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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增开小组会 1971年元月16日，部队行军到达潢川住训。第二天团首长们紧紧张张地开了一整天的会，直到晚饭前才散会。就在我们拿着饭碗准备进餐的时候，马遇芝副团长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朱参谋，晚饭后召开党小组会，我汇报一下这次野营拉练中的问题。同时让大家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 听到这话，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只是本能地“嗯”了一声。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为好。于是我找到张五星股长，他告诉我：“副团长说了，那就开会。” 我调到炮兵股时，炮兵股党小组长是涂嵩山。老涂是1963年3月入伍的，比我早半年调到炮兵股。前不久组建高机连时老涂到高机连任指导员去了，他的党小组长职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到我的头上了。因为炮兵股就剩下我和张股长，股长是党支部委员不好兼任小组长，这样我就顺理成章地承接下来了。这是我入党以来在党内的最高职务。说起来党小组长也不是什么官，只是平时收收党费，隔三差五按照党支部的要求召集开个小组会。 当时炮兵股党小组有5个党员。有马副团长、董参谋长、张股长和我，还有拉练中途补充到炮兵股的冯冬安。别看我们党小组人少，可是人才济济啊！两个党委常委，一个总支书记，还有一个支部委员。 马副团长是我入党时的谈话人。当年入党有个规定，连队不管谁入党，支部大会通过后，还要报营党委审批，通过审批的新党员由营党委指派党委委员跟他谈话，通知当事人的入党预备期（当时是一年的预备期），提出入党后的一些要求。鼓励新党员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带头为党多作工作，带领群众完成各项任务。 1965年9月中旬的一天，马副营长把我叫到营部，专门跟我谈话。这是我第一次接受营首长的谈话，心里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马副营长见我有些紧张没有单刀直入，而是询问了一些当兵的感受和训练中的情况。在这一问一答之间缓解了我的紧张情结，然后才慢慢转入到正题。谈话间他给我提出了一些入党后的要求。我第一次感觉到马副营长平时尽管在部队面前十分威严，但是谈话中却和蔼可亲，从一言一语中感到亲切温暖。同时，听得出来他对一个新党员充满着希望和期待。 1965年秋，我们团到禹县（现禹州市）施工，我抽调到营部勘察班任班长，有幸与马副营长同住一个小院，同吃一锅饭。我带领全班十个战士每天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每日里爬山不止，穿行在全营施工坑道的山川之间。 马副营长见我们爬山辛苦，经常到班里了解战士们的生活情况，不时还问寒问暖。我们当时在机枪连吃饭，他多次要求机枪连要给予我们生活上的关照。他发现我们行走在各个连队的坑道之间，机枪连不可能每天中午给我们送午饭。于是就要求全营各个连队，只有勘察班在那里，就必须解决午餐问题。在长达8个多月的施工中，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作业，连队都提前给我们准备好午餐，从来没有耽误过一天。即使是我们到了吃饭的时候，因为检查工作需要，连队也会把饭菜保温好给我们留着。 1968年下半年的一天，在商丘留守的马副营长又一次找我谈话。这次他没有与上次那样复杂，而是单刀直入地告诉我：“营部‘支左’小组抽调你到开封去协助工作，营长和教导员都在哪里，遇事要多请示报告，完成好交办的任务。”简单的话语中，我明确了自己即将承担的任务和责任。于是我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后，第二天就到开封报到去了。我离开商丘不久，就听说马副营长调到五团当营长去了。 1970年他从五团营长的岗位上提升为四团副团长，当时我在炮兵股。没想到马副团长竟然被分配到我们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当年部队的组织生活可是严肃认真，不管那位首长，只要没有离开部队，再忙也得抽出时间来参加，即使因公因事不能参加不仅要请假，而且还要把自己的意见提前告诉党小组长，让小组长代替自己在小组会上表达。这不仅是充分体现了党组织尊重党员的权利，同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也体现了党员高度的组织的观念。 按照马副团长的提议，我们晚上召开了党小组会。这次党小组会开了两个多小时，马副团长是会议的中心发言人。我们团从这次拉练开始到住训潢川，都是由他亲自负责指挥的。对于前段拉练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作出了对自己十分苛刻的认识，找出了问题的原因。接着董参谋长也对司令部在拉练中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两位首长严于律己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过去在连队每年有两次支部大会，会上党员都可以畅所欲言地给连首长提意见，连首长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是团首长能够把自己工作中的问题，开诚布公地在机关干部中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不仅需要坦诚的胸襟，而且必须具有极大的勇气。 如今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如果都能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我相信我们的党不仅能永葆青春，而且将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〇一三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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