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开心 2022-10-2 2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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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天数: 1198 天 [LV.10]以坛为家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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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刘少奇同志---回复汪振全并转开封宋韵网帖(1)
缅怀开国元勋,一代伟人刘少奇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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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写在转帖之前:
今天——2013年11月26日,是我在北京参加毛主席第八次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小将47周年纪念日,也是我有幸终身唯一的一次见到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的纪念日。我记不清楚他是第十几辆车,只知道他是站在一辆普通解放牌军车上面的右边,穿戴的是红领章和红五星的咔叽军装、军帽,手中拿着红塑封面的《毛主席语录》本。我分明看的清清楚楚,可为此我和一位没有“串联证”的黄国河同学,我用我在只报名没书读的黄陂第11中学(严格说,我被保送的是“黄陂第四中学”,可当时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我连四中的大门朝哪儿开都没见过,就懵懵懂懂地参加了“立足本地闹革命”),为事先预防掉队另开的一份“串联证”,将他等两位农村同学,带到北京西城区一所中学登记住下,然而打那以后,至今我们结下了“老死不相来往”的怨恨,原因和理由就是:他说我很反动,他坚持说刘少奇是“坏人”,这次接见根本没有刘少奇,我说我看见了有,肯定有!当然我不敢说刘少奇不是“坏人”。往事如过往烟云,这种幼稚无知的辩论已不再重要,我们已经进入老年了,我们不能再仅仅只用眼睛,不用脑袋瓜子去看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强调对两个阶段的“两个不能相互否定”呢?路线(就是治国方略),路线或许不同;目的(党的宏伟目标),目的完全一致;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155医院工作人员师振徳的回忆文章中说到“治疗是由刘主任按照北京的治疗方案治疗”,不知道刘主任和这个“刘军医”可不可能就是同一人?但我相信真实的幅度一定大于“伪造”的百分比。“从“刘军医”的【监护日记】的口气上,看得出可能在事后若干年的今天,或许有知情人帮忙作了某些整理修改的痕迹,如送刘少奇火化时填的那张“火化单”的内容,一般人都不可能看得那么真切,记得那么详细。我曾猜想是不是就是“她”呢—— 一个60年代的知识分子型的老女兵,她曾经在155医院内科当过主任医师,“她”是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情况的,我是在部队时偶然听到身为我的直接领导的她老公说过,其实那时,刘少奇早已经去世了。尽管他老公只透露了那么一点点,竟与我今天所见【监护日志】其中部分内容有点惊人的吻合之处,只是因为当时政治环境及保密原则所限,言者“欲言又止”,并反复叮嘱“不能对外乱说”,所以闻者也只能略记“只言片语”。她老公已经走了,走远了,她还健在,两个孩子,一个有能力的孩子在加拿大,也不知她今在何方?这也不过是我管孔之中的一点点胡乱猜疑罢了,不便深究。
背景资料: 【1969年10月17日】
△林彪作《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林彪的《紧急指示》。在此前后,根据毛泽东意见和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
“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江苏省的苏州市,住在一个以前曾是宋美龄私人别墅的院子里。因为林彪是以‘紧急战备’为由疏散到这里的。”“他这次让给黄永胜打个电话也是这样。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作好发射准备等等。林彪一共讲了六条,差不多一句话就是一条。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的一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口述命令。” “两个小时以后,即当晚七点钟左右,我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之后我从军委的收电中才知道,黄永胜通过总参作战部向全军传达的林彪指示只剩下四条(有关二炮的一条不向其它单位传达,另一条是关于武器生产的,也不向部队传达),并给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命令’。林彪口述这个‘一号命令’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可苦了全军百万指战员他们奉命疏散,在严寒的季节里一直远离营房,挨了一冬的冤枉冻。我的一个弟弟当时正在部队服役,他在数年之后复员还乡,但一提‘一号命令’还是怨声不绝。” “林彪发出‘第一个战斗号’之后,我军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与此同时,敌人方面似也进入了同样的戒备状态。据情报消息,沿中苏、中蒙边境一带的苏军,全都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队调动频繁,有些部队似有向我前沿推进的趋势。驻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也奉命开始全面戒备。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一战备状态。各个方面的动向,确有一种剑拔弩张之势。”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 316-320页)
当时准备打仗,69年同苏联多次大小冲突,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提议,10月20日之前,所有的党政军领导人等国家重要人物都紧急战备疏散到各地方。到开封的也不仅仅是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在离开北京之前就已经病重。在10月14日的《刘少奇病情报告》上,已经有了大致如下的文字:“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从北京到开封的“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10月24日、31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
1、刘少奇在最后日子的医疗护理真实情况(北京---洛阳)
来源:环球视野 作者:王凡 东平
刘少奇在中南海的最后日子,医务人员对他的治疗和护理是积极认真的。
自从进到中南海后,作为门诊部主任的卞志强大夫,就一直告诫门诊部的其他医务人员:“组织上让我们到中南海来,就是搞医疗保健工作,没有别的任务。我们的 具体服务对象,可能是‘红’的领导;也可能把你派到‘黑’的领导那里,但不管是‘红’的还是‘黑’的,我们到那里,就只管做好我们的业务工作。”
然而刘少奇的情况与其他“黑”了的领导人,还是有些区别的。刘少奇已经在中南海里遭受到面对面的批斗,《人民日报》也已经陆续发表了一些一看就知道是针对 是少奇的批判文章,只不过没有点名而已,刘少奇基本上已经被划到毛主席的对立面去了,就差一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确认了。
马晓先记得,她参与对刘少奇的护理工作初期,刘少奇的身体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在10月14日的《刘少奇病情报告》上,已经有了大致如下的文字:心脏有冠 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这就是说,他已经濒临危险的边缘。
当时常出现反复的是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一旦发作就处于高烧状态。每逢出现这种情况,马晓先他们就分外的忙碌和紧张。因为倘若控制不住,刘少奇的病情将更 加恶化。在马晓先的记忆里,还有过从北京医院等医院请专家到福禄居里会诊抢救的印象。马晓先说在给刘少奇进行救治的过程中,医务人员还是竭尽全力的,对刘 少奇的治疗和护理是积极认真和负责的。当时为刘少奇成立了最好的抢救组,还从空军总院、陆军总院请来了呼吸科的专家会诊。
马晓先参与了护理工作,包括给刘少奇打针和喂药等。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医生给刘少奇开的药,都是最好的。针剂和服用的药,都是进口的,抗生素药片一片十好几 块钱,相当于那时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所用的针剂也是十分昂贵的。这些药用下去以后,能够比较快地把支气管肺炎和高烧控制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中央警卫团的李留壮医生就被调走了,卞志强和马晓先感到仅由两个人照顾刘少奇人手有些不够,有关方面就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调来了黄宛大夫。黄宛大夫是国内著名的心内科专家,他在医术上是很有经验的,而且曾经多次参加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诊。
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北京赴河南的医护人员都奉命返回。
黄宛大夫来的时候,带了两个护士,他们来实际上就是接替卞志强、马晓先,负责此后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的。经过一段交接,马晓先他们就离开了。那两位护士,后来一直护理到把刘少奇送到河南开封。
马晓先回忆说:在和黄宛大夫他们交接时,刘少奇的病情有所好转,面色好看了,甚至有些头发也渐渐变黑了。当时,他们担负刘少奇的医疗工作期间,每天是如何 进行医疗护理的,都作了详细记录。当治疗显示了一定的效果,病情有所好转了,他们就马上给刘少奇拍了照片,这实际上也是出于谨慎的考虑,留下一个直观的证 明。马晓先推测说,他们当年记录下来的这份文字东西,应该保存下来了。“这份文字记载可以说明我们当时在刘少奇身边,是遵循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准则,遵循 了人道主义精神,对患者进行积极认真负责的治疗的。”
马晓先虽然不知道刘少奇离开北京去开封时的病情,以及在路途中发生了怎样的情况,但她相信北京的这些大夫和护士,都是会全力以赴地对刘少奇进行诊治和护理的。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从北京到开封的“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10月24日、31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
但就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11月6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11月10 日,当刘少奇的病再次发作时,进行抢救的只剩下当地的医务人员,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救治措施,但刘少奇的心脏还是于11月12日早晨6时45分停止了跳 动。
(《环球视野》摘自《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2、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师振德(原解放军155医院工作人员)
1969年11月17日上午10点钟的时候,教导员通知让我跑步上院长办公楼。随后几个医生护士都过来了。院长说:军里给我们一个特殊任务,我们医院选派你们去接受任务,家里的事你们不要管,你们只带牙具、换洗衣服,其他什么都不准带,纸条也不能带。我们就回家拿了东西,一辆上海凤凰轿车把我们拉到西院。这时候叫我们上楼,我坐在西边的沙发上。当时军里王景春副政委问:你们都是党员吧?我说不是,石斌也说不是。他说不是没关系,以后争取。接下去他说:同志们没想到吧,刘少奇要来开封了,派我们去执行这次特别任务,也就是说,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保证他的生活,谁走漏消息,杀谁的头,党员开除党籍,你就是见着亲人,见着什么人都不准说;让张院长领着你们,可能是开封,也可能是别的很远的地方。然后他看看表,说你们吃饭吧,吃完饭就走。我们坐上车,转了转,一看就到了北土街这里。警卫连的战士正在打扫卫生。我们一来赶紧脱了衣服也参加打扫。晚上7点的时候,一切才算就绪。院长叫厨房开饭,吃完了回房里休息。
大概在9点钟之前,保卫处长张金贵通知我随他到机场接人。我坐上一辆救护车,他坐上一辆上海轿车,出新开门往南一直到开封机场。到机场仅3分钟,从北方来了架飞机。飞机上面有红灯。天空比较灰暗,阴沉沉的。这时候,从机场西边来了一辆轿车,灯光很亮,是一辆苏式伏尔加轿车,淡青色的,下来河南军区政委王新。飞机停下来,从上面走下一个人,就是专案组副组长老邢。他们在一块接头后,我们的张院长通知我说:振德,上去抬人。我就上去了。其他还有几个人,都不太认识。上去了以后,一看机舱里面,少奇同志在那里躺着,护送人员在给他换被子。他盖的是酱紫色的毛巾被,这时换上粉红色的棉被。在换被子的时候,我发现少奇同志没有穿衣服,鼻子里插一个鼻饲管。换了被子,我就在后面抬,因为当时我年轻力壮,我抬后面,旁边一些人抬前边。搁在救护车上放稳以后,我们和北京来的医护人员同车出了飞机场。下车的时候,我抬在前面,走小院门进屋。放好了以后,北京的医务人员和开封医疗组的刘医生,让我负责内务。又从医院调来常文秀等三个护士。北京来的同志一个姓曹,一个姓纪,他们向我们交代少奇同志的生活、治疗和饮食等方面的情况。
刘少奇当时是鼻饲,比如鸡蛋汤、鸡肉汤、豆浆、牛奶都是从鼻子灌食。还写了一个饮食单,每天按照这个,定量是五顿。三四天、四五天剪一次指甲,天天给他洗洗脚、梳梳头。
少奇同志到这以后,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过来他眼睛瞅瞅就闭上,面容很自然。
治疗是由刘主任按照北京的治疗方案治疗,我们在这里又给他增加了一些抗菌素。他有肺炎,有糖尿病。这些病都按照病情治疗。
因为机舱温度高,少奇同志来这第二天就受凉感冒了,体温比较高,来这后就输液打针。北京的两位同志在这留了一个星期,我们的同志熟悉了以后才走。走了以后,从警卫连又挑选了六个战士参加监护。
少奇同志去世那天,我是早晨4点钟起的床,过来一看,很多人正在抢救。当时抢救我在是在,但来得晚,因为我不是搞护理医疗的。呼吸停止5分钟还不行就终止抢救了。院长请示回来说,你们清洁遗体吧。我和曹文秀在这清洁遗体,洗洗澡,净净面。然后在这照相,又在走廊照,是院长照的。
后来火化我也去了。出发是在夜间,很晚了。我和六个战士抬遗体。六个战士分两边,我在前面引导。当遗体抬到前院中间的时候,老邢命令停止,原地放下,交给我一块大三角巾,说把脸蒙着。我接过三角巾,把遗体移过来,把三角巾往上一搁。当时开来一辆大六九车。我上了车,战士把担架递给我,我把担架放稳。战士上来,我从前面车楼跳下来,转过来一看,少奇同志的腿稍微露出了一点,我拉上布盖好。前面引导车坐着老邢、李卫士长、我们的院长。
到了火葬场,我先下来等着。院长先办手续,办完手续一摆手,我就命令战士把遗体抬下来。抬遗体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在这喷洒药水,可能是我们院长派人喷洒的。我们把遗体抬到火化炉前。这时过来一个人,也就30多岁,把火化炉打开。我托着担架前面,六个战士拉着褥子托着,慢慢搁在传送车上。火化完了我们就回来了,大概是凌晨1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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