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五篇〖吃饭不要钱〗

                            《我的父亲母亲》五篇〖吃饭不要钱〗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都吃过"公共食堂"，公共食堂是为了体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优越性的产物。中央根据全国"公共食堂"的兴办问题，于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社论说:'人民公社当前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是分配问题；是办好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办好公共食堂、托儿所问题；是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问题。在这三大问题中，公共食堂和儿童福利事业这两件事情如果办不好，就不可能巩固生活集体化，不可能从家务劳动中把妇女解放出来，而使整个生产受别影响。看来当时把办"公共食堂"上升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1958年《人民日报》社论《办好公共食堂》发表后，"公共食堂"象雨后春笋发展起来。全国农村各地兴办了319.9万个公共食堂，有4亿二千万人口在食堂吃饭，占农村总人口的78.8%。“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一时间成为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
           农村的"公共食堂是个什么样子不太清楚，在我的记忆中1958年上半年我们街道的食堂已经办好了。街里的食堂设在离家不太远的一户高大的房子里，当时我的母亲已担任了一街街道办的主任(整个县城分一二三街，主城区为一街，我家就住在这个城区)。理所当然我母亲对办食堂很有积极性，还当上了伙食团的团长。"公共食堂"其实比较简陋，伙房里支了两囗大锅，一口炒菜一口蒸饭烧水，另外有一个大案子。一道隔墙上开了几个园窗囗专供拿饭，墙外的大厅有几张各家送来的八仙桌，每张桌围着四条长板凳，这就是吃饭厅。
           那时我大概上小学二年级，中午放学后就和同街的小朋友一起玩玩打打来到食堂，要了一缽饭和菜就和小朋友边玩边吃。碰到蒸肉之类的好菜就再来一缽两三人分。(饭全是用泥陶钵蒸的，分二.四.八两一缽)吃饱了又三五成群玩着去上学，真是舒服极了好玩极了。那时听大人们都在唱:"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我们小孩就改唱为:"一九五八年，剃头不要钱，由于手艺高，剃头不用刀，你来剃光头，一根根的薅"。当时的报纸和电台先后介绍了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兴办食堂的经验:"公社是桥梁，食堂是天堂，一日三餐有荤素，社员个个喜洋洋"。
           小孩觉得吃公共食堂好玩，但我母亲觉得好累。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到食堂准备早饭，因为食堂没有白案师傅，早餐不可能有很多花样，母亲都是吃了上顿准备下顿。食堂的人手不够而且都是些妇女，母亲只有事事带头，饭上笼后择莱.炒菜.打扫卫生，有时还要到几里路以外的河里挑水(那时还没通自来水)。每天很晚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吃公共食堂还有一点不好，就是一家人长时间不能坐在一起吃饭。那时我父亲己经是县商业局的一名管理科长了，每天也是在单位吃食堂，只有星期天时我们才从食堂把饭拿到家里，加两个爱吃的菜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
           从 1959年开始，由于严重自然灾害，农业遭灾歉收，粮食形势日趋紧张。母亲在食堂更难做了因为食堂粮食入不敷出，上面要求还要让大家吃饱吃好。食堂采用了"瓜莱代和两干一稀"的办法，大家还是反映吃不饱。后来推广柳州的“双蒸法”：即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缽，加上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时，能使每斤米出饭5斤，但大家说吃这种饭不经饿。1959年5月，中央提出“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和“口粮应该分配到户”等原则。慢慢地"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不久就纷纷解散。这样我母亲才得以"解放"。
(图一)大家在公共食堂吃饭。

(图二)当时吃食堂的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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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知道的三年自然灾害（三）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们为了活命不惜铤而走险，偷、抢、拐、骗现象成风。绝大多数都是与吃的有关，主要是粮食、瓜果一类。到处都可以听到失主的叫骂声，俗话说饥寒起盗心，如果说不是饿得受不了谁又愿意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比喻有时人们手上拿个饼子在大街上边吃边走路，稍不注意就可能有人先向饼子上吐口水、如果嫌脏不要了，马上就被捡走；如果说仍不放手，马上就可能被抢走，这种现象在当时普遍的很，根本不算稀奇事。那个时候盗窃不算丑事，即使被抓到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大多是说几句算了，也没有人追究，公安局也不管。即使这样湾子里还是饿死了不少人，仅我一个村庄就达20多，其中有5人是青壮年。
     人们不愿意就这样束手待毙，稍微有点活络的人想尽一切办法外流，有的趁夜深人静时携家外逃，有的跑到江西省九江地区，湖北恩施地区、邻近的红安县谋生。还有不少闺中待嫁的大姑娘，小媳妇这时候也讲什么条件不条件，嫁妆不嫁妆了，只要有口饭吃，别的一概不论，谁给她吃的、有地方安身就跟谁走。
      与黄陂毗邻的红安县与我们的境况差不多，全县也在过粮食关，也是饿死了不少人。红军长征时期朱德总司令的马夫看不下去了，亲自跑到北京找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当面汇报情况，引起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度重视。据说董必武副主席连夜向毛主席写报告，要求带三百万吨粮食回湖北红安探亲。毛主席没有完全满足董必武副主席的要求，但还是批准了一定数量可观的粮食用飞机运到红安，那时每天都看到飞机每天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知道这是用飞机往红安运粮食。结果与红安邻近的黄陂群众成群结队、拖儿带女的往红安跑。其实跑到红安去也没用，结果转一圈又跑回来了。
     1960年夏天除了旱灾以外，还发生了罕见的虫灾。一寸多长的大肉虫遍地都是，把地里的黄豆叶，红著叶全部啃光。有的说：“这是美国人放的细菌战”。也有的认为这是由于长期干旱、气候变化而引起的。因为国家当时处于困难时期，也没有人管，任其发展泛滥，肉虫越长越多，满山遍野都是，甚至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那时人们外出走路特别小心，眼睛老盯着地下，生怕踩到了小肉虫。
     这一年的冬天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向我们伸出了温暖援救之手，从东北三省调来大批玉米，供应每人每天四两玉米（老称十六两制），算是把我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这四两玉米尽管不能填饱肚子，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毕竟是粮食，可以抵挡一阵子，每天可以吃两顿，再加上自已想办法弄一些蔬菜、瓜果一类的东西，也不致于饿死人。这批玉米来的确实是时候，并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否则，还真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
      紧接着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对现行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随即又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放宽对农民的限制。提倡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即：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允许生产队把闲置的一部分土地分给社员种菜，种萝卜，谁种谁收。尤其是强调尽可能多种那些周期短、收效快的农作物，以解决农民的当务之急，到来年春耕时再将这些土地收回来；允许分给社员少量自留地；鼓励大家开荒种地，见缝插针，自产自收，节约归已，社、队一概不予干涉。
      由于政策对对路，措施具体，处理及时，广大社员都种了大量的瓜菜、萝卜，乔麦等农作物，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吃野菜、树皮、草根了。尤其是胡萝卜、白萝卜最多，满屋子到处堆的都是，一日三餐都吃萝卜。那真是：“早晨萝卜三碗，中午三碗萝卜，晚上萝卜过夜，第二天还是萝卜”。
      在这一年的春节，大人们做水库没有回来，家里就剩下我们这帮老少之众，我妈妈看到这几年一直饿饭，特地弄来几升大米，趁过年的机会改善伙食，煮了满满一大锅，放起量来让我们饱餐一顿，谁知那时因年龄小、不懂事，根本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已，甚至有些大人也没搞清楚，简直象饿牢里放出来一样，狼吞虎咽，不想放碗，结果吃过头了，肚子胀鼓鼓的，几天都消化不了，晚上睡觉时躺不下去。只能半躺半坐，还打馊噎，把胃给胀坏了。以后到部队时发现有胃病，其实就在这个时候就染上了。
      1961年尽管仍然是个灾荒年，由于政策对路，措施得力，形势逐渐好转，人民群众的生活逐步走向安定，不象过去那样吃了上顿愁下顿，各项工作也渐入正轨，跑到外谋生的几家人也都先后回来了，学校的教学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我们也能象往日那样按时到学校读书上课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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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这在建国初期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呀。如果不是受严重自然灾害，农业遭灾歉收，粮食供应不上等客观条件限制，    "公共食堂"还是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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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食堂主要是操之过急，其实在农村农忙时解放劳动力有一定的作用。我们村互助组的时候，农忙曾经集中吃饭，农闲就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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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汪写的是城区街道公共食堂，我在三年前曾在网上发过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三年自然灾害》，就是写的农村公共食堂，看来我的文章有姊妹篇了，老汪的文章更有一番新意。

                           我所知道的三年自然灾害（一）
      
    【前言】在全国人民热烈欢庆“六一儿童节”之际，我想起了我在孩童时代经历了“共产主义天堂”和“人间地狱”（三年自然灾害）两重天。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其艰苦程度不是城市和青年战友能体会到的。前段时间我国西南地区久旱无雨、粮食歉收，引起部分物价上涨和抢购的现象。现在农村大部分青年外出打工，农民不愿意种粮食，很多土地荒芜，我真担心再来一个三年自然灾害，如果全国大面积粮食歉收恐怕连运输都来不及了。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将我所知道的三年自然灾害情况提供给战友们品尝。看是否从中受点启示，为了说清这个问题，还是从1958年说起。
      【正文】1958年初，全国推行人民公社化，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宣布共产主义社会提前到来，普遍推行吃公共食堂，吃饭不收钱，全湾的老百姓都集中在一起吃饭。食堂就设在彭家驹、彭家骏、彭富香等三家的那排房子里。做饭在彭富香的家里，全是大锅、大灶、大蒸笼。吃饭在彭家驹的家里。屋子里摆满了棹椅板凳，以户为单位每10人一桌，每桌一脸盆菜，饭是用钵子蒸的，分别为三、四、五两一钵不等，依人定量，饭量大的可以多吃，以吃饱为原则。食堂四周贴满了标语口号：“吃饱吃好理应当，不可浪费一粒粮……”。伙食团的团长是彭家远。
    由于当时全国普遍推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人们不论到什么地方，也不管认识、不认识，都有地方吃饭、有地方睡觉，而且分文不取，好象共产主义真的提前到来。真可谓“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吃饭不用愁”，人们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左倾冒进的思想愈演愈烈，发展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一是农田基本建设无人管理，粮、棉、油浪费惊人。1958年本来是个丰收年，却因为人为的原因使很多即将到手的农作物烂在田里无人问津，为以后的饥饿埋下祸根。二是提倡全民大炼钢铁，建小高炉。一时间所有大、小队都建有小高炉，象样的、不象样的，石头垒的和土砖砌的到处可见。不管你懂不懂炼钢技术，有没有炼钢设备，反正全民都得参予。没有原料就把成片的树林，甚至几十年、上百年的大树砍去炼钢，使过去的青山绿水变成荒山秃岭，多少年的森林资源被破坏殆尽，严重影响水土流失，生态平衡，而钢也没有炼出一斤。三是搞深翻土地，精耕密植，提出“亩产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村里的民兵把所有的祖坟都铲平，把岗地改为平地，把水田翻一公尺多深，将不长庄稼的粘土翻上来，长庄稼的壤土翻下去，结果放水平田时由于泥脚太深牛进不去，进去了又上不来，只好用人工平整。到了秋天不但没有产万斤粮，产量还没有过去一半高，受到了自然规律的惩罚。四是大搞浮夸风、说假话，欺上瞒下骗百姓。一些基层干部为了得表扬，加官进级，谎报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本来没有收到那么多粮食，却向上级报告收了几多几多，结果国家收了过头粮，到年底生产队仓库没有粮食，人们没有饭吃，这就是浮夸风所造成的恶果。
      1958年的公共食堂昙花一现，随之而来的就是灾难。到了年底，库存的粮食不多了，虽然每天仍象过去一样吃公共食堂，却经常看到一些大人在那里议论：“再过一段时间看能拿什么东西吃？如果说全国都闹饥荒我们连讨饭都没地方去”。
    1959年过春节时，大队干部为了使大家吃顿团年饭，特地准备了一些好菜，蒸了一锅钵饭让大家美餐 一顿，三天年还没过完，食堂就没米下锅了，干部们东拼西凑弄来一点粮食，但只能吃稀饭，从这时起食堂再也没有 蒸过钵饭了。半月以后米越来越少，连稀饭也吃不到口，只能把米磨成粉子煮糊糊（俗称搞粑）。再以后连糊糊也没有吃的，只能喝青菜汤，说是青菜汤，其实并没有多少菜，基本上照得进人影，没有一点油腥味，真是人们形容的那样，“瓢在中间晃，四边浪打浪”。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白天一整天没有吃饭，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干部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点米做成菜糊糊，尽管很稀但终究能抵肚子，当时是晚上九点多钟，煤油灯下光线很暗，当我把菜糊糊打回家后，发现脸盆里有一条七、八寸长的死老鼠，经开水一煮胀鼓鼓的，要是在以往这顿饭是无论如何不会吃的，由于这一天饿的实在太狠，也不管他什么死老鼠不死老鼠，全家人将一脸盆糊糊吃的精光 由于生活没有保障，长时间填不饱肚子，哪里还有心事读书，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1958年的共产风的苦果还没有尝完，紧接着是三年自然灾害。尤其是1959年的百日大旱，河塘全部枯竭，庄稼全部干死，只要点把火就可以全部烧光，由于粮食收不进来，食堂无米下锅，社员的生活越来越苦，一个个饿得面黄饥瘦，有气无力，全国各地都是如此。正应了当初大人们的预言“连讨饭的地方都没有”。由于全国都在受灾，国家收不到粮食，国库是空的，粮店没有粮食卖，市场上更是冷冷清清的，根本上就没有卖的，100元钱买个馒头不算奇事，拿着金元宝饿死人那绝对是真的。各级政府都自顾不暇，根本作不了指望，各生产队的困难只能由各生产队自已解决。湾里有些老人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去找大队书记扯皮，大队书记一家也在挨饿，他哪里有现成的粮食，如何能解决全几百口人的吃饭问题？一些老人都把责任推给大队书记，把他撵得到处跑，几天几夜不敢回家。
     由于社员长期饿饭，吃了上顿没下顿，为此，全湾都有意见，一到饭堂不是吵嘴打架、通七骂八，就是大的哭、小的嚷，食堂秩序相当混乱。这时干部们决定不再集中吃饭了，仍旧由食堂集中做，开饭时各家打回家吃。有时干部们饿的顶不住，就利用职务之便开点小伙，理所当然地遭到群众的反对。有的还编成顺口溜教给小孩子们到处唱，“胜英社，办得强，一个社，两个食堂……”。那时干部们掌握着社员的吃饭大权，一个个都很凶，活象土皇帝，谁也不敢得罪他们。只要队干部看着哪个不顺眼或稍有得罪，马上就会遭到报复，其杀手锏就是——一家人都不准吃饭。“如果谁胆敢跟我们作对、不听招呼，就叫你全家钵子跳舞”（即：指把钵子翻过来、底朝天），这就是当时干部们普遍流行的口头语。
    自从吃公共食堂以后，全湾社员家的灶都被扒光了，不准群众单独起伙，有时饿的实在受不了，尤其是那些不谙世事的小孩子饿得顶不住，不停的哭闹，做父母的心里更是难受，便想办法偷偷弄点粮食，也只能等到夜深人静才能做，如果白天做必然冒烟，很可能被队干部发现，一旦败露不是收走粮食，就是被抄家等严厉处罚。群众对干部们的所作所为大多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待续）.

                               我所知道的三年自然灾害（二）
      
     1960年9月，学校由蔡家湾分部转到三姑小学本部，读小学三年级。那时刚刚是个10来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急需营养的时候，也正是天真无邪、上学读书、无忧无虑的时候，由于长期饿饭、营养不良，两条腿都是肿的，浑身无力，连路都走不动，哪里还有心思读书。每天上学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嘻嘻哈哈、活蹦乱跳的现象，基本上是低着脑袋去，低着脑袋回家，相互之间都不说话。在沿途路边干活的大人见到后都非常同情，故意开玩笑地说：“学生们，你们讲话唦！为什么不讲话呀？”大家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哪里还有劲讲话。到了学校也不到处乱跑，就趴在桌子上睡觉，时间一长结果把背都搞驼了，连腰都伸不直，直到以后很长时间才纠正过来。老师看到这种情况也非常同情，再也不象过去那样严格要求了，也不布置课外作业，就是上课也很随意，流于形式，基本上处于放任态度。
   老师也同我们一样，长期食不裹腹，饿着肚子教书。他们有时也不得不想办法自谋生路，起早贪黑、顶风冒雨到黄陂武湖去挖野菜，解决吃饭问题，发动学生在学校周围开荒种地，有时还要兼顾家中的老婆孩子，人人在为吃饭的问题而奔忙，哪里还有心思教书。学习时间根本没有保障，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还有一段时间实行半日制，即：半天读书、半天劳动，有时甚至半日制也不能落实，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学习成绩如何就自不待言了。
   由于久旱无雨，没有收到粮食，连稻草也没有收到一根，全湾300多人每天吃饭，要将生的做熟，没有柴烧。只好派人到邻近的新洲县仓埠镇或什指舗去买煤，那时没有汽车、拖拉机，唯一的运输工具是一辆手推车（俗称红车），每次最多只能推300——500斤，如果说不是过粮食关可以多推一点。队里规定凡是去买煤的每人每天可以得到半斤大米的补助。父亲为了吃上这半斤大米，就把这个差事给揽了过来，他推车我赶牛，人推牛拉每天买500斤煤，这样我们俩人每天可得到一斤大米，中午在外面可以饱餐一顿。在外面做饭要向别人借锅借灶，都是以吃饭为条件，否则，别人不会借给你。没有办法只好多加点水、煮稀饭，4——5个人分而食之。有时看到别人家的小孩子饿成那个样子，心里过意不去，也给小孩子分一点，根本谈不上吃饱。即使这样也只能解决我俩的问题，家里其他人也只好挨饿了。
     1960年仍然是个灾荒年，久旱无雨，粮食收的很少，社员吃饭问题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队干部一个个被拖得筋疲力尽，公共食堂实在是办不下去了，大约在5-6月份被迫解散。食堂解散后，队里没有多余的粮食分给社员，完全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靠各家各户自已想办法。办了两年多的公共食堂，社员长期饿饭，即使有存粮恐怕早就吃得差不多了，哪里还有现成的粮食放到现在，老百姓个个都是家徒四壁，一洗如贫。真是到了“日无鸡食米，夜无鼠耗粮”的境地。
      1959年10月，黄陂县政府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动员全县的老百姓到木兰山做夏家寺水库（即：现在的木兰湖）。听说做水库有粮食补助，可以填饱肚子，湾里人一下沸腾起来了，纷纷要求去做水库。很多人拖儿带女来到夏家寺，临行前还放了鞭炮。结果到了那里一看，根本不是那回事，参加兴修水利的壮年劳力每人每天才一斤半米的补助，没有参加兴修水利的老人和儿童自然不能享受这份待遇。全家人仅靠这一斤半米生活其结果可想而知，而且每个兴修水利的成年劳力每天要承担近10个小时的繁重体力劳动。一家人住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人生地不熟的野外工棚里，其境况比家里更惨。没有吃的，也没有烧的，各方面生活都不方便，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饿死人，只好把一家老小给送了回来。当初听说做水库有饭吃，看到湾子里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去了不少，我也想去而没有去成。当看到那些拖家带口到夏家寺水库转了一圈又跑回来了后，彻底打消了到水库混饭吃的念头。不过，我的父亲、大哥、大姐都上了水库，家中留守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小孩。
   夏家寺水库的劳动强度之大，生活之艰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由于长期饿饭、营养不良，人的身体难以承受长时间超负荷运转，据说那里死了不少人，大多都是年轻力壮的中、年青人，前一天还是好好的，第二天说没就没了。抛尸荒郊的现象到处可见，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无人认领的无名尸体。广大群众对此极为不满，公开大骂：“共产党是秦始皇”，把兴修水利比喻：“修万里长城。”
    由于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上了水利，在家中留守的基本上都是老的老、小的小，根本没谁来出面管这些人，又不能眼看着活活被饿死，只好想办法自救，我们这帮10来岁的孩子超出人们想象的成熟，正应了那句古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个个勇敢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到地里挖野菜，捡地露皮，到田里摸螺丝、挖野荸荠；到河里挖色藕，蒲荠苗根；剝榆树皮等充饥。总之，凡是只要能吃，能填饱肚子就行。这些东西终究不是粮食，吃了不容易消化，大便拉不出来。震得肛门出血也无济于事，不得不用硬东西往外掏，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患痔疮的多就是这个原因。（待续

彭本炎 发表于 2013-8-21 09:56
老汪写的是城区街道公共食堂，我在三年前曾在网上发过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三年自然灾害》，就是写的农村公 ...

老彭的三篇我都拜读，写的很详实。我主要是写我父母亲参入其中的事。后面还有专门写大办纲铁和三年度荒的事，请指正！

汪振全 发表于 2013-8-21 10:38
老彭的三篇我都拜读，写的很详实。我主要是写我父母亲参入其中的事。后面还有专门写大办纲铁和三年度荒的 ...

好！届时一定拜读，放开手脚大胆写，没关系。

开始办食堂的热闹劲我记得清楚，但食堂吃的怎么样印象不深，大概与以前各家做饭时差不多吧。两年后食堂垮台前的情形，那印象最深刻，全湾(生产小队）百十号人一歺一斤米，一碗稀饭难见几粒米，如同白开水。

彭本炎 发表于 2013-8-21 10:11
我所知道的三年自然灾害（三）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们为了活命 ...

拜读

拜读

胡作凯 发表于 2013-8-21 13:39
开始办食堂的热闹劲我记得清楚，但食堂吃的怎么样印象不深，大概与以前各家做饭时差不多吧。两年后食堂垮台 ...

老胡家当时的环境可能稍好一些，没受到多少苦，所以印象不深。我可真是刻骨铭心啊！怎么也挥之不去，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写这篇文章时基本上是一气呵成，初稿写了一万五千字，后来觉得写的太太长，太哆嗦，删掉了不少，第二稿保留了九千字，正式发表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许雅琳 发表于 2013-8-21 14:53
拜读

谢谢许大姐关注，拜读不敢，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苦孩子，没有政治背景，没有靠山，全凭自已的一双手不停的往前闯，能混到这个地位很不容易，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教育后人，不要忘记过去，要自尊自爱自强自力，同时对战友们也是一种交流。谢谢！

那时城市的生活也不好过，开封城外四周的树的叶子都被饥民捋光了。粮店里供应的是茅根磨成的面，既不好吃又难以下咽。就这样，有一次我在大街上吃茅根面馍，还被人从身后勒脖子，把我的茅根面馍抢走啦。

张相祖 发表于 2013-8-21 19:02
那时城市的生活也不好过，开封城外四周的树的叶子都被饥民捋光了。粮店里供应的是茅根磨成的面，既不好吃又 ...

看来全国都是如此，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亲身经历者，感受最深。

张相祖 发表于 2013-8-21 19:02
那时城市的生活也不好过，开封城外四周的树的叶子都被饥民捋光了。粮店里供应的是茅根磨成的面，既不好吃又 ...

看来全国都差不多，人穷疯了饿极了逼狠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彭本炎 发表于 2013-8-21 17:09
老胡家当时的环境可能稍好一些，没受到多少苦，所以印象不深。我可真是刻骨铭心啊！怎么也挥之不去，当 ...

老彭就是记事，就是能写！

胡作凯 发表于 2013-8-21 13:39
开始办食堂的热闹劲我记得清楚，但食堂吃的怎么样印象不深，大概与以前各家做饭时差不多吧。两年后食堂垮台 ...

作凱说的大概是59年上半年的事，粮食已开始定量了，公共食堂一开始人们还以为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了。

彭本炎 发表于 2013-8-21 10:04
我所知道的三年自然灾害（二）
      
     1960年9月，学校由蔡家湾 ...

我吃过莲子壳，红薯藤，海草根你吃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