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承诺 在六十年代初期,农村人要想到外面找份工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加上当时是自然灾害时期,各个单位都在紧缩开支,精简人员而裁减临时工。要想找到一份吃商品粮的工作就难上加难了。然而,我很幸运地有了一份差事。 小姑父听说我辍学在家务农,就留心要给我找个事做。就在1961年的10月初,他告诉我父亲,他的一个同学在城关镇小学当教务主任,同意接收我到哪里做临时工,让我立即去找他。我听说可以到纸坊去做事,当然很高兴。那里是我待过4年的地方,那里的一草一木我都相当熟悉。而且那里还有我的许多在校和不在校的同学,有空我们还可以在一起交流。 到了城关小学后,我直接找到了教务主任,他安排我种菜。我当时感觉非常意外。不管怎么说,我也是读了10年的书,就是在小学当个代课老师也是没有问题的,怎么就让我种菜呢?但是,回过头来一想:种菜就种菜,反正在家也是劳动,而且比这种菜还要辛苦。何况这里每个月还有22元钱的工资,何乐而不为呢!当时也就欣然同意了。 教务主任也说得好:“种菜是暂时的,如果有了机会学校会考虑你的情况,重新安排其他的工作,你就先干着吧。” 我说:“干没有问题,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年底征兵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如果我参军条件符合,得让我去当兵。”教务主任当即表示:“这没有问题,只要你条件符合,我们会推荐你去的。” 我从学校回家只有一个多月,我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仍然保留在县一中。为了解决我的口粮供应问题,教务主任主动帮我把户口从中学转到了城关镇小学。后来我才知道,除了姑父的关系外,我有这个商品粮户口也是重要的因素。 种菜是体力劳动。每天永无休止地重复着挖地、挑粪、浇水等重体力劳动。我刚刚从学校出来,成天干这些体力活还是有些吃力。好在当时有一个徐老师负责指导我种菜。他经常提醒我“悠着”点干,注意不要闪了腰,不要压伤了。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慢慢学会了什么季节种什么菜,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菜施肥。 劳动是要付出代价的。虽然我出身农村,不时也要干些农活,毕竟这十年时间在上学。而且后面这四年是在学校住读,除了假期回乡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外,重体力活根本就没有接触。每天100多斤重的粪桶不离肩膀,挑粪、挑水浇菜,肩膀开始磨得红肿,后来都磨破了鲜血渗透了衣服。当时种菜要用锹翻地,一翻就是半天。不几天,手上便打上了厚厚的老茧。对于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我都能够默默地忍受。其主要原因就是我有一个希望:能够在冬季征兵中应征入伍。坚持几个月也就过去了。 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眼看这年春节快要临近了,还没有听到教务主任关于征兵的消息。由于我认为教务主任是我姑父的朋友,他既然承诺的事情一定会办到的。但是,我想错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元月初,一个同学告诉我:“今年入伍的新兵昨天已经去部队了。”他这句很不经意的一句话,使我想起了当兵的事情。我说:“不会吧!”他说:“我怎么会骗你呢!” 听到同学的消息后,我立马找到教务主任证实征兵之事。他告诉我:“今年征兵已经结束了,我考虑你没有年满18岁,不够入伍条件就没有告诉你。” 他的回答非常轻松,但是却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是刚从学校里出来初入社会。为什么人们会对自己的承诺如此冷漠,为什么对别人关注的事情如此冷淡。我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如果继续在这里干下去,当兵可能不会有结果。 不久,我得了胆道蛔虫住进了县医院,出院后我选择了辞职,毅然决然地卷起我的铺盖回到农村。去等待下一年的征兵,不要再错过了宝贵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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