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号催征（周增恩系列文新编）

近日外出了几天，现发送所修改的文章（约7500字）以抵租。时间紧，未现红字标示新动内容，尽管不方便审稿，还望作者及大家速作审核。
“五”因战友们跟帖赞誉也选入;
若为省篇幅计，所新分段落可大肆合并。
                                     军号催征
一 、五团——我的初恋
当年，我响应号召应征入伍，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自此，我在军号声中我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
到部队我被分到五团通信连， 在五团虽时间不长，但我却在那里受到了大熔炉的最初的锻炼。这段经历实在令人难忘，因为她是我的初恋！
那时我的个子比较矮，班里的战友都是大个子。野外训练，我作为新兵，每次都是主动背机器。老兵们都特关照我，他们常说，“你个子太小了，等你长高了，再来吧”。我说：“等我长高了，你们也该转业了啊”。有一次，在襄城县附近的一个叫首山的山上夜间训练。傍晚上山，夜里三点多才往回返，路上还要搞行进间训练。当时满山都是皑皑白雪，又刮着山风，真是又冷又困，更看不清山路。由于石头很滑，不注意，哧溜一下，我滚下了山。滚下几十米后，被一个大石头挡住。老班长毕铁木（河南登封人68年兵）同志在山上大声高喊：“小周，你在哪里”。我听到喊声答应后，他们把我扶上了山，并不停的安慰我：“伤着了没有，摔坏了吧，疼不疼？幸亏这次没让你把机器抢去，不然，该摔瘪了。”。我说：“没事，不知怎麽被风给吹下去了。”等回到驻地后才发现胳膊、膝盖等挂了彩，可把班里的老兵心疼坏了。
回首往事，在两瓦班时的幕幕情景仍历历在目，在那段日子里，我随时都能体会到革命战友的关怀和温暖。
五团，我的团。通信连，我的连。我永远难忘的连。我真想再回五团当一回兵！
二 、潢川拉练
    1970年冬，北京卫戍区为加强战备，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冬季野营拉练。总结这次拉练的成果后，向党中央、毛主席送了汇报材料。11月24日，毛主席看完报告后当即批示“此件已阅，很好，请林、周、康商量一下，是否全军都要组织一下冬季野营拉练。野营拉练好。部队每年冬季拉练两个月，有利于锻炼部队，有利于加强军民关系，不然，部队快成了老爷兵了”。最高指示传达后，二师所属部队立即浩浩荡荡从拓城、鹿邑、沈丘、新蔡、淮滨一线南下，历时一个月，部队在农历年底前到达了驻地潢川县城。
   那天早上，已调到师里的我随先头部队打前站到县城附近安排住房。我们司令部和政治部等师直部队安排到潢川县新城。司令部被安排驻扎在物资局院内。
老百姓听说有大部队要来，高兴极了。
当年红25军走后，几十年这里没有来过部队。县城的老百姓全部上了街，敲锣打鼓，红旗招展，有的打起了横幅“热烈欢迎许世友的老部队归来”。有的说，红25军的老部队回来了，越传越神，大街两旁都是欢迎的人群。
乡亲们从早上8点钟一直等到11点多，部队还没到达。县革委会的领导说“邮电局的摩托车去侦察一下，看部队还有多远 ”！不一会儿，摩托车屁股冒着白烟窜了回来，大喊着“快来啦！快来啦！看到军车啦”！街道两旁，顿时又沸腾起来。
先期到达的师首长看到乡亲们的热情景象，通知进城的所属部队，统统下汽车，按4路纵队整队步行进城，接受乡亲们的检阅。
12点，师直的所属部队雄赳赳气昂昂的进了城。下午两点五团的部队从县城穿过，随后其他部队也陆续穿过县城到达驻地。
潢川县，有史以来还没有来过这么多部队呢。下午，地方的拥军活动开始了，他们为部队送来了大筐的鱼，刚杀的猪，新鲜的蔬菜，粉条子。妇女们给战士们洗衣服，洗被子。我刚洗过的一条军裤搭在衣服绳子上快凉干了，也被她们抢了去，我说“裤子洗过了啊！裤子洗过了啊”！她们说“洗过了给你们补一补”。我突然想起，我的裤子屁股上撕过一个口子，没有针线缝，是用白胶布从里面粘上的。这时被一位年轻嫂子发现了，她大声地说“快来看啊，解放军用胶布补裤子啊”。顿时传来一阵哈哈哈哈的笑声，把我臊得呀，脸蛋成了关公。
    部队住下后，立即帮地方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军爱民啊民拥军，军民团结一条心，军民鱼水亲又亲。按野营拉练的部署，所属部队要在潢川整训，过春节。
    大年三十晚11时，驻在县城的师首长刚刚看完团中央潢川五七干校慰问演出的样板戏《沙家浜》回到驻地。作训科值班参谋向首长报告：武汉军区机关野营拉练的部队晚上到了潢川县城的老城区。师政委马骥良大声说“不能叫军区首长住在老城，我的意见，部队立即撤出潢川，把新城让给军区机关”。师长当即表示同意并下达命令：部队在夜间12点出发，天亮前到达指定地点。值班的佟参谋向首长报告所属部队即将开进的地域后，随即电话下达命令。其他的参谋迅速取下墙上的巨幅作战地图，一番繁忙景象。
当时，我正在给首长倒水。听到命令后，马上去收拾首长的被装。
有警卫员说“谁说要走的，你在开玩笑吧”。
我说，“去你的，你等着吧，马上就开路了啊”。
不一会，通知立即上车，准备机械化开进。
首长的行李刚装上车，只听门啪的一声，糟了，门被反锁上了。
啊，我的枪啊！我的枪还在屋里啊！我的枪啊！
这时首长已经上了车，车子开始发出马达声。
我快步找来了管理员孙玉玺，焦急地说，“我把枪锁在屋里了”。
他说，“快撞开，我负责做善后工作”。
我用肩膀使劲一撞，啪，门开了。我取了枪，一步踏上车，车子就走了。
   那一夜，好险啊，也好冷啊。拂晓，车队浩浩荡荡的开到了息县。司令部住到了县城的一所小学校，此时已是大年初一了。上午，炊事班开始杀鸡宰鱼红烧肉。小灶的炊事员刘小兵、刘柱负责杀鸡。没注意，鸡腿都没有绑，10几只鸡从筐里噗啦啦的跑了出来，满院子乱跑，害的我们几个像日本鬼子一样满院子抓鸡。背着双手的师政委马骥良看见了，瞪着眼睛大声喊“怎么回事？”军务科的齐参谋忍不住笑着报告“2号，他们在抓鸡。”政委说“我以为发生什么事呢”。
     记得那天晚上，师首长还和宣传队的开了个联欢会，兴许你还参加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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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军号提前吹响
    军号提前一小时吹响，这还了得？号声就是命令！提前一小时，这可是大行动！各位不要不信，还确有此事。
   1972年春，我不知什么原因，鬼使神差地把我从司令部管理科调到了师政治部电影队。那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管你当了几年兵，只要新调到电影队来，就是新兵。新兵就要住到广播室，负责军营的广播和作息军号。那是广播室使用的是一台老掉牙的飞跃牌150瓦电子管扩大器，每次广播之前，还要开低压预热十几分钟，然后才能打开高压，开始放军号。夏天还好说，冬天每天都要提前半小时做准备啊。所以，不管春夏秋冬，除干好正常工作外，一年365天，只要是新兵不来接替，天天如此。
   转眼到了冬天。那天夜晚，放一晚电影，收拾完，做完小结，11点多了。别人还可睡个懒觉，早晨广播员可要按时放军号啊。广播室有一个马蹄表，什么都好，就是走不准。我多次和队长说是否买个新马蹄表。队长说，这个马蹄表已经几代人都坚持下来了，买表得科长批准啊。得，那就将就着用吧。所以每天的起床号，我总是等四团的号声响起我再开始。那天夜里特别冷，收拾完，把蜂窝煤炉子封好，就钻进了被窝。
   凌晨，马蹄表定时的铃声突然响起，我翻身起床披上衣服，首先打开扩音机低压，再等20分钟就开始放号了啊。衣服穿好，整理内务，打扫卫生，刷牙洗脸，时间差不多了。我开始打开高压，等四团的号声传来。可等了近一分钟，四团的号声没响。我看看表，时间已经到六点了啊。莫非我的表误差太大。又等一分钟，四团的号还是没响。不能再等了，我把号片放好，打开高压，打开音量开关，一阵嘹亮的起床号声在营房上空想起来。嘀嘀嗒嗒------，嘀嘀嗒嗒-------。号声刚响，马上传来了警卫连等师直连队跑操的脚步声。这时我打开房门，傻眼了，今天老天怎么这么黑啊。还没定过神，司令部值班室的电话打来了：“怎么回事，怎么提前一小时吹号了啊”。我还搞没明白怎么回事，崔科长挺着大肚子也跑了来：“小周，怎么回事”。我反复看看马蹄表，时间没有错啊，怎么会提前一小时了呢？可怎么解释呢，这天我懊丧极了。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故，等待挨批吧。
    这天晚上，正当我百思不解的时候，俞国武跑到我的屋里。嘻嘻哈哈地对我说：“昨天提前了一小时吹号了，找到原因了吗？”他神秘地告诉我说：“是我干的”。我大叫一声，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前天夜里，我在首长住房附近站流动哨，太冷，我看到你屋里的灯没有关，我推开门后，发现里面有火炉子，很暖和。坐下来暖和了一会儿。临走时，我把你的马蹄表往前拨了一小时，哈哈哈”。啊？原来是这个臭小子的恶作剧。我当时气得鼻子都歪了，我说：“你小子害人不浅。要不是你坦白交代，我一辈子也搞不明白啊”。说完，一把把他推出门去。从此，广播室森严壁垒，再不允许闲散人员进入了。
四 、小俞的命真大
   1971年，四团战友俞国武被调到师里给师副参谋长吕万奎当警卫员。小伙子1米73的个儿，长得倍儿棒，牌儿正，有精神，很勤快，首长很喜欢。我当时在师里招待所当公务员。因当时“支左”需要，师里提的首长较多，供首长的住房不够，管理科只得把招待所的一排客房留给了师里的副职做家属房用，所以小俞也和我交往很多。
　　那个时侯，师里的警卫员都是稀稀拉拉的，不好管理。管理科长也怕警卫员向首长打小报告，管理得也不太严厉，稀稀拉拉的警卫班常从作训科要来子弹去打靶。
   　７１年秋天，警卫班又整来几包手枪子弹，扛上靶子去靶场，一阵猛射。不一会，子弹搂完了。回宿舍后大家一起擦枪，都是一样的小伙子，平时首长不在就都吊儿郎当的，开起玩笑来肆无忌惮。不知俞国武说了一句什么笑话，正张嘴大笑。另一首长警卫员开玩笑地举枪对小俞说：“他妈的，再说，我崩了你”。本来，是一句开玩笑的话，想做一个开枪的动作而已。可谁知枪打完后没有验枪，弹夹里还剩一颗子弹呢。只听“砰”的一声枪响，子弹从小俞的嘴里打进，从脖子正中间穿过。两颗门牙被击落。
小俞的命真大！不说没打住要害部位，即使这样，也是幸亏没有打到脖筋、脖骨、脖神经等关键部位，不然，小俞可一辈子不用想抬头了。
　　宿舍突然发生枪响，小俞突然倒在床上，鲜血顿时汩汩流出，小伙子们都蒙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快到卫生所喊医生”！
医生来了，是一位女医生。她平时走路速度慢慢悠悠的，素称小八字，医术又不高，（不知是怎么提起来当医生的）根本不懂现场包扎。到现场后，慌了手脚，拼命的往俞国武的脖子后面的伤口里塞棉球。可枪伤是通的，带血的棉球都从小俞的嘴里呼噜噜的冒了出来。那医生不知如何是好，没了主意。
小伙子们又飞快地跑去了卫生所，喊来了老吴新义医生。
吴医生到现场后，第一马上通知小车班来车，准备将伤员送医院。第二马上作止血包扎。十分利索地包扎完毕，把伤员送到了医院救治。
没过多久，小俞伤就好了。可门牙没了，怎么还能当警卫员啊。首长出门，怎么也不会带一个没有门牙满嘴漏风的警卫员吧。于是，管理科长杨进财说：“小俞啊，小周的接待任务很重，忙不过来，从现在起，你戴上口罩，给他当个帮手，搞搞接待，到车站接接人送送客”。从此，小俞和我一起当了一段时间公务员。
  1975年底，小俞复员转业回乡。后来，我多次托人打听小俞的消息。
据他同乡的战友告诉我：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那天夜里，小俞听到了强烈的地声，看见了地光的闪亮，可他不知道是大地震来临。远处传来的一阵阵轰隆声，他以为是洪水来了。他大喊“洪水来啦！洪水来啦＂！可是谁都不相信会有洪水来，没有人理他。这时小俞打开后门，爬上了一棵院内的老榆树。此时，只听轰隆一声响，房子倒了，亲人遇难了，只有他躲过了这场灾难。
我知道小俞家的惨剧后，在十分沉痛的同时，倒是觉得小俞的命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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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蛇来啦！抓蛇啊！
　　1977年7月28日早晨5点半时分，突然电话响了起来。
这电影队的电话早晨很少有人打来。我从睡梦中惊醒来，不耐烦地拿起话筒刚要说“喂，谁呀”！
广播室调皮的女兵杨海燕带着哭腔大声喊：“不好啦，快来吧，扩音机下面发现了可怕的大蛇啦！”
我生气地对她们说：“别胡闹！哪里来的蛇？！”
这时，听到电话里传来的声音，三个女兵要吓哭了。我心想，不会是开玩笑吧，广播室的门窗没人时关得很紧，怎么会进去大蛇呢？不管怎么说，先看看再说。
于是，我马上穿上衣服和高筒水鞋，把放映员陈松也喊起来，告诉他广播室发现“敌情”，叫他穿上高筒雨鞋，带上齐头铁锹，迅速跟我出发。
到了广播室，杨海燕早把门打开。
我说；“蛇在那里？”
海燕说：“在扩音机下的木板底下！”
李利和小张坐在床上哆嗦着喊：“在那里！在那里”！吓得不敢动。
我悄悄的走过去迅速掀开木板，扫了一眼，没有发现蛇。我说：“胡闹，别整天稀稀拉拉的开玩笑”。
我们刚要走，三个女兵哭起来，“真有蛇啊，真看见有蛇啊”。
这时，我告诉陈松，“我来把放唱片用的木柜子挪开，你观察一下，发现有蛇，立即消灭”。陈松马上做好了战斗准备。当我搬开木柜时，真的有一条三米多长的大花蛇，贼头贼脑的，嘴里吐着信子，可怕极了。
这时，陈松毫不迟疑，用力地用铁锹轧去，“咔咔”几下，就把大蛇轧成了几段。
我倒吸一口气，心想，好险啊，如果大花蛇不消灭，这三个调皮的兵妹子可糟了。冷静了一下后，我和陈松一起把烂蛇用垃圾斗铲走了。
六 、离开部队的那一天
1978年4月30日, 早上。接到通知，上午八点钟，我们一起走的几十位战友要在师里大礼堂前的操场上集中。
今天，我们就要离开部队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了。老天哪，好像不舍得我们离去。一早起来，天空阴蒙蒙的，好像就要掉下眼泪来。
刚刚吃完早饭，欢送我们的战友早早的涌来，欢送我的老首长们也来了。
在人群中，政治部主任吴宝珠首长脸色十分凝重，他早早地来到了操场。我记得每年都有老兵复员离开部队，首长们都是愉快的把老兵送上征程。可这次，首长却表露出了十分难舍的心情。他紧紧的抓住我的手，轻声而又和蔼的对我说：“小周，马上就要到转业了，相信你到地方后也一定会干出一番事业来。”此时的我，只得眼含热泪，向首长点点头，哽咽着：“请首长放心。”
冯开禄副主任，高高的个子，已是满头白发。在政治部的首长里，他是年龄最长的，才从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离任回来不久。对我们这些兵啊，特别慈爱。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山西吕梁腔，轻轻地拍着我的肩头，亲切地嘱咐我。此时，我想起我的老父亲送我当兵走时的情景，我不禁落下泪来。
胡西照副主任河南腔的声音最大：“小周，到地方后一定来信，不要忘了你的部队和同志们。”我举手给老人家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宣传科长夏声道、副科长向尧初、田文学，文化科长崔贵，司令部管理科科长陈体志，炮兵科董科长等都来送我。
当兵八年了，我在五团通信连干了一年，在师司令部管理科干了一年，在政治部干了整六年。这八年，在部队和首长及战友们结下了深厚友情，不，更准确地说是结下了骨肉深情。临别时，宣传科干事冯东安手拿一套紫砂壶说：“真舍不得你走，送你作纪念吧，到了地方，看到它，就会看到我”。作训科最年轻的参谋刘洪凯（现上海武警总队的总队长、少将）偷偷的送了一套我最喜爱的训练用的苏修战斗机模型，军绿色的小木箱包装的很精致，现在我还珍藏着。
欢送我的战友来了，欢送我的家属来了，孩子们也来了。“阿姨，再见了！嫂子，再见了”！大家围在我身边，都不肯离去。
时间到了，天空也下起细雨。我和首长和战友们一一握手告别。电影队的老兵帮我拿着三包(背包、挎包、提包).。三个小女兵李利、海燕、小张只是呜呜地哭着鼻子，拉住手不想松开。
上车了，车走了。车窗里，我流着眼泪向大家挥手告别，车窗外，送我的首长和战友们挥动着双手不肯离去。
此时，我的心啊，在流血，在流泪。无法描述的难舍难分的痛苦心情一起涌上了心头。
车子啊，你慢些走，让我再看一看我朝夕相见的好战友。
战友啊，你慢些走，让我再握一下你的手。
车子走了，我的心都碎了。
战友们远去了，营房远去了，军营的一切都远去了-------
我双手捂住流满泪水的脸，嚎啕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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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到油田的第一天
    1978年5月1日早晨，太阳还没有露出地平线，我们一军来的200名转业老战士被火车“咣咣当当”地拉到了南阳。当时的南阳，尽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地区级城市，但非常落后。首先是脏，到处是垃圾，卫生条件极差，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杂草丛生。再是差，当时的汽车站还是草棚子。吃的是胡辣汤、馊而酸的不知是啥滋味的浆面条。
上午，汽车把我们拉到油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先搭好的帐篷、芦席棚、青砖瓦房。
刚安顿好，正赶上晚上油田会战誓师大会。先期到达的北京部队的、南京部队的、沈阳部队的、成都部队的、海军的、空军的...万名“老转”都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整齐地坐在会场，兵种之间相互拉歌，掌声、歌声不断，真是红旗飘飘军号响，转业战士歌声嘹亮。此时我又仿佛回到了部队 ，仿佛是一次战前动员。
    晚八点半，大会结束，电影《创业》开演，“晴天一片星星亮，草原一片篝火红，石油工人心向党，满怀豪情望北京”随着一阵女高音歌声响起，我们的石油工人生涯从此开始。
八 、36岁去考学
1986年3月初。
单位的组织科长在走廊里大声喊我，“周增恩同志，到我的屋里来”.
我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到了他的屋子。
组织科长是个广东人，高高的个子，说话好像嘴里舌头捋不直，“小周，昨晚党委研究，打算叫你去学习俩月，五月初考地委党校大专班，脱产学习两年，工资奖金照发，不要辜负党委的希望嘔”。
说实在的，以前曾安排过我去开封河南大学哲学系脱产学习，一是当时自己才高小毕业的文化，哲学道理咱不懂，二是工作忙也确实走不开，失掉了进修的机会，这次机不可失啊。我高兴地从他屋里出来，把工作和科里交接一下，第二天赶紧报到。
    到了党校，复习班早已开始10多天了。眼看着一摞下发的复习课本和资料不免有些眼晕。
高中语文、地理、历史、政治不成问题，数学可成了我的老大难。上午上大课象听天书一样，什么立体几何、三角函数，我是一点不懂啊。每天上午听课，下午和晚上复习做作业。每天夜里熬到2点多。没有几天就累病了，头痛、头晕，眼睛看不清东西，浑身无力，吃不下饭。我真有了危难，还能坚持下去吗？
校医对我说，“你太累了，上火了啊，要不，回去休息几天再来，考上了深造，考不上回去继续当你的科长也不丢人”。我心想，说得轻巧，当过兵的哪能打退堂鼓哪？刺刀已擦亮，军号已吹响，既来了，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考上学的啊！校医看我坚定的样子，开了一兜子药。我晃晃荡荡回到了宿舍。
  从那以后，每天周而复始的作业、背题、演算、找老师。同室的几位都说“小周中魔了，夜里还嘟囔着背题呢！”
后来我采取了灵活战术，数学不求高分，只要及格就行，把重点放在文科上，争取考个高分。那时我的体重由126斤降到了不足100斤。5月7、8号高考的那两天，我沉着应战，五门课考出了410分的好成绩，顺利的考上了党校。
那一年，我36岁。
今年，我60岁。这之间，这今后，我没有忘也不会忘那段军旅生涯，那千百度听过的军号，是那军号声催我在人生的征途上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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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学义

  详阅细品，小周大才！学义精工，添姿美容！好得很！！

战友分离难分难舍

那一夜，好险啊，也好冷啊。拂晓，车队浩浩荡荡的开到了息县。司令部住到了县城的一所小学校，此时已是大年初一了。上午，炊事班开始杀鸡宰鱼红烧肉。小灶的炊事员刘小兵、刘柱负责杀鸡。没注意，鸡腿都没有绑，10几只鸡从筐里噗啦啦的跑了出来，满院子乱跑，害的我们几个像日本鬼子一样满院子抓鸡。背着双手的师政委马骥良看见了，瞪着眼睛大声喊“怎么回事？”军务科的齐参谋忍不住笑着报告“2号，他们在抓鸡。”政委说“我以为发生什么事呢”。
     记得那天晚上，师首长还和宣传队的开了个联欢会，兴许你还参加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