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连散记40（做炸药）

做炸药

　　十月底到十一月初。我们二排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去做炸药。据说是在丹江水库的建设中遇到了一个拦路虎，水库的中间有一座山，如果要想把它搬掉，工程量会十分巨大。工程师们想来想去，决定就在这个山里掏了一个洞，用一百五十吨炸药一炮把它崩上天。但是哪里来那么多炸药呢。地方筹集不到那么多炸药，就想到了军队。我听说我们一军的干部正好在那儿支左，他们马上把这个信息传回了部队。恰好一军的干部又在开封的化肥厂支左。在那里搞到硝氨化肥易如反掌，据说一斤炸药一块两毛五。一斤化肥大概只是两毛五分钱。把化肥做成炸药很简单还能赚很多钱。不知怎么搞的，这个肥差被炮团揽了下来，并交给了我们野炮二连的二排?。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开工了。炸药工厂就设在可能是原来野炮营的伙房里。全排分成了三个组。四班负责炒锯末。五班负责粉碎、搅拌、包装。我们六班负责熬化肥。我们分成了两个组。我和班长、杨光如一组。李玉明带龚金山、诸如珍一组。每天吃完早饭，我们就开工了。把整袋整袋的化肥倒进大锅里。然后点上火，慢慢的熬。等到锅里的化肥全部化成了液体之后。再用铁勺把它捞出来。倒在事先焊接好的大铁槽里。让它慢慢的冷却。凝结成一个一个巨大的块状物体。然后我们再把它打碎。运到五班的工地上去。熬化肥不算辛苦，稍有一点危险，其主要步骤是先把炉火点燃，再把硝铵化肥倒入部队烧饭的大铁锅里。如果遇到干燥的化肥还好办，一下子倒进去就是了。可偏偏有大量的化肥是受潮的，化肥和纸袋子紧紧地粘在一起，扒下来很费事。后来，我们变油了，扒不干净就算了，连包装纸一起丢进锅里，熬到化肥化了的时候，锅里的纸会燃烧起来，烧成灰烬并不影响炸药的品质。只是这需要胆大心细，猛烈的燃烧会引起大爆炸，我们这些人到时候连骨头渣子都留不下。当然，我们一直控制着入锅的纸，不让它量大。熬一锅大约要一个小时，半天的工作也就是三四锅而已，在等待化肥全部溶解的过程中，没有事做，我们三个人就一起聊大天。待所有的化肥全部融化完了，锅里不再冒泡，就要起锅了。这个时候是比较紧张的，也是比较仔细的，起锅早了，水分还没熬干，会影响炸药的质量，起锅完了，会因为温度高引起化肥燃烧爆炸。因此到这个时候，班长会通知杨广如撤火，同时，我和班长会奋起大铁勺，快速地把二百多度的化肥浆舀出来，倒入铁槽。争分夺秒之中谁都难免闪失，一个不小心，滚烫的浆水溅到手上，霍时就起一个水泡。我现在左手上还有一块疤就是熬炸药留下的纪念。我相信班长手上也应该有。
　　五班的工地就在大食堂，里面摆着几台粉碎机。他们干活儿在我们二排是最辛苦的?。化肥有一种难闻的气味。在粉碎的时候，这种气味更重了。更让人难受的是在粉碎的时候，灰尘会四处飞扬。必须戴着口罩戴着防护的帽子和防护的衣服才能够工作。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被炸药粉尘盖得满满的。让我感动的是，有好几次，我去送料时看见排长李有成亲自上手。浑身上下盖满了灰灰的粉尘。那时候的干部都是好样的，身先士卒?。
　　做炸药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两个来月的时光发生了许多趣事。比如整个服役期间唯一一次被训斥；得知九一三真相；暴打连队通讯员；烟熏军地元旦宴会等等都在在这一时期。前两天和班长通过电话，他说我对九一三的回忆有误，我也承认因为年代久远，有可能发生记忆误差，但我想，记得是什么样就秉笔直书，错就错了。大家指正。我的印象，知道林彪出事应该到了11月，距离全面传达已经没有几天了。这一天的晚上，副班长李玉明找到我，说要和我谈心。我当时还在想，我没有什么思想问题，也没有犯什么错误，找我谈心干什么？李玉明吧我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神神秘秘地对我说林副主席出事了，带着老婆、儿子坐上专机跑了，最终机毁人亡在外蒙古。虽然我10月初曾经动过一闪念，但听到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还是觉得震惊不已。不过，我没有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我们那个不了了之的一级战备已经证明了军队最高层出了大事。
　　第二天，我们照常干活，班长和杨广如显然也知道了，我们在一起偷偷地议论。工作间里原本挂着一条林副主席的语录，杨广如一把把它扯下来，正准备销毁，被班长制止了，还告诫我们在没有正式传达之前别做过分举动，以免遇到麻烦。
　　部队传达九一三事件到全体战士已经到了十一月的中旬。这一天我们排好队，拿着马扎。来到会场。炮团的政委李庚申亲自传达中发1971六十八号文件，六十九号文件。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战士一无所知。传达的时候，很多人惊讶地不禁发出了惊叫。我记得政委还特别强调是那个林彪，林副统帅，不是耿飚。他说在部队高级干部传达的时候。就有不少高级干部问传达的首长是不是念错了，不是林彪，而是耿飚。那个时候很多人根本不信林彪会叛逃。传达完了之后。部队展开了很长时间的学习，清除林彪的影响。这个过程很漫长，而且充满了曲折。要把林彪所有的东西，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通通抹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林彪在部队的影响非常深远。创四争五运动，三八作风的总结，四快一慢、猛战术等等等等，一笔勾销之后，用什么来代替。我以为当时党中央极其军委并没有想好就匆匆忙忙的把林彪的东西一扫而光。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凡是林彪讲过的话以后都不能说了，三八作风不能再提了，要提三句话八个字。林彪的那些战术，什么三猛战术，四快一慢。通通都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产物。批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特别强调了林彪在辽沈战役初期的一度战略犹豫，说他“畏敌如虎”。还说以后军队要大办教导队。林彪在部队的影响非常深远，一下子要把它全去掉，用什么来代替？现在想起来。有些东西是牵强附会的，林彪的东西也不都是错。他的战术是在官兵们实战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林彪的语言风格很突出，言简意赅，精辟易懂。
　　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在讨论，有的时候还说说笑话。比如在传达林彪事件的时候，商丘就流行了一个小段子，说是传达到老百姓之后。老百姓们就变了味儿，说是林彪带着老婆孩子，坐着三个架子车跑掉了。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三叉戟飞机，就传成了三个架子车。
　　我服役从1971年起一直到1994年。在这二十四年当中唯一一次被长官训斥的也是在做炸药期间。记不得是为了什么，有一天我们排长李有成叫我跑步去通知一件什么事情，我抓起棉帽匆匆地跑出去了。沿着炮团的大路跑了一段，突然身旁有人大喝一声：站住！我赶忙收住脚，扭头望去，原来是团参谋长在一旁喝住了我。我立正站好，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参谋长走过来，大声质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我一一如实回答，接着他就把我训了一顿。什么作风啊，纪律啊。滔滔不绝，喋喋不休地训了十五分钟。训的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让一个团首长这样劈头盖脸的骂。参谋长训够了，也发现了我一脸茫然。这才最后说了一句，你看看你的帽子是怎么戴的？我赶紧用手摸了一把头上的棉帽。这才发现原来出门的时候过于着急，没把帽子戴正就跑了出来。由于这一顿训斥，排长交给我的任务完全耽误了，我不得不返回宿舍向李有成排长作检讨。当我把事情说完，正准备再次接受批评的时候，没有想到排长哈哈一笑道：参谋长心里有气，训你一顿，算你倒霉。然后他告诉我。参谋长为什么心情不好。因为前不久，参谋长的夫人和三号首长的夫人发生了冲突。参谋长的夫人是城市人，生得小巧白皙，眉清目秀，可能还有些清高。副团长的夫人来自农村。两个人之间不知道为什么产生了矛盾。有一次在厕所里，两个人因冲突而大打出手。娇小的参谋长夫人不是五大三粗的农村妇女的对手。很快被打翻在地，抹了一脸屎。排长还安慰我说，参谋长心情不好，训你一顿，也别放在心上。听了排长的话，原本很郁闷的心情顿时释然了，还隐约对参谋长产生了恻隐之心。
　　我们二排在做炸药期间还发生了一次暴打连队通讯员的事件。那个时候，连队的通讯员是一名唐河来的兵。他的名字我现在已经忘了。长得黑黑的，大眼睛。人原本是非常老实忠厚的，但是他当了通讯员之后。慢慢的变得傲慢起来。说话的口气很大。这让我们同年的新兵有些看不惯，特别是他的老乡们。那个时候，我们排住在炮团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建筑内。虽然还是搭地铺，但营房的大窗户使我们居住的环境非常明亮。冬天来了以后，我们排还在屋子的中央生了一个炉子，使得整个房子里充满了温暖。这是在农场和在商丘砖窑厂不能比拟的。有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大家都感到这个冬天过得舒坦了。尤其是我对这台炉火，更加珍爱。因为入秋的时候就发现我的一套绒衣绒裤不知被什么人给偷走了，而部队的着装是统一的，叫你什么时候穿绒衣绒裤，你就什么时候穿，什么时候换棉衣，棉裤也要等命令。绒衣绒裤一丢就只好穿单衣裤硬扛着深秋和初冬的寒冷。白天熬炸药没问题。那里很暖和，操课之余的业余活动也好办，我们每天都在不工作的时候和五班打篮球。我和班长、杨广如都比较会打。而他们五班除了班副刘建存之外，缺乏好手，所以我们每次都能赢。运动完了一身大汗，身上热乎乎的。可是如果没有工作和体育活动的时候，我就要硬抗寒冷。好在宿舍里有一个炉火，这样在宿舍里也不冷了。
　　通讯员每一次到我们宿舍来的时候，不知出于一个什么心理，如果我们不在家，它会有意的躺在他们老乡的铺位上，把内务破坏了从不整好就走。有一天，他躺在铺上，我们正好放工回来。他的几个老乡平时就积怨很深了，这一次逮个正着。二话不说，以开玩笑的形式把他摁在铺上，一痛拳打脚踢。虽然不是真打，但下手也够狠的，估计有几下子打疼了他。排长在一旁看着，觉得不能太过分，命令大家放了手。通讯员走后，我们又出去干活儿了。等到再回来时发现炉火被通讯员用水浇灭，这一下大家终于忍不住了，在宿舍里开骂起来。过了一会儿，通讯员大概是想看一看他恶作剧的效果，又返回来看看。这一下犹如羊入狼群，他的那些老乡表面上嘻嘻哈哈，把他摁在铺上，开始暴打，当然还不是真的，是以开玩笑的形式。但是我看一个个下手都不轻。尽管通讯员当时穿着棉衣棉裤，还是被打的嗞哇乱叫。我当时也很有气。因为大家都已经把他围住了我也下不了手。看到地下有一根捅炉子的铁钩，就拾起来，在他的小腿上打了两下，当然是很有分寸的，因为这是铁家伙不能用力。我放下了铁钩子，另一个河南老乡马上拿起来，狠狠地在他裤腿儿到鞋子之间裸露的部位上来了好几下。这一下真的打疼了他，通讯员当场哭起来。大家也觉得差不多气出够了，就把他放了。通讯员一边往外走，一边哭着说回去告诉连首长，你们打人。他的老乡们依旧笑嘻嘻地解释，只不过是和他开个玩笑，有种的你就去告啊，我们在这儿等着你。之后，这件事就没有了下文。从此，通讯员来二排通知事情再也不敢逗留，通知完拔腿就走。
   转眼之间，1971年在我们的奋战中即将过去了，1972年的元旦，迈着轻盈的步伐，悄无声息的向我们走来。由于我们的任务很紧急，谁也没有注意它的到来。有一天，我突然看到，在我们做炸药的大食堂背后那排平房里，冒出了许多人，热闹起来了，这一排房子，原来是空的，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呢？而且不断的往里面搬桌子，搬椅子，还有就是搬厨具。我心里好生奇怪，就趴着窗户看了一看，原来他们在准备宴会。大约在元旦前的一两天，我突然通过窗户，看见了一个年轻的厨师，在窗口切着肉，他的刀功，还是很不错的，一点儿一点儿把一块瘦肉全部切成了肉丝，然后把肉丝倒进了一个碗里，倒上酱油，酒和其他的一些佐料，又撒上一些淀粉，来回的抓着这些肉丝，我好生奇怪，就跑到窗口问这位小师傅，为什么要反复的抓肉呢？小师傅告诉我，这就叫勾芡，在肉的外面包上一层淀粉，反复的抓揉，佐料的味道就会进到肉里面，炒出来的肉也格外的鲜嫩。我从这位小师傅那里学会了一招，日后在自己做饭时，常常会用到。小师傅拌好了肉之后，把肉丝，葱姜蒜，木耳，腐竹等其他的料都放进了一个盘子里，码放得非常整齐，然后捅开火，倒好油，带火把油烧的滚热之后，他才把葱姜蒜等调料，放入锅，又倒入肉丝，翻炒起来，火苗一下从锅里冒出来，冒得有一人多高，我都吓了一跳，小师傅好像一点也不惊慌，他拿着炒勺和掂锅，不停的翻炒着，不大的功夫，香味儿四溢，一道菜就炒好了。我在一旁看的直入迷，后来一打听，这位小师傅，是从商丘县的一家餐馆里请来的，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几位大师傅。
   隔着窗户，我还第一次见到了古井贡酒。少年时代就知道中国有十大名酒，古井贡酒是其中之一，但是从来没见过它长的什么样子。这一次团领导和地方干部的会餐，弄的全都是古井贡酒。喝完了之后，瓶子摆放了一大堆，我算是见到了它们的真容。70年代那个时候的名酒，包装也很简单，只是透明的玻璃瓶子上，贴了一个很漂亮的商标，我印象中是蓝色的花，仅此而已。
   大宴至少经历了三天，每天都有十几桌。估计我们团把商丘所有股以上的干部都请遍了。那功夫，我们二排的任务非常紧，即便临近年关，天天还在加班加点。有一天，已经到了吃中午饭时间，我们最后一锅的化肥还没有完全熬好。在没有完全融化之前，我是没有什么事可干的，就跑到烧火处，去看看杨广如他们在干什么。我看见杨广如和副班长李玉明两个人，站在厨房的后门口在发牢骚。他们看着团里的干部和地方干部一个个觥筹交错，酒进舌出，非常有气，说老子们在这儿拼命的干活，赚来的钱，都让你们这帮老爷给吃喝了。
     在平房里吃饭的人，大约又吃又喝又抽烟，搞得屋子乌烟瘴气，他们不得不把门窗都打开来。看到后面的一排窗户都打开着，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坏主意，我对他们俩说，你们要是心里有气，就把咱们的排风扇全部打开，把熬炸药的臭气吹到那边去。我这话本来是开开玩笑，没想到这两位河北老乡听了我的话当真起来，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把伙房排风扇开到了最大。随着轰轰的声响，大量刺鼻的硝烟被排了出去，直接吹进了餐厅。不一会儿的功夫，前排后窗户探出一个脑袋，他大声的喊，前面的人，赶快把排风扇关掉。我看看杨光如和李玉明在那儿犹豫，不知道是该听命令，还是应该继续出恶气。于是，我就冲到了第一线，对那个干部说，对不起，团里给我们的任务非常紧急，我们必须完成任务，那个干部听了我的话，也知道不是开玩笑，于是就把前排的后窗全部关上了。恶作剧得逞，我们三个人都开心的笑起来了。
     虽然是恶作剧，但是我事后回想了一下，71年我们刚当兵时，第一个元旦，是在军民联欢中度过的，地方慰问，我们看豫剧，好生热闹。1972年的元旦却不一样了，不记得那一年基层官兵有没有到地方去看戏或慰问。但是上层却开始了吃吃喝喝，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1971年的913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军队建设的一个分水岭，之后，军队建设像是迷失了方向，一些好的传统逐步的丢失，一些不好的风气，也开始了萌芽。
   记不清元旦是不是放过假，但我们二排一直在紧张的工作中，丹江水库一再催促，我们的炸药必须在1月中旬运到。为此全排的弟兄拼尽全力，眼看按进度完成任务不成问题了，突然间节外生枝，让本来就很紧张的工作，变得更加紧张了。我们做好的第一批炸药，大约是一百吨，运到了商丘市的火车站，准备启运到水库。但是商丘县火车站的安检部门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把我们这一批炸药全部打了回来，理由是根据国家的规定，炸药的包装必须有三层，而我们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只是用了一层厚的塑料袋封装炸药，然后外面再包上一个麻袋。我们的这种包装，比起地方正规的炸药厂用三层沥青牛皮纸包装要严密结实得多。但规定就是规定，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讲。货物被打回来之后，大家都很着急，怎样才能既快，又省事的把第三层包装给放置好呢？不知道谁想出了一个办法，把麻袋的封口拆开，在塑料袋子的外面，包上一圈牛皮纸就行了。办法想好以后，军队的干部找到商丘市火车站的有关人员协商这个办法行不行？那个时候，部队神通广大，很快就协调好了。于是，我们把一百吨做好的炸药，每一袋都打开封口，用事先准备好的牛皮纸，在上面一裹，然后重新缝上。这活说起来挺轻松，干起来确实挺麻烦，要拆线，包装再缝合，而且由于任务紧急，我们每天都要干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收工，突击了几天，终于把一百吨的炸药全部包装好，最后的50吨，也在不久之后全部完成了。
     在做完第一批炸药之后，我们曾经做了一次爆破试验，在我们做好的炸药中，随机抽取了500克，用一个报纸包好，然后来到营房后面那块农田里头，挖了一个二尺来深的坑，把药包放进去，点燃导火索。过了一会儿，一声巨响，土滓崩起了二三十米高，爆炸威力巨大。全部炸药做好以后，装上了火车，共三个车皮，一起运到了湖北的丹江口水电站，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1974年7月，我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上学的时候，到湖北的光化，古城，去搞了一次教学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路过丹江口过水电站，水电站的一个工程师接待了我们。在参观丹江口水库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一潭碧水之上，露出了一个小岛，小岛上坐落着一个玲珑剔透的小亭子。有人问工程师，这个水上的小亭子是不是有意设计出来的？工程师说纯属意外，我们用爆破的方法，把山整个端掉了。在计算炸药量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失误。那一批炸药是部队做的，质量特别好，比工厂生产出来的炸药质量要好的多，炸药厂生产的炸药，是用牛皮纸包的，容易受潮，硝胺炸药的威力，与干燥与否关系很大，受潮的炸药威力就小，越干燥的炸药威力就越大，部队做的炸药，是放在塑料袋子里的，很干燥。所以我们在爆破的时候，就没有按照常规仔细的打好药室，而是打了一个隧道，直接把三节车厢开进去，然后把洞洞口一封就爆破了。由于是隧道爆破，而不是精确爆破，整个山的主体被掀掉了，但山的一角却露出了水面，最后大家觉得这样也不错，在上面盖一个亭子，成为一个景观，不是很好吗？于是丹江水库的工人就在那个小山头上盖了一个亭子。听到这儿，我告诉工程师，那批部队来的炸药，就是我和我们全排的弟兄，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做的，工程师非常惊讶，说你们的炸药做的真好。
   我望着湖心亭，心里想这个亭子既是丹江水库的铭牌，也是我们二排默默奉献的永久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