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营轶事（一）
吃饭的“学问”
一九六三年二月中旬，春节未完，春寒料峭。一列闷罐火车把我们孝感新兵拉到了河南商丘。当时的商丘人像看灯闹元宵一样看着我们。走进新兵连，开始了义务兵生活，我为自己将是“天下第一军”、“从朝鲜战场回国的部队”中的一员而高兴。
走进兵营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嘛。当年“生活紧张”尚未完全好转，归国部队家底薄，新兵连更没有“伙食尾子”和副业补贴，虽然定量不少，但油水少，吃不饱，饭盆一到，很快就底儿朝天了，平均一人不到一碗半，饿了三年的“虎狼之师”咋能吃得饱。
面对饭盆，我研究出了吃饭的“学问”：第一次只盛大半碗，狼吞虎咽后很快去盛第二碗，这回是又摁又压，恨不得把碗挤破，装得像个坟头，然后悠然享用。这个“学问”能比吃得慢的多吃半碗饭。
到了老兵连，“困难时期”又慢慢过去了，我又觉得这个“学问“有点缺德。没办法，当时还没学《为人民服务》嘛，不赖我哟。
我常和老伴儿讲这个故事，她总是笑我是“饿牢里放出来的”。孙子到深圳武警当兵，去年复员回兰州了，他说部队生活好的很，吃香喝辣，但我可以肯定：他没有我当年吃饭香，要不，朱元璋怎么不爱御膳偏爱“珍珠翡翠白玉汤”呢。如今提倡“光盘行动”，是因为人们饱了肚皮忘了饿，要是再遇饥荒，“舔盘行动”也不用提倡就会蔚然成风。
今天的新战友们可别笑话我是“老馋鬼”哟。
兵营轶事（二）
首任“长官”李殿杰
1963年3月1日，宣布国防部长林彪的命令：所有的新兵都授予列等兵军衔，我是一个兵了。新训结束，我分到五团一营一连一排二班。班长高生彦、副班长李明德，好像是到朝鲜后回国的，而排以上干部我认识的第一个“官儿”就是排长李殿杰，长得像个奶油书生，很帅气，不像行武出身的。后来知道，他是一军军长唐金龙的警卫员，刚调来的。有一次训练时，一位团干部大喊“立正！”原来是唐军长来了。他布衣布鞋，走在街上谁也不会特别看他一眼。他特意走到李排长这里来，笑着说了几句话，好像是在夸李殿杰，
李排长对我这个新兵挺赏识的，听说我还不是共青团员，他在出差前对我说：“你快写申请，很快解决”。一个多月后，他回来，问我“入了没有？”我说，“入个屁，你哄我呀！”他觉得奇怪，但他没想到，当时指导员把我列为“知识分子”，属“小资产阶级”，自然要“久经考验”才行。及至我当了“尖子班”的副班长，还要接受半文盲的团小组长的“再教育”，经常汇报思想。
李殿杰调走时，我还是个“团外人士”，和那些“入伍前就是党团员”的相比，我只能自愧弗如了。为此，我一直没有忘记李殿杰。
不是团员，“吃亏”不小，后来选拔战士培养译电员，我只有“望员兴叹”的分儿了。入党也是在超期服役之后才在司令部解决的，还是因为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长期改造、考验。我年年当“五好战士”，大比武的“常客”，全团九个“小老虎战士”之一，为团、营、连争了不少荣誉，就是“进步”慢。
我一点也不怪连指导员冯乐山，他是上过战场的人，他决定不了政策啊。前些年，到已转业在武汉任副处级干部的某人那里小坐，他大骂冯乐山，我很反感。此人是我当副班长时的战士，竟在我面前自吹自擂，还说自己当了处级干部如何如何，我却视其人为狗粪！一个不敬重从战场上杀出来的老兵的人，当了处级干部，羞杀人也！
我参军是在台湾要“反攻大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打响后报名的，原本就没想过要当什么官儿，“接受考验”，至今还是我做人的资本呢，受益终生啊！
兵营轶事（三）
“我有意见”
连长魏发昇，当然喜欢训练成绩好的兵。那个年代，香烟是发票的，一个战士每月只有最低档的几合“陇海牌”，几天就抽光了。我们常常在训练休息时，把连长摁在地上掏他的“黄金叶牌”，他总是笑着发烟。我被选为团里的“小老虎战士”后，他多次给我“队前嘉奖”，我也为连里争过光的。
六四年全军大比武，我真累了。夏天的一个星期天中午，魏连长召集了几个战士集合，我也从床上爬下来，因为患重感冒烧了两天，没吃一点饭。连长说“今天下午要代表营里参加比赛，战术为主，要耽误大家休息，有意见没有？”那时正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别人都大声说：“没有！”我却不给面子，来了一句“我有意见。”没想到，连长下不了台了，慢慢说：“我知道你身体不好，实在坚持不了就不要去了…..”我马上说：“连长，我能坚持，我去。”连长说：“好！你是战术标兵，你要是不去….”
中午，营部李（根明）医助来了，给我打了两针葡萄糖增加体力。下午比赛，夺了个第一名回来，而我又躺下了。
魏连长也算是久经沙场的人，喜欢爱练武的兵，也没见他发过火。一九六五年初秋，团司令部作训股长吉均田来连里要我，连长找我谈话说：“我不想放你走，可是，司令部要人，我能不放么？”我走了，但有空还“常回家看看”，我的“特等射手”还是回连里打的，魏连长还给我报上去了，给我发了“特等射手”证章。
魏连长，好人！他身上还有战伤啊。
兵营轶事（四）
掏出边营长的“隐私”
我在孝感高中读书时，俄语学得不差，先后和三个苏联学生通信，当时叫“国际青年大联欢活动”。到了部队上，我又和乌克兰的一位女学生恢复了通信，她给我来信了。信转到了营部，营长边卯生和教导员把我叫去，当面让我读信并翻译，还看了寄来的明星照等小纪念品，高兴得很。
女孩叫瓦利娅，她说她父亲是个工人，母亲替人洗衣服，全家人都不喜欢赫鲁晓夫。当时中苏分岐还没有完全公开化，但关系紧张。听了我的翻译，边营长、李教导员和我有说有笑，我说，你们不是也会一门外语吗？“基勇公，康姆斯米达，要包消”[朝鲜语，大概是志愿军、谢谢、你好、老乡一类意思]，他们大笑。
关系好了，边营长有时叫我去闲聊。有一次，我问：“营长，听说您一个人用小圆锹砍死了两三个国民党兵，还抓了几个俘虏，是真的吗？”“那当然是真的呀。”我又问：“您怎么没当上战斗英雄呢？”他笑着说：“哎，别提了。当时是要推我当战斗英雄的，军报社来了记者写我的材料，他问我为什么那么勇敢，我说我在那边（指国民党部队，因为他是起义过来的）就是这么勇敢，坏了，砸锅了，觉悟太低了嘛，….”最后又来了一句：“我那时要像你这么机灵不就上去了吗！”
露馅了，把“隐私”抖落出来了。我笑了好半天，他也笑个不停。往后，我们见面就打招呼，营长、教导员还几次叫我到办公室聊天。很遗憾，六三年冬天到贾寨训练时，边营长出了点“生活小毛病”，不久转业了，其实没什么事，又没成什么事实。至今我还记得他的样子：个儿不高，瘦瘦的，像个小老头…..
兵营轶事（五）
一“鸣”惊人
一九六四年的夏天还没过去，天依然热，黎明前后是最好睡觉的，但我还得起床去换哨，接替副班长方明道（湖北南漳人，由连司号员改到我班任副班长）。我迷迷糊糊地向哨位走去。当时部队野营训练去了，我连留守，站岗放哨特多，我上半夜站过一次，下半夜又要上哨了。
到了哨位，对答口令，和方明道交换了位置。当时要求荷枪实弹，但子弹一定要压到弹仓里，不允许上膛。我做完了动作后，习惯地扣动板机，以防意外。这个动作是我的习惯动作。人困马乏，白天训练比赛，晚上要站两次岗，多想再睡一会儿。副班长刚转身，我扣了板机。“叭！”一声响亮，悠长。走火了！
副班长大惊，“咋哪？走火了？”我立时清醒了，和副班长一起紧张地查看。我总是枪尖朝面前下方扣扳机的，子弹打到面前一米处的地下。天啦，要是平射或朝天造成飞弹，那就危险了，谢天谢地….
早晨，我被换下岗，忐忑不安地回到营房，睡意全无，只有惶恐，度秒如年，向连、排长们汇报经过，等着挨骂。
赵铁炮营长来了，他大概已知道了。进门后，冷笑了两声，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我早就听说过，他一冷笑准要骂人。谁知他没走向我，而是对着班长大声呵斥：“高生彦！你他妈的枪杆儿磨烂了几支，军装穿破了几套，你怎么搞的？嗯！”高班长一头雾水，一言不发，干挨着。营长又训斥了一顿，我等着他来骂我。可是奇怪，营长把双手背在屁股上，扭转身子后——走了。
营长走了，高班长冲我大喊：“余敦山！你他妈走火让我挨骂，你还屁事没有，营连排长咋都不骂你？老子我就不服！”他这一喊，倒把别人逗笑了。晚点名时，魏连长在大会上宣布：给余敦山记过处分一次！说来奇怪，我到团司令部填入党志愿书时，组织上告诉我说“没有任何处分记载，只有9次嘉奖证”。我一直不明白。
纯正老兵 余敦山
2013年3月14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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