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8月17日，父亲刘仰峤在长期积劳之后溘然辞别人世，离开了我们。多时来，父亲的音容笑貌经常闪现于脑际，似乎身体力行仍然在给我们难忘的教诲。在沉痛永久的思念中，我们一直很想写上数页文字纪念他老人家。遥想父亲对党和革命无限忠诚，廉洁奉公，勤奋学习都堪称表率，现在写上这篇短文，正值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也许还算适时。
其实还是1930年，父亲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读书时，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随后参加左联办《新大众》期间写过不少进步文章。此后在50年的革命生涯中，父亲的都光明磊落，正气凛然，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贞。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总是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甘愿献上自己的一切。在抗日战争的危险时刻，他身怀祖国和人民，置生命前程于不顾，凭一颗赤胆满腔热血，毅然参加了抗日决死队。戒马倥偬，出生入死，征战沙场。1938年，父亲在任决死四纵队政治部担任领导时，知祖父在忧念中去世。父亲本是一个孝子，于是请假回去料理祖父的后事，谁知回家以后，祖母大放悲声，她就只父亲一个独子，说什么也不放父亲回去了。父亲心系革命事业，对祖母也很孝顺，他在祖母面前跪了一天一夜，要求回部队去。祖母还是不答应，父亲跪倒半夜就逃走了。忠孝不能两全，父亲决然选择报效革命为第一位的追求。
父亲总是首先考虑党和人民的利益和需要。革命要他去干什么，他便乐于干什么，像革命队伍中一名不怕吃亏的拓荒者，一个负重的纤夫。1947年主动要求随刘邓大军南下，后又挺进别山，1947年11月，刘邓大军北上奉命留在大别山，在敌军压境的严酷条件下，团结广大干部群众粉碎了敌人历次疯狂进攻，保存和壮大了我军有生力量。后来，父亲曾动情的对我讲到去大别山之前的思想活动。他说：“我深深感到，到大别山之后，我就可能在那里牺牲了，但我到那里去是为了中国革命早胜利，我牺牲了也是值得的。”走之前，父亲去看望妈妈，妈妈想留他住一宿，他都没留；想去看大弟弟一眼，他是感情很重的人，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影响斗志，也没有去。他说：“如果我牺牲的话，你的妈妈、弟妹们会懂得他的父亲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就这样，父亲
偤偤惶惶地上了路.......在战争年代，由于生活艰苦，工作繁重，父亲身体不好，曾经常吐血。但这一切都压不倒父亲拼命工作的劲头和锐气，他以身作则，既抓部队，亲自带兵打仗，又管地方的武装斗争，培训了许多干部，工作起来从不嫌苦叫累，干得成绩斐然。这一切的原动力都来源于他对党对人民一片赤诚。全国解放以后，1950年至1953年，父亲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副秘书长兼西南局工交部副部长、西南人民艺术学院院长等许多职务，更是不顾辛劳扑在大量新的工作上。父亲思维敏锐，口说手写，自然挥洒，文思如泻，经常撰写社论。当时《新华日报》的许多社论，都出自他的手笔。只要有新的精神，他当晚就伏案撰写社论。一个通宵就写出来了。有一回一个夜晚就写出一万多字的社论，第二天早晨也不休息，又接着工作了。父亲调换工作的单位特多，别人不大愿意去的，他去，从不计较名利地位。1958年，有的领导干部要到中央党校去工作，而外地的武汉没人去。父亲不挑不拣，服从组织分配来到武汉大学，愉快的担任了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从1958年3月到1959年11月。任职只有一年多，武汉大学的教育革命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注意，于1959年9月12日毛泽东同志视察了武汉大学，至今仍是武汉大学的骄傲，父亲在武汉大学工作只有一年多，但他关于教育革命的著作就有两部；一是《为保卫党的教育方针而奋斗》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是《谈谈教育革命》两部著作近四十万字，还有大量的杂文，日记等数十万字。曾在武汉大学任过校长的刘道一同志在《布衣精神永发杨》一文中写到；“我与仰峤同志的长期接触中，我认为在他身上凝结着一种最保宝贵的精神---布衣精神。依我看古有布衣孔子，在武汉大学有布衣仰峤。何为布衣精神呢？依我之见，所谓布衣精神，就是一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高尚思想修养境界。它主要表现在：生活简朴，不贪图享受；清正廉明，不谋特权；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深入基层，与群众同甘共苦；调查研究、事必躬亲；无私无畏，勇于开拓创新。这些优秀的品质，在仰峤同志的身上，都充分的表现了出来。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他总是蓄着光头，穿一身布料衣服，脚穿布鞋，夏天戴着一顶草帽。他除了开会以外，很少做办公室；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教师、学生中；出现在课堂、学生中，出现在课堂、实验室、食堂、工地上；他到基层调研，从来都是轻车（自行车）简从（不带随从），总是不宣而至；他掌握的情况，甚至是比部门还快而且更真实；他的发言稿、文章都是亲自撰写，从不要人捉刀代笔。在这些方面，他在武汉大学留下了许多脍灸人口的小故事，无论是领导水平或是工作作风，至今仍是“无与伦比。
父亲是虽然在武汉大学工作不到两年，但在他的事业征途中，是一次新的转换，从此转到教育战线，先后担任过湖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其后在教育部任常务副部长，代部长，作了许多实在工作。尤其是父亲虽然身患重病，但是他心怀豁达，乐观的面对人生。就是在逝世前两个月，他先后到内蒙，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华东，中南几个省调研工作，为制定教育事业十年规则提出了重要的建设性意见，真可谓对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对疾病斗争到最后一息，正如父亲自己说的，把一线希望都争取了，因此走的没有遗憾，父亲真可谓拳拳之心同，老不渝节。甚至自身在“文革”中横遭冲击，都保持忠诚的操守，父亲作为知名的高级干部，当过兵，打过仗，工业，农业、教育、文学、艺术、经济工作都搞过，当他逝世时，只留下一堆书和两箱手稿。这就是父亲的“遗产”，其它遗产是没有的。家具都没有。连个弹簧床也没有，直到病故，都睡在一张单人木板床上，铺一张半旧的席子。父亲真可谓克已奉公、清正廉洁的模范了。他平时生活十分简朴，绝不奢求。经常吃稀饭，下咸菜。穿的普普通通，出国用的礼服，都是接待外宾时才用用，平时都不穿。接触过他的外国朋友都佩服他的为人风范。连理发，从来都自己用剃头刀理，脸上经常是横一条、竖一条的刀印，子女们的头发也是由他理。衣服脏了自己洗。从来只洗冷水澡。经常骑自行车去部里上班，或提着网兜趿着拖鞋上市场买菜。星期天、节假日从不用公车。不为家属办私事，连子女的调动，也从不过问。父亲就这样，恰如一泓清甘的泉水，奉献甚多。
南下的时候，父亲坐着一辆旧的美国吉普车。进城后，随从人员要给他换轿车。他坚决不要，秘书、警卫人员认为不可思议。他说：“坐车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要那个排场做什么！”还是坐他那破烂不堪的美国吉普。他一般是不让我们子女坐车的。偶尔一次，我们随他一起坐他的车出去，不够注意，把果皮、瓜子皮往车外丢，他马上吩咐把车停住，要我们下车捡起来。父亲批评我们说：“现在坐车是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你们这样乱丢果皮，影响共产党的形象！”又一次，天下着雨，驾驶员开车开快了，把泥水溅到路旁老板姓的身上，父亲冒着雨走下车来，向老百姓赔礼道歉。此后，司机开车就随时注意防止类似事情了。父亲就是这样作风简易，为人廉洁，严于律己，常常把自己的一举一动，与党的事业、与老百姓的情绪联结在一起。
父亲还是学习马列理论的模范。长期以来，每天早晨四点就起床，开卷读书。还是在抗日最艰苦的1942年，父亲任晋绥六分区政治部主任时，就学习了许多马列原著，交给秘书保管的书就有四百余册。他读过的《资本论》、《联共党史》、《反社林论》、《法兰西内战》等马列原著，都做了大量笔记与摘要。1945年冬，父亲被调往延安中央党校，临行托人保管的马列书籍有两箱子，可惜在运回临县碛口镇后方机关时遗失了，为此父亲感到非常惋惜。解放后，父亲学习马列理论的劲头丝毫未减。不但自己用心攻读，连身边的家属，工作人员，他都严格要求，要我们刻苦学习。家中学习气氛很浓厚。他喜欢作日记，写杂文现保存下来的日记杂文就有三百多万字。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所谓的劳改期间，搞卫生的过程中，写过不少杂文，比如他发现不同家庭门口的垃圾分类可以看出家庭的生活水平，比如富一些的家庭门口的垃圾中有罐头盒，因为那个时代家庭中吃罐头的人非常少，从分析垃圾类型特点，写过不好社会学方面的杂文。
我们永远忘不了父亲在这方面对我们耳提面命的教诲。战争年代，父亲把大哥留在山西老家祖母身边，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度过了他的童年，解放后才见到父亲。因此父亲格外疼爱大儿子，严格要求，培养他。1956年大哥大学毕业从事铀矿地质工作时期，他每个星期都给大哥写完一封信，把一些书籍，社论，文章寄给大哥。大哥开始读《资本论》，学了些断言片语，就喜滋滋的用来讲。父亲问大哥“看懂了没有”大哥说：“懂了”。他语重心长的批评说，他从前在北京参加“左联”时，就给人们讲《资本论》，头头是道，似乎很懂；现在过了二十多年，回过头看，反而象看不懂了，才悟出当初是多么肤浅。不要只是字面学懂，而应该在立场观点上学，不要教条式、简单化的了解，而应深入掌握精神实质。这些，都象老师给我上了一堂难忘的课。1956年八大召开时，父亲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副部长时，给大哥写了一封信说:"党的中心工作要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我又是搞工交工作，需从头好好学习。”
他是要用它的行动来影响我们。父亲每天凌晨起来学习《资本论》毛泽东著作，长期坚持不懈。不但阅读，还写批注，写心得，写下了大量文字。光是《资本论》的学习体会就有50万言以上，足够出版一部厚书。
1980年，父亲因动脉肿瘤恶化而住进医院。他的病症早在1973年就发现了，但他不愿意舍弃工作去看病。1972年他恢复工作后，任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利用这些宝贵的时间，他不顾个人的安危营救了多少被整的干部！时间让父亲付出沉重的代价。动脉瘤把肋骨都压弯了。医生问他为什么不早些来看。父亲以革命工作为重，公而忘私，苍天可鉴！医生护士被他的为人和行动所感动，竞争着为他献血。但这一切都已为时太晚。父亲，万古千秋，天荒地老。
父亲长期担任文化教育界领导工作，他个性豁达爽朗，为人正直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他谦虚谨慎，处事民主，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从不搞特殊化。父亲的高尚风格，备受同事、友人的尊重，也为子女树立好的榜样。
今年是父亲百年诞辰，他的一生，正如他的亲密战友赵辛初赋诗所说：“回思风雨同舟日，神态依稀似旧时”，“难得一生存本色，‘普通一卒’是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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