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农生产

<br /><br />      早在70年代以前，河南开封地区的农业生产长期上不去，主要是风沙、盐碱灾害太重，严重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70年代初期，开封市政府为治理风沙盐碱，改良土壤，增产增收，改变辖区贫穷落后面貌，决定引黄河水灌淤，改旱地为种水稻。专门拨出1100亩地交部队试种，取得经验后再大面积推广。团首长在开封农场专门组建了一套领导班子，场长是胥华富（四川人、1956年入伍)，指导员是李玉阁（山东人、1956年入伍)，还有几位连、排干部，绝大部分都是湖北人，负责管理农场生产。这样，我团部分连队二营及团直于1971年——1973年间，连续三年到开封插秧，这三次插秧笔者都参加了。（秋季收稻分别为一、三营），每次到开封农场都是以拉练的形势，来回各走4——5天，全程约300余里。
      第一次是1971年5月，我们沿宁陵、民权、兰考之线向开封农场开进，由于豫东地区的老百姓实在太穷，风沙大、盐碱重，不长庄稼，那一带在早期还流传“三灭”的说法，即：灭祖坟、灭水井、灭房子，由于风沙太大，前一天打的水井、做的新房子第二天可能被风沙填平、埋没，前一天埋的祖坟第二天就可能被风沙刮得尸骨外露，经过多少年的根治，到我们去的时候才稍好一些。那里的老百姓异常贫穷，常年填不饱肚子，尤其是民权至兰考野鸡岗那一带更是收不保种，物质馈乏。每年除收一季西瓜外，其余时间就准备外出讨饭，为什么那时候河南逃荒要饭的多就是这个原因。部队在这样的环境下行军、拉练其困难可想而知。每到一地没有菜吃，没有柴烧，由于收成不好，农民手中无粮、无菜，市场上根本就没有卖的，拿着钱买不到东西并非虚话。部队每到一地基本上都是“三光”政策，即：菜买光，柴买光，水井打干。因为那一带盐碱地，打出的水碱性太重，不能吃，也不能洗，洗后浑身发痒。庄子里有甜水井，因为井小人多，人吃马饮，外加洗刷，不一会就打干了，但又不能不吃不洗，只好到很远的地方去买菜、买柴、打水，实在没有办法就买铁路上的废枕木来解决吃饭问题，仍然满足不了部队的需求。在以后的几次行军中，各连队事先在营区把蔬菜、烧柴等生活用品都准备好，再由后勤部门统一派汽车送，才算解决行军途中的吃饭问题。到了农场后更是困难重重，农场的主要领导大多是北方人，没有种过水稻，又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没有生产工具，临时派人到湖北去买，并沿用湖北的一套种稻方法。加上第一次由旱地改水田，稻田高低不平，高的象山，低的象塘，根本无法插秧。农场没有耕牛，没有象湖北那种平田的农具，平田时全靠肩挑镐铲，工效极低；
     其次，新开稻田全是沙土，见水即沉，坚硬无比，不象南方那种壤土，插秧时只要轻轻往泥水里一放就可以了，手脚快的每人一天可以插一亩。这次到农场参加生产的有近千人，才千余亩水田，如果按南方的插秧速度最多二天就够了。但在这里却不行，秧插不进去，不到三天时间战士们手指头都磨破了皮，红肉外露，手腕也肿了，而且很多北方兵没有种过水稻、不会插秧。为了完成任务战士们不得不想其它办法，有的找来树枝，有的用炮钎先钻个眼，再把秧苗往里放，就这样起早贪黑的干，每天劳动10多个小时以上，人均插秧不足一分田，生产进度极慢。 我每天同战士一样下地干活，一身泥、一身水，一身汗，晒得又黑又瘦。劳动强度之大、生活之艰苦简直没法形容。团首长看到这种情况很是同情，在我们最累的时候安排排以上干部学习军事理论，讨论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和《打歼灭战》。实际上是让我们休息一下，说句心里话，团首长虽然照顾了干部，却苦了战士。就这样本来三几天就可以干完的活竟拖了半个多月。
     第二次是1972年5月，担任插秧任务的仍是二营、团直，其景况跟前次差不多。第三次是1973年5月，插秧部队跟前两次一样。不同的是我这一次是作为机关工作人员随队前往的。一是行军不背背包，仅背一支手枪和公文包；二是不直接带兵，只负责机关事务上传下达；三是到农场后不直接参加劳动，只注意掌握生产进度，向团首长报告情况。所以，不论是行军还是生产都不是很累。比起前两次来轻松多了。
   这次去开封生产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行军途中我和战士一样，一步不拉地走了两天，第三天上午11时许副团长李天成（甘肃天水人、1951年入伍)见我走得很辛苦，出于对部属关心，他让驭手牵来两匹马（当时部队没有装备汽车，团首长外出行军均是骑马），给我和警卫员张连科各一匹，我说：“不会骑马”，李说：“不要紧，试一下”。谁知我一上马后，那匹马立即狂奔起来，由于我是第一次骑马，没有经验，吓得不知所适。这时我突然想起临出发前作训股参谋陈长柱对我放说的话，“如果马在快跑的时候，两腿一定要夹紧，缰绳要抓牵，越抓紧越安全”。此时马跑的越快，我的两腿夹的越紧，缰绳抖的越狠，任凭马匹狂奔。大约跑了五、六公里，看到前面有一片树林，心里非常紧张，担心马匹到树林中乱窜而发生危险。当跑到一条四至五米宽的干沟时，我被顺坡摔了下来。幸亏沟里没水，又是刚翻过不久的沙土地，才未发生意外。李副团长担心出事，连忙派两名驭手骑马随后赶来，见我安然无恙，双双站在那里哈哈大笑说：这是全团最烈的一匹马，没有一定功夫很难对付，我一听此话，气愤地说：你明知我不会骑马，反而把烈马给我，这不是有意害我吗？不用说又是一阵哈哈大笑。。事后我才得知这是陈长柱有意害我，他知道行军途中可能要骑马，故意设下圈套，我不明就里果然上当，回营房后谈起这事时陈长柱说：“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并非有意害你”。这时我才弄清骑马时如果不需要马快跑时两腿不能夹紧，越夹紧马越跑的快，正确的办法是两腿放松，缰绳放松，慢慢悠哉。再者这匹马是全团有名的劣马，一般人都不敢碰它。所以，从那以后我很少骑马，除非有特殊紧急情况偶尔骑一下。
从1974年以后，部队逐步向摩托化步兵师转换，逐步增配汽车，成立了小车班，汽车运输连，机关人员外出办事大多都坐汽车，比起以前来舒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