无”压轴收场。
       文革之今是昨非，早已尽付阙如。但我辈同庚人有幸躬逢其盛，“眼见它朱楼起，眼见它宴宾客，眼见它楼坍塌”——真滢滢乎大观哉！其间我们既是看客，又是演员，昔之所见，今之所感，不禁为之唏嘘叹息！

“何苦来哉”的“蜜月”

       想文革之起，其兴也勃焉。原因固然复杂，但何以至于竟如干柴烈火，瞬息间即成燎原之势，一发而不可收拾？没人说得清楚，迄今也是个谜。想文革前之学校教育，按现时正统教育模式衡量，本是极成功的。学生大都正派、简朴、勤奋，真的假的、虚的实的，反正满脑袋革命思想（当然，其中也不乏沽名钓誉者，但大部分真诚的成份多）。但也唯其如此，学生们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用被“灌输”的超现实（不妨用现今时髦语“后现代”一词）“先进思想”来衡量身边事物——其中包括这些为人师的校领导。而人岂能没点小疵？尽管当年各级头头总体来看官声远比现今好得多，但在学生们的“高标准，严要求”下，就显得有些相形见绌。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套追求至善的极端思想方法正是他们自己对学生纯而又纯“高标准，严要求”的无情反弹。看来世上只要脱离实事求是四字，就要受惩罚，哪怕是“好得不实事求是”也罢。那种把文革的发动完全归结为上层斗争的看法，顶多回答了问题的一半。记得文革前，学生中风传要在学校搞“四清”，对校领导就有种种非议，有些向上级领导部门甚至北京市委写信反映学校问题，有的给校领导直接写信，及至聂元梓大字报电台一广播，当天上午，学校中大字报即铺天盖地而来，其中大部分是初中生贴的，矛头对准校领导，中午我回家吃饭，下午一进校门，突然发现校中大字报全都换成拥护校领导的了，其中大部分是高中生贴的。以后又多次反复，最后北京新市委成立，在校园内围操场游行，拥护北京新市委。队伍中我看见几个原先反对校领导的人，在游到校领导身边时，拼命振臂，高呼“在校党委领导下”如何如何的口号。这期间有个原先教过我们班三月的老师，积极“压制”低年级同学贴校领导大字报。这老师在管我们班时，从无笑脸，一天到晚操其外地口音大讲“为革命而刻苦地读书”，学生课下打二十分钟篮球他批评，同学在图书馆借几本课外书看他去图书馆查（不过实事求是，比现今一些“老师”敬业得多）。搞得班上无论好坏学生，没有一个不烦他。这次班上又听说他压制运动，几个一商量，公推我刷他一张大字报，还记得题目是：×××，你何苦来哉？不多时，居然拉杂成文。其中我使出混身解数，极尽舞文弄墨之能事，与其说是批他，还不如说是想显示一下我的“文采”。其中提到他找同学谈话至深夜，用了“蜜月长谈”一词，还颇为自得。一人问我：你知何为“蜜月”？我答：蜜月者，无非像蜜一般柔美甜蜜之月光罢了。其人笑曰：谬！蜜月，乃新婚头一月是也！我恍然大悟，不禁脸红，赶快将“蜜月长谈”改为“竟夜长谈”，心说险些露怯出洋相，人不知什么时候就栽哪儿……其实改与不改，并无要紧，大字报贴出后，没几人看不说，第二天即被别人的大字报给糊上了。我费了半天功夫，想想才真是“何苦来哉”。
       其实此事，现在思之，毫不奇怪。当年人小不必说，而人们结婚必是“革命的婚姻”，“蜜月”二字，在社会上几无踪迹。

“沃由罪，沃改司”

       全校师生夜斗校长，为文革中印象极深的一幕。工作组撤后，全校师生一致要求在外开会的校长回来“交待问题”，校长说白天走不开，学生以为托词，即说晚上也奉陪。一日，全校师生也不知怎么那么来劲儿，在操场静候通宵，竟无一人退场，校长不到，绝不收兵。直至东方泛白，校长千呼万唤，终于到场，众学生饿着肚子席地坐了一夜，火气正盛，校长一上台刚说：“同学们哪，实在对不起大家，我来晚了，本来早就想来，可是……”话音未落，台下口号声已连成一片，校长头上高帽已被扣上，小石块雨点般飞上“司令台”，打得在台上就座的“校革委”成员左闪右躲，有的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校长身上挨弹自然更多……
       从此之后，校长被勒令住在楼梯底下仅两米见方堆放扫把及扫地用锯末的小屋（如果可以称其为“屋”的话）中，白天胸挂一“黑帮分子×××”的牌子，名字上打着黑叉，在校园里扫地。随便何人，随便何时，都可以拿他开心，命令：“×××，立正站好！唱牛鬼蛇神嚎丧歌，预备，开始！”他就得立正大声唱道：“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怎么结尾忘了，反正无非是“遗臭万年”、“打翻在地，再踏只脚”一类。几乎每一次，不是说他开头两句唱得不够低沉，悔罪情绪没唱出来，就是说他最后一句不够高亢，不够长，或颤音没唱出来，然后一句“重唱”，他就得重新来过。其中“我有罪，我该死”，必须发出类似外地乡下口音的“沃由罪，沃改司”，否则也得重唱。堂堂一校之长，此时竟被自己的学生戏耍若此，师道尊严荡然无所存，现在想来，着实可悲可叹。

倒，也要顺着革命洪流的方向倒

       与现时很多反映文革的影视作品及回忆录不同，文革初其实是一派欢腾景象，大家都觉得被“解放”了，只有少数倒霉蛋，在角落中舔着自己那“受伤的羽毛”。及至后来，被打倒的人才越搞越多，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文革初一片愁云惨雾、悲悲戚戚，只一小股几近流里流气的红卫兵造反派恶少横行乡里。当然，在少数被打倒的人眼里，当然是天昏地暗。不过当初，即使被打倒的人，也鲜有不认为自己有问题的，人们很容易想：我若无问题，为何那么多人反我，想必我有错。其时的人，即被打倒，都要顺着革命洪流的方向倒，桀骜不屈者，真是凤毛麟角。
       遥想当年莘莘学子，总的看是多么的纯洁，多么的正派，多么的勤奋。尽管我在文革前即对那时的正统教育的某些方面有所怀疑不满，觉出其中虚假做作的一面。但总起来说，学生中是正气高昂的，理想主义的味很浓。这从一事即可看出：那时学生们上大学的首选志愿不是北京的清华北大，而是哈军工，尽管这意味着将来要到艰苦的地方去。我后来常想，如此丰厚的政治能量，没有被用之于国家建设，却被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使其无序释放，造成偌大破坏，否则“四化”怕是已经实现。经过文革，人们是“现实”多了，但骨子里却失去了“理想”，换言之，政治能量已经释放殆尽，起作用的，唯有钱的能量……

可踩上棉花团儿了！

       文革初，有一事印象颇深，想来十分滑稽可笑。
一天，班上同学心血来潮，突然提出要向各校发什么“倡议书”，派人分头发送。男校好办，谁怕谁？及至到一女校门口，几人就有些脚步沉重，迈不动步子。女学生听说男学生来，也很稀罕，都从各教室窗中伸出毛绒绒的脑袋看，后来竟发展成夹道鼓掌热烈欢迎，还高喊革命口号，比如“向五中同学致敬”之类，搞得我等晕头转向，气促心跳，脚下如踩上了棉花团。好不容易找到女生头儿，几人但觉舌根发硬，哪里还吐得出一字来？幸亏有一同学，家中本有姊妹，算是见过世面，上前说明来意并启上“倡议书”一份，我等又随其后在掌声口号声中一路踩棉花团原路退出。待出得校门，只觉眼前一片茫然，赶紧深呼一口气，也搞不清：究竟是在庆幸自己可算逃出来了，还是想进去再送一份？

老子英雄儿好汉

       大约在当年七月份，不知是学校放假还是怎的，我们天天在家，一日，忽听人说灯市口女中天天晚上有辩论会，因为离得近，全院大点儿的孩子都跑去看热闹，由局外而局内，逐渐卷入其中。所辩内容，记忆中早已湮忽无寻,但场面之热烈却鲜明如昨。其雄辩滔滔、唇枪舌剑，毫不逊于今日之“大专辩论会”，只不过后者“正、反方”由抽签决定，而前者“自选”，且都为中学甚至初中生（印象中运动初期初中生远比高中生活跃）。那个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似乎并非中心的内容，不过辩着辩着有人提到，遂着实辩了一通。最后由于理论上无法自圆，遂加一横批“基本如此”，仍然不通，又加“鬼见愁”——干脆不讲理了。此期间忽又闻清华附中成立了“红卫兵”，以军装红袖章为其特征，于是观点相同者纷纷起而效尤，以红卫兵自命。但由于“上面”并未明确表态支持，此时红卫兵的政治前途并不明朗，因此“入伙”的人并不多。由于人少，来者不拒，谁说自己是，谁就是，红卫兵在此阶段与其说是组织，不如说是思潮，不像后来红卫兵大红大紫之时，想加入要得到一些自封的头头的“批准”。
       直到这时，我才突然发现，文革前不久由于当时我与弟弟个头尚小，我爸刚把他的两件旧军衣特为我们改小了，结果搞得我们在正需要军装时没有正宗军装穿，只得穿那件不伦不类的，颇有些自惭形秽低人一等假冒伪劣的感觉。我和弟弟，好一通埋怨我爸：好好的军装，你瞎改什么呀你？……我爸也只得无奈地说：我哪知道要搞文化大革命呀……确实，谁会知道呢？

一事能狂便少年

       初期的红卫兵，并未得到广泛支持。印象很深的是，外出辩论，经常受到街痞流氓的起哄寻畔，因此难怪红卫兵翻过身来之后，首先狠揍“严打”了一通流氓。在一些学校、单位，红卫兵的观点也是少数，前去辩论有相当危险，动手动脚、冲击反冲击也时有发生。此时由于学校乱成一团（也许是放假），反正不用上学，大院的孩子（中学生及部分小学高年级学生）即作为一个整体与24中（外交部街中学？）的一群人一起活动，记得其中还有当时的风云人物彭小蒙的妹妹。还有一外号“洗脚盆”（其名谐音）的MM，文静大方，我每让其替我拿着什么东西，她从无怨言，印象颇深。此阶段院中孩子非常团结，大家“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戏虽假，情却真，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有道是：“一事能狂便少年”，一时间我们全成了“文革发烧友”。哪儿有集会、辩论、冲突往哪儿跑，足迹遍于中央美院、中山公园音乐堂、各中学，甚至郊区的牛栏山、良乡……。在中央美院的那次印象最深。是晚两派一直辩了一个通宵，对立那派都是年纪大些的，也是一会喊，一会唱，对我们一会婉言相劝，一会疾言厉色，怎么看怎么觉得有些神经兮兮。后来他们的人手挽手组成人墙，大概是阻挡我们上哪去的意思，而我们则边呼口号边起哄往人墙上挤撞，终于挤开了一个缺口。我那时横看竖看，总觉得对方的人甚至连长相都不像是好人，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一举手，一投足，一启唇，都在那儿装腔作势，活像在演一出群丑闹堂（而我们在他们眼里没准儿更像一群小泼皮）。而后来可能他们人多，我们人困马乏，渐成强弩之末，看来败势已成。此时突然清华附中大名鼎鼎的巾帼豪杰彭小蒙来了！只见她一边一个比她高出半头的彪形大汉护驾，一身绿军装，飒爽英姿，一手叉腰，一手在空中挥舞，语调铿锵有力，十足一个不让须眉的女中英雄。想那曹孟德算是早生千八百年，否则当有“生女当如彭小蒙”之叹。一时间群情大振，掌声四起，局面为之一变，对立派立时一蹶不振，变得灰溜溜的，最后我辈大获全胜，于晨光熹微中谈笑凯歌还，回家去挨家长的骂……

还不赶快给我回家吃饭！

       那时由于终日在外，打乱了日常生活，有时竟至眠食俱废，引起家长强烈不满，心说这帮孩子这是怎么的了？终日疯疯颠颠的，搞什么名堂？且很多大人均是老于“运动”者，对“反右”什么的记忆犹新，因此对孩子的活动自然十分不安，怕“犯错误”。而我们是初生之犊不怕虎，终日乐此不疲不说，反认为大人们太保守，落后于形势，因此回到院中，也经常与大人辩论。大概由于“青年人相信许多假的东西，老年人怀疑许多真的东西”吧，反正谁也说服不了谁。记得与之辩论最激烈的是谈杰伯伯，我们经过精心策划，想出各种论据，引经据典地想说服他，可终于未果。直到八月初“中央文革”表态，才算最终（实际上是暂时）确立了红卫兵在社会及运动中的地位。“8·18”（好日子，“发了还要发”。有此上上大吉之语，红卫兵能不发达？一笑。）主席接见之后，更是如日中天。我们暂时算在政治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押对了宝，得胜还朝（院）之态不免溢于言表。这一次算是小将小胜老将一遭。院中众长辈嘴上不再说什么（主席都支持了，谁还有什么可说的？），心中未必服气，于是话锋语气一转，要我们谦虚谨慎，不要忘乎所以，以功臣自居……同时家长毕竟是家长，孩子在父母面前永远是孩子，更何况我们那时也真还是个“孩子”。因此院中很有几位，在外面叱咤风云，运动“健将”一个，可在院中随便什么角落，爸妈一声：“×××（父母唤孩子，连姓带名一起喊，严厉中颇带几分滑稽），你还在外面干什么？还不赶快给我回家吃饭！”他不管正在“干什么”，也得乖乖地一溜小跑回家……
       此时院中一位，有幸作为学校红卫兵代表在8·18登上天安门，受到主席接见，据云与主席握过手。结果院中男女孩子，皆争相上门与之使劲握手（当时风气，男女孩间通常是绝不会握手的，此次算打破了一次禁忌），甚至一些大人比如其父据说也久久拉着他的手不放。大家希望有一种“过电”一类的神秘效应在彼此间传递，以分享“幸福暖流”。如今想来，这也属于“信则有”一类，与现时“气功”、“人体特异”等等异曲同工。

想吃甲菜，再不可得

      “8·18”之后，既然大局明朗，学校中很多原先的观望者，纷纷杀将出来，花样翻新争出风头。记得与五号院一墙之隔的男二中，运动初期表现平平，无甚动作，“8·18”似乎都没代表上天安门，此时突然发出“告全市人民倡议书”，要“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上王府井大砸其霓虹灯（此后二十年该灯在北京绝迹），好出了一阵风头。报上再一支持，各处群起仿效，于是专有一干人等，终日以焚琴煮鹤、佛头著粪为能事，一时间神州大地，斯文扫地以尽。流风所及，五号院也着实破了一通“四旧”。当时只觉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有所废，其何以兴？更何况我等自谓得风气之先，谁想瞬息之间竟已落伍，于是院中很多壁画，被红漆复盖，书之以主席语录、诗词，后来油漆不够了，只得仅将画中人脸部涂上……此类遗迹，虽迄今已历四十载，有些仍依稀可辨。院子大门上原先有联云：“松柏有本性，龙鸾炳文章”，也全部漆红，上书主席诗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大门口的小狮子头也是那时砸的。记得当时好像还犹豫了一阵子，觉得挺好的小狮子，没事儿砸它干什么？结果人家到处都在砸，还是让手快者给砸了。院中所有木制楹联，全部取下，中三院的一副印象很深，上书：桧柏豫樟早有栋梁器，芝兰玉树生于庭阶间。有人谓曰：我们固然生此庭阶间，但芝兰玉树地不是！院中还大肆收缴（实际都是自己主动交的）“尖头皮鞋”及“奇装异服”，女孩儿则忙着上街“剪辫子”，剪了一大筐，作为战果放在大门口展览。想当年辛亥革命只剪了男人的“胡尾”，大概因此孙中山才有“革命尚未成功”之叹吧，这回把女孩儿的辫子都剪了，算是革命到“头”了。收上的皮鞋，有的正经不错，头也并不尖，那年头哪有什么奇装异服，充其量西装罢了，而且即使文革前也没人再穿。一位大人将一件西服亲自裁开，交将上来，置于大门口示众，且贴一检讨书曰：“由于本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于某年花××（也许是×××）元钱做了一身奇装异服，现已觉悟到错误，特裁开交上，请红卫兵小将查收”云云。我们中之一位，还写了一张大字报，上谓：我们不是少爷小姐，你们不是老爷太太（指家长），食堂为什么还做“单炒”、“甲菜”？……结果食堂大师傅乐得正好少做菜，搞得以后几年食堂只有大锅菜吃，吃完还得自己刷碗。文革浪头过后，突然嘴馋，想吃甲菜单炒再不可得，因此直埋怨他。
       自从二中红卫兵搞了破四旧的倡议书后，一时间倡议书、号召书满天飞。我们一看，落伍了，就也急着要搞，而且要套红铅印，这在当时很少见（一般均油印），但费时。文件是何人草制，已经忘了，也许是我，不过主其事者肯定有我，且催办最力。由管理员找厂印刷，但迟迟印不出来，我等焦急万分，眼见传单中已有铅印甚至套红面世（当时红卫兵、造反派小报还未出来），于是天天去催，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我辈当天即上街分头散发，算是赶了个晚集，至今记得，去王府井分发时，商店员工奉若神明的表情，有些当即就在学习会上念。在街上散发，也是一抢而空，我辈颇有一些“成就感”。那时“红卫兵小将”在群众中威信极高，一次我与院内某孩子（小学生）上午外出，结果房产纠纷（“坏分子”强占幼儿园房，我“勒令”其搬出）、父子打架、养鸽子扰邻等事均拉我前去解决，直到下午四、五点，中午饭都没吃，饿得头眼昏花。记得“办”父子纠纷一“案”时，院里院外，观者如堵，小小胡同里聚了几十上百号人，路为之塞。我当时不过十五岁，随行者某君能有十一、二岁就不错，而问题的解决办法，众人竟公推以我之是非为是非。我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而且大部分是“大人”，内心十分紧张，但仍知板起面孔，故作镇静练达，勉力“秉公而断”。俨乎其然，居然作了一回临民断事的执法官。

八一当下，七十临近。年幼之事，文革之状老沈笔下栩栩如生。从学生角度看文革也是一种视野，盲从中有不满，追求中有无解，狂欢之后是思考。初始，放，得民心；乱后，收，得民心。一篇读罢文革初期历历在目，北京各处大同小异，实在是唤醒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