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木子朽 于 2015-6-15 16:35 编辑
历史不是靠歪曲和辱骂写成 ——兼评毛泽东建国后的历史功绩 自去年12月26在全国上下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举行隆重庆典以来，中国大地多元化思想风潮中又刮起了一股反毛逆风。据凤凰网《2013毛泽东》介绍，这种逆风于河南郑州的一个沙龙为集中暴发点，到了撕毁毛泽东画像和争论双方发生肢体冲突的程度。其反毛论点与社会上同类如出一辙，基本上都是以割断和无视历史真实为手段，以站在人民大众的反面立场为出发点，以人格侮辱的言行发泄极端个人主义的仇恨心理，以历史政治风潮中所产生的理论为论据，其言行完全超出我们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后来历届中央精神。 反毛论者的第一个论点是，毛泽东的地位是靠捧出来，他的历史功绩是人为堆起来的。持这种说法的人甚至对毛泽东定性为十二个字：“一代奸雄，一世暴君，一个无赖”。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说这话的人要么是对中国近代史、党的革命史的无知；要么是出于阶级的偏见。我曾在与这类人的争论中对他们的家庭出身做过四次推断，四人都承认其家庭出身为地主或地主兼手工业主，其中一人的祖父解放前夕因向国民党县保安大队指认一名负伤的解放军战士土改时被镇压。这类人出于剥削阶级的本性，怎不对毛泽东有深仇大恨呢？ 反毛论者的第二个论点是毛泽东不改革、不开放。这是睁眼说瞎话。旧中国变成新中国，是不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最大改革？生产资料由私有到国有、民有，是不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最大改革？工人成为领导阶级，农民成为同盟军，都成了国家主人，这是不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最大改革？试问，还有什么改革有这样伟大和成功？至于开放，我们不禁要问，上世纪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是什么、算不算开放？接着与东欧国家建立起以物易物式的记账贸易关系，算不算开放？难道只有与美国等国引进、交易才是开放？这些人懂不懂历史？在当时那种国内和国际环境下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么？开放不是你想开就开的。翻开《毛泽东年谱》我们就会清楚看到，当时中国正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包围之中，如何打破这种包围、封锁？毛泽东首先通过党际交往，尽可能地同与中国共产党友好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政党建立和保持联系。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共邀请了 56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出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是我们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其中包括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由苏共领导人之一米高扬担任团长，还有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利特、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率领的代表团，这些人当时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风云人物、顶尖人物。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当时出席中共八大的外国党的代表可谓是“大腕儿云集”。会议期间，毛泽东频频与各国党的代表团团长会见谈话。在与法国工人党代表团团长会见时毛泽东说，你们的党在法国政府威信很高，请你回去后向你们的总统做做工作，不要受美国的牵制，还是要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回顾这些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不仅大胆开放，而且开放得更稳健、更理性、更成熟。因为156个项目都是下蛋的母鸡，产生的都是持续发展的正能量。再说毛泽东如果不想开放，也就不会有尼克松访华，不会有田中角荣访华以及与这两个国家的建交，也就没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事实上，就是到1972年以后，国家按毛泽东批准的“四三方案”，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基本满足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需要，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可以说，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是原则鲜明的，他的开放不是被殖民化，不是成为发达国家的代工厂，不是把中国变成发达国家的资源库，更不是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的垃圾场。试问，当时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走现在我们的改革开放之路么？就像一栋房子，你能在没有建起基本构架的条件下搞装修么？ 反毛论者的第三个论点是说毛泽东搞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之说，我认为这种提法既不符合唯物论的认识论，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也与历史事实不相符。文革固然是我们国家的历史悲剧，但否定文革有一个怎么否定的问题。正如李敖所说：“否定文革，是要否定那种悲剧式的解决问题的‘冲锋方式’，而不是也不应该是否定文革要解决的问题。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现在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更严重了。希望今天用我们的智慧，能从文革的悲剧中汲取教训，至少部分地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借否定文革否定或回避问题，甚至将问题变本加厉。这本身就是悲剧”。 至于说经济，我不否认，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应为1973止），给我国各个领域造成了严重混乱，带来了巨大损失。但事实上“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发展，只是说没有文革则会发展得更好些。 关于对文革时期的发展曾经有一种通行的说法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细心研究党史不难发现，“边缘论”是当时的一种政治需要，这里可用“你晓得”作解。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综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既然是“有所发展”、“仍然取得进展”，那就是说与崩溃相远了；既然是“濒临崩溃的边缘”，也就谈不上发展。须知，“崩溃”与“发展”应该是反义的。那么，到底是“崩溃”还是“发展”呢？ 这必须根据准确的历史事实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 关于年平均增长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 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 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从各个经济部门情况看，10年中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工业交通方面，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2050亿元，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得到了长足进展，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建设前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还有前面说过的1972年以后的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的引进，都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文革”时期，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生产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钢铁产量由1949的16万多吨增长到3100多万吨。 农业方面，除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外，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成就最大的时期，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74页。）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 科学技术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 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能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保障。正如邓小平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反毛论者的第四个论点是毛泽东时代没有现在发展快。这完全是一种不懂各个历史时期发展基础和国际国内客观环境作出的判断，是一种历史阶段孤立认识观。现在发展速度快，发展水平高，这当然是一种客观事实。但试想一想，没有前一历史阶段的基础，能有现在的发展？别的不说，只说国计民生的两大重点项目。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毛泽东提出了“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的经济发展战略思路，抓住了国计民生的主要矛盾，这是符合当时特定历史时期实际的。事实上，从粮食发展看，194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11318万吨，到1958年增加到19700多万吨。三年自然灾害中下降到13650万吨。从1962年起，全国粮食每年以1000万吨的速度递增，到1965年基本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再到1975年，发展到28452万吨，比建国初增加近10000万吨。从钢铁发展情况看，1949年，中国钢铁产量只有15.8万吨，用陈云的话说，当时只够给全国妇女一人做一个发夹，居世界第26位，不到当时世界钢铁年总产量1.6亿吨的0.1%。1957年突破500万吨，达到535万吨。1965年达到1223万吨，1975年升到2390万吨。到1978年，中国钢产量达到3178万吨，居世界第五位，占当年世界钢铁产量的4.42%。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我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是在一场废墟或叫在一滩烂泥坑上建造的一栋楼房；而现在的发展则是对这栋楼房的加层或装修，这难道不是事实么？ 总之，文革八年也好，十年也罢，当时全国没有任何企业倒闭，没有一年农业减产，没有金融危机，没有通货膨胀，没有产品卖不出去，没有工人下岗或发不出工资，经济总量年均增长6.8%以上，到1968年全部还清公债止，中国成为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试问，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经济濒临崩溃”！所谓“长期发展缓慢”究竟又有何根据！我们承认，毛泽东晚年确有不可否认的错误，他的错误也的确成为我们国家更快更好发展的影响因素；但毛泽东的一生则是辉煌的，伟大的，他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都是前所未有，举世无双的。那些跟风瞎说、那些把铁的事实放在一边而用尽抵毁性名词概念作为反毛论点论据的人，把党和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给予其原剥削或反动阶级家庭的宽容政策作为发泄私愤的平台，其用心正是司马昭之心的真实表达。有一些辩证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人，有一点经历史阅历的人，谁还看不出来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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