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

转一篇网上的文章，有点长，读了很有感触……

                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
                                                           郭凡生

      昨天，乘机飞往成都，当飞机到站大家都要下机时，机上的乘务人员，好像还有一位秘书样的人拦住大家说：“请首长先走，请首长先走……”我和这位首长中间只隔着那位“秘书”。我看首长也就是五十多岁，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好。也就在这时，我还看到对面的过道上和我身后有两位抱着孩子的母亲及一位搀扶着七八十岁老母亲的妇女，她们都被拦住了。我盯着那位首长的眼睛对他说：“我如果是首长，我就一定会让孩子和老人先走。”他漠然地看着我，没有吱声，接受着首长的礼遇，从我们前面走掉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涌起了无限的惆怅……

      其实我也很早为官，1985年我就是内蒙党委的正处级干部。那个时候的领导，跟昨天我下飞机时见的那位官员真的不一样，当时内蒙党委39岁的副书记田聪明同志（田聪明同志后来是西藏的副书记，广电总局局长，新华社社长，全国记协主席，现为名誉主席），我和他一起出差，那一路我听到了许多，看到了许多，也学到了许多。

      田聪明同志作为党委副书记，是有专职秘书的。但他和我说：“小郭，你跟着我就行了，秘书不要去了，这样可以省下一份钱。”就这样，没有专职秘书的陪同，他和我去北京，又去天津，参加了重要的会议。

      令我感动是，我们俩在内蒙驻京办要返回北京的那天晚餐时碰见了当时在内蒙宾馆理发的老梁师傅，他来北京看病。
      田书记热情的走上前去说：“梁师傅你来了，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梁师傅说：“吃完饭我就走，坐的是89次列车。”
      田书记说：“我们也是89次，一会儿坐我们的车一块儿送你去火车站。”

      到了车站，田聪明同志发现梁师傅手里有两个大包，还有一个小包，提起来非常不方便。他什么也没说，就去扛起一个大包，我扛起一个小包，我们两个人一起送梁师傅上火车，没有走官员的专用通道。到了车上我们已是满头大汗，把梁师傅安顿好后就回到了我们的软卧车厢。刚进车厢，田聪明同志就和我说：“小郭啊，梁师傅年岁大了，我看他的是上铺，你能不能和车长说说，给我个面子，让他们给梁师傅换一个下铺。”就这样，我去找了列车长。显然，一个列车长一定会给副书记面子，梁师傅被安排在了下铺，这看起来似乎是一次特权的使用，但这个特权用在了一个平凡的理发员师傅身上。

      更令我震惊的是，当我们下车准备返回机关的时候，田聪明同志跟我说：“小郭，我们还是去后面把梁师傅捎上，先把他送回去，我们再回机关。”就这样，党委副书记的车上，坐着一名普普通通的理发员老梁师傅和我们。我们先送他到了家，之后才回的机关。

      我不知道昨天在飞机上，坐在前排的那位领导是谁，是什么官，作为领导，我觉得最少要懂点人情世故吧。你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为什么要走在老人和妇女的前面。我想如果习  近  平同志当时在，他会在那个老人的前面走么？他会插在抱着孩子的妇女前面走么？我想他是不会的，他一定会让老人和抱着孩子的妇女先走，他一定会这么做。

      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难道你们家没有老人？难道你们家没有孩子？你作为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下飞机的时候就非要在老人和孩子前面走？你是谁的领导？谁给你的这种权利？我想不通。今天我说这些话，不是有意伤害那位领导。我觉得，他真是缺点家教。

      不知道我的老领导能不能看到这篇文章，我想即使他看不到，我也要送到他的手里去。因为他的官大，他资历老，我真想让他好好教育教育那些个别高官，因为他们连中国人最起码的敬老爱幼的礼仪谦让都不懂。

      有人说贪钱是腐败，那是明着的腐败。昨天的事情，我看到了，真的，我认为那是深印在中国某些官员心里的腐败，它使我们沦丧了几千年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尊老爱幼的道德。这是真正的腐败！

      我的父亲也是高官，他1935年上了北京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来回老家参加抗日，解放后自然成了共产党的高官。但我的父亲从小就对我严格要求，我这个高干子弟是穿着带补丁的衣服长大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的父亲说：“吃土豆不许吐皮，因为很多人连土豆皮都吃不上。”那时，我的父亲没有仗着权势给我们任何的营养补贴。我记得当时曾经因为挨饿而浮肿，腿上一摁就是一个坑。我的母亲也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有一次她和我父亲去买菜，那时候的菜市场都是国营的，我的母亲试图挑点好菜来买，我的父亲就跟她说：“你把好的都挑走了，坏的卖给谁呢？”我的父亲真是一个书呆子，但是我敬重他，我觉得共产党内真的需要这样一批书呆子。

      50年代我们支边，我的父亲是内蒙古医学院的领导，按照规定医学院给我们家盖了一个带暖气的非常漂亮的独门小院，我们去看的时候都很高兴，庆幸可以住进这么好的房子。但是我的父亲出差回来之后，坚决的跟我母亲说：“不能搬进去，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他坚持把这套最好的房子给了当时被打成右派的一个老医学专家，他叫王斌。长征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红军里最好的医生，后来被打成了右派。他作为高级专家被请到了内蒙，我的父亲把房子让给了他。

      我还记得文革前逢年过节，我的父亲首先要去看望的是锅炉房的工人，去看望的是食堂的炊事员们。他非常的平易近人，买饭总是排队，从不插行。就这样，文革有人揪斗我父亲的时候，那些工人、那些炊事员都花很大的力气去保护他。记得有一位叫常书起的叔叔，他是一个管锅炉房的小干部，大学生们让他监督我父亲劳动。大学生一走，他就说：“郭院长，您歇歇吧，没事，我在外面看着。”他一看大学生过来，就赶快说：“你们干活吧，他们来了。”我记得文革后我的父亲专门把他请到家里和他叙旧，和他聊天。这多么像我父亲和我说过的，在抗日的时期，在冀中平原的村子里，堡垒户们对他的保护。但今天，我却要问，如果今天有了动乱，又有了敌人，要抓我们的官员的时候，有几个老百姓愿意保护昨天那位从飞机上走下的官员。真的，我不知道。

      我是70年代入党的党员，我的党龄已几十年了。我知道，今天共产党有问题，她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内的一批高级干部严重的脱离群众。然而，我也知道共产党有希望，她最大的希望就是今天我的这篇微信可以在老百姓中畅通无阻的被广泛传播而不被禁止。这就是我们的希望，这就是共产党的希望，这也是中国的希望。

文中“令我感动的是，我们俩在内蒙驻京办要返回北京的那天晚餐时碰见了当时在内蒙宾馆理发的老梁师傅，”这句话有毛病。(内蒙驻京办和北京应该是在一个城市吧，还需要返回？写错了吧。)

        我的回复：在七一建党纪念日到来之际，阅读了郭凡生先生这篇实名署名文章，觉得有一定积极意义。作者对那位年龄不大，架子不小，毫不顾忌作为“官员”的正面形象和影响，不知尊重礼让身边抱着孩子的母亲及一位搀扶着七八十岁老母亲的妇女的所谓“首长”，直接了当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被“首长”漠然置之。事情虽然不大，但作者提高到“缺少家教”、“脱离群众”、“沦丧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美德”的“内心真正的腐败”的层面来认识，我觉得还是有充分的道理的。按照毛泽东同志教导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你说得对，就照你的办”，“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因此这样的批评和警示并不为过，因为我们党是一贯反对“官僚主义”和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老爷作风”的。

    纵然该篇文章个别语句出现表达错误，即王元春老主任提出的“在内蒙驻京办返回北京”的地名“逻辑性笔误”，但主题的初衷思想和出发点是非常好的，瑕不掩瑜。作为实名署名文章，我还是相信这篇文章的真实性的，我查了一下有关“郭凡生”其人的相关简历资料，信有其人，其简历也与之曾在内蒙自治区党委研究室工作是相吻合的；也能够看到作者是很重视自己的“家教”的痕迹。现节录剪辑部分如下：

      资料转帖(2007年)：【郭凡生：1955年生于北京，从小随父母到内蒙古支边。 1978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属于下乡、当兵又考上大学的精英一代。1982年毕业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2～1990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研究室、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西部发展与企业制度方面的研究。1990年，因各种原因无奈被迫下海，1992年10月，郭凡生出资7万4千元，与其他股东共同以14万余元组织创立了慧聪公司。1997年，慧聪发展成为三十个行业提供商情和黄页的商情服务公司。2003年12月17日，其公司规模的空前扩大，使慧聪在香港成功上市。2004年，慧聪从以刊为主向以网为主实现过渡。郭凡生现任慧聪网董事局主席。

      人生信条：平平淡淡才是真

      十八年商海拼搏，他引领慧聪商情——慧聪网成为行业的领袖型企业，从几十人发展到三千多人，并于2003年在海外上市，一夜之间创造了126个百万富翁。他本人则成为国内知识经济的倡导人和先行者，他深受企业家、学术界的推崇与尊重，被誉为中国家族企业的管理大师和思想教父。他一直对中国家族企业从事严谨的学术研究。他的思想源于实践，逻辑顺畅，体系严谨，体现忧国忧民之心；他的演讲气势磅礴，语言犀利，充满激情，具有罕见的震撼力。2006年与马云、孙德良、张朝阳等人在经济与市场竞争观念上发生冲撞，也有不屑者送了他“郭大嘴”的绰号。2006年IT江湖恩怨难断，有些事情到了2007年还是没完没了。

　　2005年，马云说“就算用望远镜，也找不到阿里巴巴的竞争对手在哪里”，郭凡生说“要不是他的望远镜有问题，就是他的眼睛有问题”；马云说“阿里巴巴一天交税一百万”，郭凡生说“人不能睁着眼睛说假话”。

      作为慧聪集团CEO，郭凡生力求与员工一样遵守公司制度。没有车，没有名牌西装，没有领导架子……外界眼中的郭凡生，也许是一个外露、张扬的人，其实他的内心更渴望平淡隐逸的生活。郭凡生像是慧聪这个大家庭的一家之长，爱憎分明地维护着这个家庭，关注着与之相关的兴衰成败。面对落网敲诈犯，他毫不掩饰，“该狠很地揍他一顿！这件事影响到我们的股价，跌了一亿多！这可都是职工的！”对生病员工，他让全体员工与他们的心连在一起。面对竞争，他坚持健康、良性竞争，目的也是为了让这4500名员工过上更好的生活。
   
　　郭凡生回忆自己的职业生涯说：“小时侯，梦想过当科学家、解放军从未想过企业家。而现在，我真的成为一名企业家，还创造了几千人的就业，这令我很欣慰。其实我对自己职业规划，没有很大的设想和抱负，我只想过日子，让身边的人特别幸福。现在到我这个年龄很重大的成功也在于天命了，所以我希望能做的更多的是给身边的人带去财富和幸福。”郭凡生说，一方面，要使财富增加，带给更（文章转载自: http://www.gerenjianli.com/Mingren/02/ 请保留此标记）多的人；另一方面希望在分享财富时能够更友好、更善良、更充满亲情。也就是他常常强调的“一手创造财富，一手创造幸福。”
   
　　已到知天命之年的郭凡生感慨：“名和利都是短暂的，人一定要知足，淡泊名利。”如今郭凡生比较发愁的事情是员工的将来，郭凡生说：“我的股票值不少钱，我想第一笔钱变成大病基金，提供给那些需要动大手术的职工们；第二，养老基金，等我不在了，给职工养老用；第三，教育基金，这笔钱用来给高管层学习用。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商业理念还是很传统的。我不认为自己是在办私营企业，我是在给社会创造幸福、价值，正在用让知识拥有财富的理念帮助更多的人成为百万富翁。在给社会带来财富和善良。”
   
　　对于未来，郭凡生只想拥有一个自然的状态，就是带着他的4500人过日子。“让我们的职工能买上汽车、房子，让孩子们上最好的学校。我个人已经到50岁了，既不想流芳百世也不想名垂青史，只想平平淡淡过日子。这样我会很幸福。平常、平淡的生活是最好的。”郭凡生对于企业的发展也是基于给员工带去更好的生活，他说自己的心态与家庭教育有关，难怪他始终将父亲的家训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如他所言，治理企业先做人——“平凡一生学忠义，爱国爱民爱清廉；宽厚待人家乃训，人伦道德寓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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