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冀中———纪英雄的一二〇师及独一旅(3) 一片赤诚.

　中共中央军委派贺龙、关向应去冀中的原委之一是“推动、影响当地部队的正规化的进程”。

　　冀中地区的抗日队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几次整编，组成了4个分区、4个支队，还有一些部队编成5个独立支队和两个游击师。这些部队，虽然其中都有共产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也经历了若干战斗的锻炼，但总的说来，还是一些新部队。干部新，党员新，骨干较少，有些干部尚需淘汰，迫切需要加强基础建设。不把这样的新部队锻炼成为八路军的主力兵团，要在冀中平原坚持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中央军委预见到了这一点，因而派贺龙、关向应率一二○师主力来冀中完成这一任务。

　　贺龙、关向应来到冀中以后，在这个问题上，化了不少心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贺龙到达冀中不久，1939年2月21日，冀中军区独立二支队司令柴恩波率部叛乱了。柴恩波曾在军阀吴佩孚的队伍里当过排长，后来，当了新镇县保安队长。抗战以后，被保属省委委任为河北游击军第十二路司令。冀中军区任命他为独立二支队司令。此人利欲熏心，官迷心窍，企图借抗日之名拉队伍自立旗号，作为个人发迹的资本。日本人和国民党都看准了他这一点，分别与其秘密勾结。柴恩波见风驶舵，三面周旋，待价而沽。国民党CC分子王宗祺同他作交易，委任他为“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于是柴恩波在继续与日军勾结的同时，将冀中军区派去的干部、冀中军区三分区政委和文安县抗日政府县长、文安党组织、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一齐扣押，散发传单，声称脱离冀中军区，扬言“拥护鹿主席统一河北行政”，文安、新镇两县归他管辖，“直属省政府”，表示投靠国民党。

　　能否迅速而正确地解决柴恩波的叛乱，关系冀中抗日武装的巩固。贺龙及时召开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研究对策。会上，对是否用武力解决叛乱意见不一。有人认为，柴恩波公开投靠的是国民党，如对他动武怕影响国共两党关系，影响统一战线。贺龙针对这种思想，严肃指出：“解决柴恩波，是冀中部队内部的事，与国民党无关。而且，柴恩波确已通敌，并扣押我干部，这是破坏抗日，是个地地道道的汉奸。难道我们对这种人还讲客气、讲仁慈吗？”但是，贺龙通晓斗争策略，在与关向应、甘泗淇商量后，提出了一个分两步走的解决方案：先设法争取柴恩波，以避免事态扩大；如争取无效，再武力解决。这个方案得到了与会者一致同意。于是，他请吕正操写信给柴恩波，晓以大义，示以利害。

　　然而，柴恩波毫无悔改的表示，已无可救药。贺龙问吕正操：“你是否有力量解决？要不要一二○师帮助你？你要1个团我出1个团，要1个营出1个营。”

　　吕正操表示需要一二○师部队的帮助。于是，贺龙命令七一五团一营和一二○师独立二支队协助冀中军区三分区部队平定叛乱。

　　冀中军区独立一支队司令朱占奎是柴恩波的把兄弟，他有一个团紧挨着柴恩波部的驻地。贺龙向吕正操建议，在解决柴恩波以前，把朱占奎调到军区来，以防不测。吕正操尚未定下决心，朱占奎却因为有事请示，到军区来了。贺龙便借故请他来一二○师，把他与柴恩波隔开，让吕正操放手去解决问题。朱占奎早慕贺龙英名，很乐意在师部聆听教诲。贺龙很高兴地借此机会同他彻夜长谈，做教育工作。

　　七一五团一营和三分区部队在文安以西的大王庄打了几个小仗，就把叛乱平息了。柴恩波带了几个亲信，跑到新镇县公开投靠了日本人。

　　叛乱平息以后，贺龙、关向应很快地提出了几项善后措施，主要是：一，就此事的性质进行广泛宣传解释，安定人心；二，以汉奸罪名逮捕叛乱的主要组织者，但不准捕捉附和者及其家属；三，对叛乱者的处罚，统一由抗日政府处理，不得擅自行事。这些措施政策性强，保证了部队和群众的安定，因而，柴恩波的叛乱不仅没有引起不稳定情绪，反而使冀中区的一些领导者进一步认识到了整训部队的必要。

　　由于冀中军区部队中发生了叛乱事件，吕正操感到不安。贺龙理解他的心情，对他说：“出了个柴恩波有什么了不起!冀中部队大部分干部、战士是好的嘛!”吕正操很感动，下决心在贺龙、关向应的帮助下搞好冀中部队的整训。

　　整训是八路军总部下达的第一期整军训令的要求，也是冀中部队正规化之急需，可是，由于日军的频繁围攻，冀中部队忙于作战，颇难顺利执行。在1939年2月19日召开的第二次冀中区军政委员会上，贺龙主动提出：冀中区的反围攻任务主要由一二○师承担，冀中军区部队尽可能多地抽出来整训。根据贺龙这一提议，会议决定：三纵队第一期整军要整理几个精干的团，作为坚持冀中长期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三纵队的十六团、十七团、二十团和津南自卫军移往晋察冀边区的冀西地区整训。贺龙说：“我让彭绍辉他们的教导团一起去路西，帮助你们整训。他们对部队训练有经验!”根据冀中军区的意见，在冀中的部队由一二○师派出工作组帮助整训。一二○师的1个团队与相邻的冀中军区的1个团队，经常并肩作战，取长补短，共同前进。后来，冀中军区又决定从各分区抽调9个大队(团)和1个营到冀西山区整训，并且提出了“按照八路军的样子建设三纵队”的口号。整训以后，冀中军区共建成了14个主力团，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冀中平原上。冀中的部队经过整训提高了素质，从思想上、组织上加速了“八路军化”的进程。

　　冀中军区部队中，老干部少，骨干力量薄弱，这是冀中军区领导在部队建设上面临的最大难题。贺龙到了冀中，吕正操、程子华就向他要干部。贺龙说：“你要哪个，我就给你哪个。”吕正操故意说：“我要三支队长贺炳炎。”贺龙笑着说：“你要贺炳炎？我说光贺炳炎一个人不行，得有一套：有人给你做政治工作，有人给你当参谋长。”虽然，贺龙没有把贺炳炎调出去，却先后从一二○师抽调了50多名各级领导骨干派往冀中军区，有的同志，例如原七一六团副团长常德善，长期在冀中平原坚持战斗，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贺龙还强调要培养冀中区自己的干部。他对吕正操、程子华说：“要革命，搞军队，没有一批政治上坚定的干部怎么行？光向上级要不行。你向聂荣臻同志要，他一下子生不出那么多来。向毛主席要，毛主席的担子比咱们重得多。最牢靠的办法是靠自己，自己培养嘛!”

　　贺龙对冀中部队是很赏识的。贺龙说：“老吕这个人首先有一条，他对党的任务、决定是坚决执行的，对党相信，组织观念强；第二条，打日寇是坚决的；第三条，有群众观念。”他还说：“冀中战士的质量可不低呀!他们见识广，有文化，接受能力强，又吃得苦，只要两块玉米面饼往肚里一填，就解决问题了。睡觉也不要铺盖，连鞋也不脱，穿着衣服往炕上一滚就睡。才补进几天，拿起枪来就冲锋。这些兵，只要有好干部带，那还得了!”所以，贺、关两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帮助提高这支部队。

　　贺龙经常和冀中领导人在一起谈思想、讲工作、分析形势，交流经验，以实际行动团结和影响他们。冀中区有些干部对保持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独立性问题认识不清。贺龙和关向应耐心地反复地给他们讲洛川会议上确定的一些原则，向他们解释：只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才能真正巩固统一战线的道理，并向他们指出，过去由于认识不清而在工作中作一些无原则让步，给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造成的危害，从而，使冀中区一些领导人提高了认识，加强了地方党和抗日政权的建设。

　　在军队建设、作战指导思想、干部使用等问题上，贺龙与吕正操谈得更多。吕正操深情地回忆说：“我们就经常与贺龙同志在一起研究问题，部署整个冀中区作战行动；也经常一起行军，一起宿营。在这期间，贺龙同志一有空就和我们闲谈，天上地下，风土人情，无所不及，非常坦率。”“贺龙同志亲切的教导，对我们冀中几个负责人启发教育很大。”

　　贺龙更重视以一二○师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冀中部队。一二○师在冀中军民中有很高的威望。贺龙一面强调一二○师要作好样子，要求极严；一面通过吕正操、程子华发动冀中军区部队组织参观团，到一二○师见学、座谈、交流工作经验，学习老八路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在此基础上，贺龙指示一二○师司令部、政治部举办各种训练班，帮助军区部队训练干部。据统计，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一二○师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锄奸干部训练班和敌工工作训练班各一期，为冀中军区部队训练了410名干部。贺龙还亲自主持了一二○师与冀中军区干部共同参加的参谋工作会议，总结经验，交流思想。贺龙亲自在会上讲解了一二○师在冀中作战的若干战例，传授作战经验，对冀中的干部颇有启发。

　　贺龙采取的这些措施，对冀中部队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吕正操后来说：“我们冀中几个领导同志深深感到，冀中部队能够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能够经受1942年日军发动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最后能为党保存了几万人的战斗部队，是与贺龙、关向应同志亲自指导，和一二○师部队的传、帮、带分不开的。”

　　在帮助冀中部队正规化建设的进程中，为了扩大一二○师，有一些冀中部队逐步与一二○师合编了。这些部队有：高士一领导的独立四支队、魏大光领导的独立五支队、江东升领导的独立六支队和张仲瀚领导的津南自卫军。这些部队在1年多的抗日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要使他们成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坚强战斗力的八路军主力部队，还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上层人士，他们大都来自旧营垒，各自带着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烙印。怎样帮助他们不断进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刘伯承元帅有一次对人说：“我们军内，对中国社会搞得透彻一点的，懂得多一点的，要算贺龙。他对三教九流那一套都懂。另一个是陈赓。”贺龙对高士一、魏大光这样从旧营垒里出来的人，可以说了如指掌。他知道，要把这些部队锤炼成八路军的主力，首要的问题是要把这些上层人士团结好，促进他们自身的变化。对于他们，贺龙说，他采取的是“八面玲珑”的方针。什么是贺龙的“八面玲珑”方针？那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贺龙认为，对于他们首先是团结和信任，以此来促进其政治上的不断进步；其次才是适当地采取改善部队素质的组织措施。贺龙和关向应商量了几条办法：在团结问题上，一要表扬他们的抗日行动，这是团结的基础，不要因为有某些缺点而否定他们；二是对他们的批评，一定要谨慎；三要加强引导，主要是引导他们学习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部队合编的组织措施上，一是上层领导不变；二是把一二○师的部队编给他们，不是一二○师吃掉他们；三是下面的干部因各种原因需要变动的，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这些措施有很强的策略性，对促使新部队的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

　　贺龙自己则把主要精力用在做上层人士的工作上。关向应对他说：“你老总威望高，他们都服你，你得多花点力气。”

　　独立四支队司令高士一，是任丘县有名的士绅，因其排行第四，人称“高四爷”。他为人性格豪爽，有正义感，热爱祖国，接受新事物快。抗日战争爆发不久，1937年10月，他在共产党员杨琪良、高万德的影响下，接受保属省委领导，举旗抗日。对这位爱国人士，贺龙主要是鼓励他坚持抗日，不断进步，革命到底。贺龙对高士一说：“高士一呀!你来抗战，地主生活不好搞了，你得过农民生活了，这很不容易，说明你抗日坚决，大家都很佩服你。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噢!”高士一说：“我是跟师长抗日到底了。”贺龙习惯地用烟斗指着他说：“啊呀，高士一，不是跟我，是跟共产党，我算个啥!”

　　为了帮助高士一带好这支部队，贺龙到冀中不久，就抽调了幸世修等10多个老红军去独立四支队协助工作。独立四支队与七一五团合编时，贺龙亲自呈报中共中央军委，提议由高士一担任独一旅旅长，而让他的老部下工尚荣当高士一的副手。贺龙对被委任为独一旅副旅长的王尚荣、政委朱辉照说：“高士参加抗日，跟共产党走是件了不起的事，不容易呀!你们一定要好好同他合作，团结他，帮助他，尤其要尊重他。他是旅长，应该有职有权。他的意见，你们一定要考虑，不能马虎。他年纪比你们大一半，你们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你们之间发生了矛盾，我先找你们算账。”在政治上，贺龙、关向应对高士一的要求却是严格的。高士一是1939年2月由独立四支队政委幸世修和政治部主任杨琪良介绍入党的。2月底，杨琪良见到贺、关，汇报到这一问题时说：“幸政委说，他可以是个特殊党员。”关向应说：“党员就是党员，有什么特殊党员。”在生活上，贺龙对高士一十分关心。高士一的妻子杨启，一直住在任丘乡下，在日寇频繁围攻中，贺龙十分担心她的安全。因为高士一在冀中名望很大，敌人对他举旗抗日十分恼火。1938年冬，日军放火烧了他大哥、二哥住的高家场，还将高士一的两个侄儿抓走，杀害了一个，放回来一个，让他带信给高士一，要他投降。高士一愤怒地拒绝了。敌人如此猖狂，杨启的处境十分危险。因此，贺龙亲自动员高士一，将杨启送到平汉路西边去。贺龙说：“我派人送去。一定把她安排好，你放心。”高士一同意了。贺龙亲自派了一名副官，把杨启送到了晋察冀边区的冀西山区。

　　此后，高士一跟随贺龙、关向应离开家乡，转战晋察冀，保卫晋西北。1942年渡黄河进驻绥德，保卫陕甘宁，经受了一次次考验。高士一从一个地主士绅转变成共产党员、八路军旅长，经历了艰难的思想转化历程，是他主观努力的结果，然而，与贺龙、关向应的赤诚帮助是密不可分的。

　　独立五支队司令魏大光，河北霸县人，只有27岁，曾经在天津当过旧警察。“七七”事变以后，在一些共产党员推动下，举起了抗日的旗帜，他用结拜兄弟、哥儿们义气那一套把一些人团结在他周围。后来，他的队伍归属中共保属省委领导。但是，在他的部队中，一些人受旧的影响很深。贺龙知道，魏大光年轻气盛，颇为敏感，团结他比较容易，主要问题是要教育他丢掉封建帮会那一套，确立处人处事的正确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1939年4月初编成独立二旅的时候，贺龙和魏大光一连谈了几次话。贺龙对魏大光说：“魏大光，你过去同一些人磕头、拜把子，大哥、二哥都不错，但是，你现在参加了革命，就要反对这些东西。大哥、二哥那种封建式的感情是靠不住的，只有阶级感情靠得住。这方面，我最有体会。现在抗日，是民族战争。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我们要坚决打日本。打不打日本，这是当前一条辨别是非的基本标准。什么大哥、二哥，都要用这条来衡量。抗日的就是同志，不抗日的，不管是大哥还是二哥，都不是一路人。听说，你拉队伍抗日以后，有人想拉出去当土匪，你坚决反对，这就不错嘛!你一定要学会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民族革命的观点去辨别是非。”

　　魏大光早就听说过贺龙。贺龙来冀中以后，指挥一二○师打击日寇，名震平原。他对贺龙十分钦佩。贺龙的话，入情入理，他听得进去。贺龙又不厌其烦地同独立五支队的一些团以上干部谈话，告诉他们，参加了革命队伍就要树立革命的观念，要把打不打鬼子作为对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过去，靠拜把子拢在一道，这没什么；现在革命了，就要反对这些东西，要用阶级感情、阶级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作为团结的基础。贺龙的这些话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魏大光陆续正确处理了一些过去结拜的兄弟之间的关系，坚决站在抗日一边。一二○师独二旅成立时，任命他当了旅长。这年5月，由于战斗频繁，部队减员很多。魏大光请求去大清河北他的家乡一带扩大武装。对此，贺龙十分慎重。他同关向应、甘泗淇一道具体分析了魏大光提出这一要求的出发点，认为他的想法有道理，可以批准他去。但是，贺龙同时想到两个问题：一是此行能否达到扩兵目的，因为他要去的那个区域是敌占区；二是魏大光一走，会不会在原五支队的干部中产生误解。关向应建议贺龙找他们谈谈，听听他们的反映。贺龙接受这个建议，把原五支队的团以上干部找来，征询他们的意见，请他们讨论能否批准魏大光的这一要求。这些同志对贺龙如此处理问题既感意外又极为感动。他们详细分析了情况，认为魏大光对大清河北十分熟悉，关系也多，肯定可以扩兵。只要多带一点人去，安全也不会成问题。至于他走了以后，对部队是否会有影响，大家认为在原独立五支队编成的两团中引起议论和猜测是难免的，但问题不大，他们可以出面向部队说明情况，不会发生问题。他们建议贺龙批准魏大光的要求。

　　经过这一番工作，贺龙才批准了魏大光的请求，并指派1名红军干部同去大清河北，协助和保护他。临行时，贺龙对魏大光说：“到了那里，如果扩兵有困难，你就回来。大丈夫四海为家，不要恋家!”贺龙的这些做法，在魏大光及其部属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他们说：“老总待人真是一片赤诚啊!”魏大光在大清河北积极扩大武装，成立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不幸的是1939年8月26日，在与日军激战中魏大光英勇牺牲了。朱德、彭德怀为此于1939年10月20日通报全军，予以褒扬。

　　这些上层人士的进步，推动了新部队的成长。后来，经过几年战火的锤炼，与一二○师合编的几支冀中部队都成了一二○师的主力团队。

　　除了成功地实现了与几支新部队的合编外，贺龙还十分注意一二○师各部队自身的扩大，积极动员广大青年参加抗日部队。在冀中的9个月中，一二○师得到了很大发展，到1939年10月，已从东渡黄河时的8227人增加到了47991人，扩大了5倍多。这个阶段成为一二○师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