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军管

<br /><br />                              
                            （一）
   
     1969年8月28上午八时许，我们刚吃罢早饭，正准备到龙亭杨家湖游泳训练，突然副团长马迂芝躯车来到连队，传达上级命令。全连紧急集合，片纸不留，立即出发。由于事先没有一点精神准备，搞得全连措手不及。炊事班没有吃完的米面、猪肉、蔬菜也顾不上带了，背着背包、武器弹药跑步到开封火车站，一列闷罐子货物列车早已在那里等着我们，连长命令立即登车，二营其他几个连队也同时在那里登车。当时还是个大热天，气温非常高，在身负重荷60至70斤的情况下，从开封师范学院跑步20多里路，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衣服全部湿透，几乎可以拧得出水来。
       刚上车10多分钟，火车就开动了，每个排一节车厢。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包括排长在内都是一头雾水。当大家坐下来以后，就议论开了，普遍对这次行动感到莫名其妙，不知上级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私下问排长黄贻涛，他也说不知道。也没有人透露半点风声，不知道上级要把我们拉到哪里去。这时车厢就议论开了，有的说，可能拉到中苏边界珍宝岛或新疆伊梨地区打仗，因为1969年3月2日、3月15日，中苏两国两次交兵，中苏关系相当紧张，这两个地方都是敏感地段，随时发生战争都是有可能的；还有的说，可能拉到湖北长江沿线抗洪救灾，因为当时长江沿线洪水泛滥，抗洪救灾消息屡见报端。
     火车在运行途中异常诡秘。不准开门、不准下车，连大、小便都在车内解决。中途吃饭也不准下车，由兵站的同志直接把饭送到车上。火车在路上走了一天一夜，把我们拉得晕头转向。只知道往前走，不知道往哪里去。尤其是到了郑州的那天晚上，火车倒了一夜的车，倒过来、倒过去，轰隆声不绝于耳，既不敢看、也不敢问，不知道搞的么名堂。
     第二天早上七时许，火车到了新乡火车站，连长让三排、四排的四零火箭筒班下车，其余继续北上。这时我们才发现在开封与我们同时上车的二营其他几个连队都没有来。下车后我们当时就安排在新乡火车站行李房旁边的空房子里，那里事先就摆放着10多张上下铺双人床，简单整理后就在那里安了家。
    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次行动之所以突然，是因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带头批判刘少奇而闻名），副主任张日清（后调武汉军区任副政委）为首的两大派别各自为阵，互相对立，互不买账。各自制造武器，修驻点、打派仗，置中央三令五申而不顾，伤害了很多无辜群众，严重影响山西省的抓革命、促生产。被广大群众戏称为：“刘格平格格不平，张日清日日不清。”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非常措施，发布《八、二八》命令，调集北京、武汉、空军部队共10个师的兵力分别从天上，地下不同方向，同时向当时武斗最严重的山西太原、大同、临汾等地开进。飞机在天上撒传单，地下的宣传车、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宣传《八、二八命令》。限期交出武器，撤销驻点，解散武斗组织。否则，人民解放军将实行武力镇压。由于一师全部调入山西临汾地区执行《八、二八命令》，军党委决定调四团二营接替一师三团，进驻郑州铁路局（包括原来没有担任支左任务的二营机枪连、炮兵连，马号班除外）。担任执行军事管制任务。二营五、六、机、炮4个连队进驻郑州铁路局直属各单位，其中二机连驻郑州火车站。（就是这次行动，二机连干部战士与郑州火车站工作人员混熟了，在以后多年四团干部战士出差、休假在郑州火车站转车时，不论车票如何紧张，只要拿着二机连干部战士的条子找某某服务员，说是8184部队的，也不管认识和不认识，要什么车票买什么车票，均畅通无阻，我就曾做过几次这样的事）。
     四连进驻郑州铁路局新乡分局。主要任务是协助铁路局军管会搞好铁路运输管理秩序，治安秩序。四连的具体部署是：三排七、八、九三个步兵班驻新乡火车站，机枪班驻火车站货场；四排四零火箭筒班驻新乡铁路分局公安处看守所；一、二排分别驻山西省长治市和长治北地区；四排六零炮班驻山西省晋城市火车站；连部分为两半，一半驻新乡铁路分局，一半驻山西长治北地区。管理着长达460里路的铁路沿线。
     由于前一天晚上在火车上没有睡好，到达新乡后美美地睡了一觉。下午三点钟到相距800米左右的新乡铁路分局大院吃饭，一餐饭还未吃完，突然接到新乡分局军管会的通知。全排扎腰带紧急集合，跑步到货场执行任务。当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指定地点一看，才知道是下午四时左右两列货物列车相撞。火车全部脱轨，歪倒在铁路两边。火车头报废，铁轨象扭麻花一样脱离路基。车上的货物抛出很远，遍地都是。两列火车除司机跳车外，车上群众全部遇难。绝大部分都是扒荒车的人（指没花钱买票而坐车的盲流和乞丐）。当我们赶到现场时，分局领导正在组织抢救伤员，清理货物和尸体。80多具尸体在路边的空地上摆成一片，面目全非，惨不忍睹。现场到处都是血迹，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成千上万的群众站在那里围观。分局领导给我们交待任务，主要是站岗放哨，保护现场，不准围观群众进入控制线以内, 以免影响伤员的救护和施工。
    京广铁路是我国主要交通干线和经济命脉，据说，每停一分钟国家将受到亿元以上的经济损失。仅两列火车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数百亿以上。事故发生后不到半个小时就很快反映到国务院，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发出电报指示: “全力抢修，尽快通车。”当周总理的电报指示传达以后，铁路局不敢怠慢，连夜组织数百工人日夜抢修，经过13个小时的奋战胜利恢复通车。这一天我们全排均在现场执勤，通霄未合眼，直到全线通车后我们才撤回。
（待续）

   （二)

      由于前一天通霄在事故现场执勤，到早上七点钟才回来，吃了饭就睡觉，直到下午三点钟才起床。下午四时许，车站军代表（一师三团派出）召集我排副班长以上骨干开会布置任务。说：“你们到这里来的主要任务是维护车站管理秩序，维护旅客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不准小商小畈到火车上卖东西；协助车站服务员检票、清站、打扫卫生、严禁携带爆炸物品上车等。”
    我们三个步兵班被编成三个小组，每个小组均随车站服务员一起跟班，每班12个小时，实行三班倒。每列火车到站前由车站广播员通过高音喇叭提请大家做好接车准备，车站全体工作人员各就各位。待车上旅客全部下完后，立即组织清站，请出车站内无故滞留和闲杂人员。对无票、逃票、漏票的旅客及时作出处理。有时还协助车站派出所维护辖区社会治安，抓流氓、小偷、押送犯人等。总之，我们在那里完全同车站服务员一样，享有甚至超过服务员的待遇和特权，实际上就是穿军装的服务员。凡是他们做的事我们都做，他们不做的事我们也做。每天像机器一样运转，异常繁忙，几乎没有一点空余时间。
      一次安阳火车站电话通知新乡火车站，说有400多身份不明的人没有购票就强行上车，要求前方车站拦截。（这也是铁路系统的规定和惯例，如果一方请求协助、电话通知另一方，大多都会照此办理）。接电话的是老战士何从新（66年3月入伍、四川绵阳人）。他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副连长王殿基。王认为事关重大、情况紧急，安阳到新乡正好相距一个小时的车程，400身份不明的人仅靠一个步兵排解决不了，立即报告铁路分局军管会。军管会领导也认为我们兵力不足，遂向新乡军分区求援。军分区立即派出三个中队跑步来到新乡火车站，结果一查全部是铁路局的内部职工。当时铁路系统普遍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现在所说的“潜规则”。凡是铁路局系统的职工乘火车时只要出示工作证，就可以不用购买火车票即可乘车。弄得军管会领导哭笑不得，连忙向军分区领导赔不是，只好叫他们回去。事后此事在四连干部战士中广为笑谈，被戏称为“何老总调兵”。
      九月中旬班长刘光荣被任命为五连三排长，由我接任班长职务，任金海任副班长，随即回商丘培训一个月，全团参加培训的共30余人，除部分现职排长外，绝大部分都是准备提干的后备人才。教员是董建华、张元弟等。
      十月下旬新乡火车站扩建，全排搬到分局大院居住，仍在火车站上班。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发事件较多，经常有外宾、国家领导人及重要列车经过。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分局军管会就事先通知我们到现场执勤、站哨。一般都是站在火车两侧。规定：军容整洁、严肃认真、不许说话，不许打听，不许交头接耳。我们在那里执勤只知道是大人物，不知道里面坐的是什么人。但有两次例外，一次是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另一次也是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因为报纸上经常刊登他们的行踪和照片，他们不象中国人那样深入简出，再加上他们的长相跟中国人不一样，比较好认。
    在这段时间里，军管会还经常深更半夜电话通知我们到分局礼堂站哨，到现场后才知道是看电影。因那时极左思潮盛行，除了八个样板戏以外，其余电影、戏曲全部封存禁演。其中很多影片都被定为大毒草，一般老百姓哪个敢看。虽然是军管会通知，但他们也不敢堂而皇之的公开放影，只能是以批判大毒草的名义偷偷摸摸的看，还怕当地老百姓知道。人进去后把门窗全部关死，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礼堂在干什么。在那里我们先后看了数十部电影。象《红日》、《追鱼》、《陈三两》、《三进三城》等都是第一次看到。
    分局军管会还根据当时的治安情况适时调整我们的工作，哪里有问题就把我们放在哪里。短途客车一度形势混乱，逃票、扒窃现象较多。军管会就把我们放在客运段跟车，每节车厢一名解放军战士，佩戴郑州铁路局军管会的臂章，协助乘警执勤，臂章的样式跟列车长的标牌差不多。享受列车服务员同等待遇。另外每人每天还有4毛钱的补助，由司务长与铁路局统一结账。
    郑州铁路局军管会这个臂章那时很吃香，有了这个臂章可以上车不买票，吃饭不交钱，有地方睡觉。还可以坐软卧或到师以上干部享受的地方休息。因为在铁路上呆的时间长，把铁路上的门道都摸熟了，那时每列火车都有一节贵宾车，不论车内如何拥挤，上车后直截到贵宾车休息，到餐车吃饭只给服务员打个招呼就可以了，任何人都不会提出异议。偶尔也有服务员查票或要求补票的，就把臂章一拍，说：“这不是票”。服务员就再也不吭声了。至于进出火车站那更是方便自如，基本上是随进随出、畅通无阻。这个特权范围只能是在郑州铁路局辖区内，即：东到徐州、南到信阳、西到洛阳、北到安阳和山西省的长治北地区有效。我们四连的干部战士多次回开封、商丘学习、开会、集训，有时整连整排的走，每次上车均没有买票，吃饭也没有交钱，我自已就做过多次这样的事，均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请看下集：风雪太行山）

老彭：以前武斗的时候真的打死那么多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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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亲身经历过武斗，是听老兵说的，当我们到河南郑州时武斗差不多结束了，但有一次在郑州北站造反派有大型活动，郑州警备区，河南省军区等领导担心可能发生武斗派了大量部队在附近游哉，但那天没打起来，到深夜12点撤回。开封师范学院内政治系旁边有数    十个因武斗牺牲的烈士墓，我第一次在开封师院读书时多次见过，墓碑有照片，记录着在哪次哪次怎么样牺牲的，写得都很清楚。74年第二次开封师院学习时，墓碑全部都给砸碎了，说这是派性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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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连当时的连长不是王殿基吗？好像我跟高玉丰政委去四连时在新乡是他接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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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连长是樊守治，王殿基是副连长，70年4月樊提副营长后王接任连长。

回复 5# 彭本炎 也不错，我们是春节过后才去的。不过当时天气还是很冷的。

彭排长记忆真好，从开封拉出去时你们都是坐火车离开的，可我是在五连八班连长让我们班把连里的猪用汽车拉到郑州的。五连驻北站，我调到新乡后，也享受过免费乘车证。是司务长胡克久给我办的。到长治北常坐贵宾车厢。餐车吃饭后连队报销一顿3毛钱补助。一次累计我报了2元7毛钱，他还嫌多了。---那个火车司机好像判死刑了吧？

我也享受过这特权，在新乡你们四连蹲点时，一次星期天回郑州，上车就没买票。

你记得不错，火车司机是关得新乡公安处看守所，由四零班看守，班长是吕斌，你的同乡战友，司机由于精神剌激太大，被吓成神经病，只要一听到有人喊火车就狂燥不安，又哭又闹，大声叫喊，后来公安处的人故意跟他开玩笑，一见面就喊火车，就马上吓得哭起了，后来处领导不让人再开这样的玩笑。这个人没有判死刑，只判了七年，这是交通肇事最高刑期。

我记得您那时到四连去过多次，新乡、长治北都去过，随同去的还有高副政委、归化银、张少清、邓时发等人。

新乡公安处一名警察感冒发烧了让我给他打一针，把一支青霉素40万（国际单位）。注射后那个警察说:打这种药　不做皮试也可以是吧。我马上心里一惊，坏了忘了，我还假装老练说不做也行。因我当卫生员时间很短，心里害怕急了。坐在椅子上如坐针毡，不停的观察着他的脸部变化，一个小时他和我说了些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非问非所答，我看他没任何异常。我找了一个借口忐忑不安的离开了。现在回想起来十分后怕。后怕急了。至今难忘这件一生想忘也忘不掉到的医疗责任错误。

回复 1# 彭本炎 大将军走后门，不买车票不花钱

那时候不兴走后门，只能说是小特权，不过这个特权不是我故意而为，而是郑州铁路局赋予的，凡是在铁路局担任军管的人，不论干部战士都可以享受。

你的胆子也够大的，幸亏未出事，如果说出事你就麻烦了。

真是万幸啊！以后每次给病人开青霉素我都牢牢的记起那次的教训。可以说相伴了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