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兄如父（1—7）

    我的哥哥离开人世已四年了。四年如一日，魂牵梦绕，哥哥的身影总是挥之不去，他的音容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尤其是每当我回黄陂老家，看见年迈的父母而不见哥哥的身影时，家中“少一个人”的失落与寂寥，总使我感到无限的茫然与悲怆，从而也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增添了我对哥哥的无限思念。
   这种思情复悲情的手足之情，常促使我提笔写写我的哥哥。然而只要一提笔，不是使人伤感得写不下去，就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四年了，时不我待。我想，对于人生情感中的沉重话题，还是以常人的心态，用讲故事或唠家常的方式表达为好，这样也许既能顺利地表达对亲人的追思，同时也能使表达者不伤其情。我还想，对哥哥的千言万语，如果用一句话去概括与表达，最合适的一句话莫过于——长兄如父。
   在此，我就用“长兄如父”作为本文的话题，用讲故事、唠家常的叙述以为方式，并借用我家七个兄妹的名义分为七个话题述说如下。
                                  一、“子”与“日”的德性
   我的哥哥——蔡子初，长余一岁，是家中的长子。因他出生在中国老黄历（农历）计时辰的“子时”，也就是夜半，又名子夜（夜23时至凌晨01时），故哥哥名为——子初。我的出生时辰是“午时”，也就是中午，又名日中（昼上午11时正至下午 1 时正），故名为——日初。
   “子”与“午”，在中国传统的“昼夜阴阳”概念里，“子”时为阴之极，“午”时为阳之极，因此，我和哥哥就是中国传统时辰里的阴阳两极。我们兄弟俩的阴阳两极，就像中国太极图中的“阴阳鱼”一样，他们一阴一阳，一开一合，前后相随、首尾相应。因此，哥哥和我从母亲大地的北极与南极脱胎而出后，我们就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地形影相随，心心相应，生死不离，从未分离过。
   然而阴阳有别。按照中国传统的取象思维，阴的特性大抵是：阴性柔静、主内俭、涵蓄、谦让、礼貌而忠厚仁慈，尊老爱幼，包容万物，润物济世；阳的特阳大抵为：阳性浮动、主外向、张扬、强劲而刚愎自用，不拘小节，大大冽冽或霸道不羁等。
   实际上，我不太相信中国传统“时辰八字”对一个人性格或德性的影响。但是，我和哥哥从小就是这样两种不同性格的俩个亲兄弟。这也许就是中国传统家庭中，常听人们所道说的“老大”与“老二”吧！他们不同的人格与脾气，似乎源于天命，为天命所注！不过，中国的孔夫子——孔老二，他却是个天大的例外。因为，他虽出生排行是孔老二，但他的“仁义”学说与身体力行，却是典型的中国“老大”形像。
   听母亲说，我小时候的奶水比哥哥吃得多，身体也比哥哥好，人也比哥哥“浑”。其实，我从小就是个“浑小子”，脾气犟，不懂事理，常欺负弟弟们，而且也贪玩，在外也多事。因此，我小时常触怒父亲，我的屁股也被父亲打得最多。
   常听父亲说，“午时“出生的人阳气足而爱动，所以我小时淘气而贪玩。诸如，每当放学或在劳动之除，总爱与同龄的小伙伴们较量一番，如打珠子（打弹子）、打碑（立个石碑，立在远处用石子打）、打扑克牌十点半（由我当庄家），放抱裹（摔跤）、打马骨架（互扔石子）等等，而且总要争个输赢。在上述游戏中，最有刺激或使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放抱裹”与“打马骨架”。
   “放抱裹”是力量与技巧的较量。我们儿时放抱裹（摔跤）还有一套游戏规则：小伙伴们先将两个对手围在当中，并喊着“不打不抓，羊马式叉”（即，不能用拳头打人，不能用手抓头发和脸，两个人要“羊马式叉”地“熊抱”在一起摔跤；如果一方谁被摔倒在地或被对手摔压在他身上，谁就认输）。于是，两个小子就在人群当中熊抱在一起，展开着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的较量。最后，我总能凭借力气与技巧，将同年不服气的小伙伴们摔压在地上。嘿嘿！那种取胜的荣耀感，绝不亚于当今的摔跤冠军。
   二是打马骨架（打石头架）。这是来真的，也更刺激，但要冒风险，取胜也全凭勇敢。每当下午放学回家，我念念不忘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旁村（湾）里小伢们不约而同地在两湾村之间拉开距离，摆开阵式，甲乙双方各东西一边互扔石头，展开石头大战。我的石子往往扔得又远又准，经常我一人拼打对方七八人或上10人，并要将对方打回“老家”或落荒而逃方罢休。有时，我的脑壳也不免被对方的石子打个包（血肿），回家时如果被父亲发现，就知道我又在外面“惹祸”，屁股上也就免不了几巴掌。
   儿时我也很“浑”。记得有一天，一群迎亲（接媳妇）的队伍从我家门前过，我和母亲站在家门口看热闹。在迎亲队伍中，他们有的抬着大花桥，有的抬着各种嫁妆，小孩子们的身上则背着火把（象征性的）；还有那些吹鼓手和火炮手们，他们一会儿打着锣、一会儿吹着喇叭、一会儿放着冲（火把式的铁器一端的孔内填装火药）及鞭炮，好不热闹……。我兴奋之余，转头问我母亲说：“妈，佰佰（父亲）为么事不接媳妇？！”问得我母亲张口结舌……。
   我小时不爱动脑盘，敢说敢做，又信人宠（唆使），因而湾里的大人们常拿我开心，常唆使我去作一些使人啼笑皆非的事，以作为他们茶余饭后的笑料。他们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名为“苕二爷”。
   我小时非常厌恶这个浑名，只要有人叫我“苕二爷”，我就反唇相讥地说：“我是你的二爷！”后来，我也弄懂了这个“二爷”的含意，那就是中国传统家庭中所称呼的“二少爷”。这倒是个美称或尊称，只是这个“苕”字，实在是有些难听得让人不好接受。直到我参加工作（中医学徒）后，再也很少听到别人喊我“二少爷”了。
   当兵以后，远离了家乡，从今往后，我的“苕二爷”就再也无人知晓了。然而“小看人”这个更难听的称号，却在一次部队看完“列宁在一九一八”的电影后，就从汪文海的嘴巴里绕出来了，我对此耿耿于怀。刚好，部队不久又放映了“艳阳天”的电影，我也回敬了汪文海一个“弯弯绕”的称号。后来，我们又看了“智了威虎山” 的电影，从此潘忠提的“野狠嚎”也叫响了。哈哈，三个弟兄各有雅号，都扯平了。
   现在老了，人的脸皮也厚了，人生中产生的不同“浑名”，只不过是不同时代的人生符号，到头来却又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每当我回想起在部队医院时，我常做些怪动作逗马兰芳医生，马医生见我怪状，她总是笑得手舞足蹈、眼泪横飞，在她笑走了形的嘴巴里，还断断续续地冒出“你…这…个…小…看…人……”每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时，心里也总是美滋滋的……。
   我的哥哥就不同了，在他生、长、壮、老、已的人生旅程中，他留下的却是难以挑剔的不同人生足迹，因而家乡人对他也有不同的赞许与称呼。
   哥哥的小时候就是个“好少年”，他讲礼节，尊敬长上，从不说脏话，更别说与小伙伴们吵嘴或打架。因而，他不仅成为父亲家教弟妹们的样板与助手，同时也是父老乡亲们教育自己孩子的榜样。
   哥哥在读小学或中学时也是个“好学生”，他在学校获得的各种奖状，年复一年地挂满在我家中的土墙上，这让几个弟弟们总是觉得攀不可及；即使他早于我们带在脖子上的红领巾，也让我们羡慕不已。
   哥哥在人民公社的集体时代，是个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标兵”。他常带领着小伙伴们，总能出色地完成集体的一些农活而赢得家乡人的赞扬。后来，他就被大队与公社推荐到“师范学院”读书，最后，他就当了一名乡村教师。
   在哥哥的带领与影响下，弟妹们也健康地成长着，哥哥也先后亲自送我们姊妹六人走上了社会；然而，哥哥却没有走出去，他最终却留在了家乡——他为了陪伴与侍奉父母，就娶了一位农村户口的嫂子，在家乡生儿育女。
   哥哥的乡土情结，使他放弃了许多进城的机会，他怀揣的一棵赤子之心，使他在乡镇这个小天地里，从老师、校长做到镇教委书记。最后，他的骨灰就安葬在家乡的一个小山丘上。
   
   哥哥的一生就这么平凡而简单。然而，他做人的优秀品德，他为人师表的垂范，他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他爱弟妹、爱同仁、爱学生、爱家乡的几十年如一日，使得他在平凡而简单的人生中，升华出自己的完美人格。也许正是哥哥的人格力量，使得父老乡亲、同事与他的学生们，为他过早地离开人世而痛心疾首，并自发地为他送葬，送葬的队伍也由这个山丘延伸到那个山丘……。
   几年过去了，年迈的父母还没有从九死一生的沉痛中苏醒过来，家人们总得小心避谈哥哥的名子；弟妹们也还处在魂牵梦萦中，日以继夜地思念着他；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只要提起哥哥，总能听到他们发出“他真是个好人”的由衷叹息！

138903138903 138903 [/img] ㄢ ㄢ ㄢ

  长兄如父，童真如歌！！

[url]  " " "

中国传统礼教中就有“家有长子国有大臣”的说法，老大在家中的权威是不容藐视的。不过，在我们那个年代，老大的优势更在于总是穿新衣服，他穿旧了穿小了就给底下的弟弟甚至妹妹们穿去，于是也有了“新老大旧老二”的说法。期盼中。

138362138362 138362 [/img] き き き

谢谢关注！

138367138367 138367 [/img] ｔ ｔ ｔ

中国传统礼教中就有“家有长子国有大臣”的说法，老大在家中的权威是不容藐视的。不过，在我们那个年代，老 ...
何幼鹏 发表于 2011-5-1 20:13

“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是啊，家国一体。昨日回黄陂，今天刚回，继续。

                  

                     二、衣与食的磨砺

中国几千年“农”的社会，其民生问题与社会文明，总离不开“衣”与“食”或吃和穿。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子认为：“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足则知礼节”（《管子．牧民篇》）。认为，人民只有在丰衣足食的基础上，才能知“荣辱”、懂“礼节”。管子千古不朽的言说不无道理，至少对于我“苕老二”是一语中的，但对于我家的“老大”来说，那就是无的放矢了。因为，我哥哥的小时候——在那个缺吃少穿、饥寒交迫的困难年代，他也能知晓“荣辱”、懂得“礼节”。

在六、七十年代，吃与穿的生存问题，仍是当时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尤其对于我家来说，就显得更为突出。因为在六、七十年代，我家是个“九口之家”的大家庭，父母先后生养了我们姊妹七人——五男二女。当年对于子女多的家庭，时称“家大口喝”。

不过，中国农村对于一个家庭生养有“五男二女”，多认为这是个天赐的吉兆，故有“五男二女，七子团园”之说。对此，父母只要听别人提起“五男二女，七子团园”，他们总是笑得合不了嘴。但是，九口之家的生存负担，总是让父母忧心如焚，七个子女一年四季的吃与穿，总是让父母不停地操劳与担心着；即使是我们睡了觉，母亲也要点着油灯，一一点数着她的七个子女们，一个也不少她才放心地去睡觉。

五十余年过去了以至现在，我母亲晚上还经常做着恶梦，在她的梦语中，总是念念不忘地道说着她昔日心灵深处的恐慌。听父亲对我说：“你娘晚上总是说梦话，说得最多的是——我的伢呢？！我的伢呢？！”这很可能是母亲当初将我们姊妹七人当成她辛辛苦苦种的七棵庄稼，她总是提心吊胆地担心着天灾人祸而由此留下的心理疙瘩吧。

在中国多子女的传统家庭里，父母总是过多地寄希望于家中的“老大”，希望老大能以身作则地去“传帮带”他的弟妹们。因而，我的哥哥降临这个人世，似乎就是为了帮助父母家教好自己的弟妹，为缺吃少穿的弟妹们作出表率，去共渡家庭难关的同时，也让弟妹们能健康地成长。

听父母说，哥哥在夜半出生时，险些闷气（窒息）而亡。哥哥出生后，母亲的奶水也不足而身体瘦弱；一年后，“老二”就从娘的肚子里跑出来了，又过早地抢占了哥哥的奶水。父母为了哥哥的健康成长，就给他取名为“望”。“望”与“旺”是谐音，有“兴旺”之意，也有“望子成龙”之意。父亲大概是想他的第一儿子能兴旺成长的同时，还寄望于他将来担当起家庭“老大”的重任。

哥哥后来果不负“众望”，他一步一个足印地带领着我们，我们也从此都亲切地称呼他为“望哥”。天降“望哥”的第一重任，就是让他以小时候“衣”与“食”的自我垂范，对弟妹们进行人之初“吃”与“穿”的人性磨砺。

                          （一）

先说我们小时候的穿衣。说起穿衣，我们家乡过去有个说法，就是“新老大，旧老二，破老三，补补纳纳是老四。”即一件衣服或一套衣裳，老大先穿新的，穿旧了是老二的，穿破了是老三的，最后缝缝补补就是老四的。这基本反映了过去因家庭子女多所带来穿衣问题的窘境。确实如此，因为过去农家子女一年四季的穿载，包括衣物与鞋子，全凭着母亲一双勤劳的手，这显然是忙乎不过来的。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母亲除了白天干完了集体和自家的农活后，晚上接着就是不停地摆弄着她手中的线线。母亲的夜晚总是与她手中的线线一样长，她不分寒暑地坐在油灯下，孤独一人地在那里摆动着纺车而纺着线线，或者用针锥纳着鞋底而不停地用手抽动着鞋底线，或者坐在织布机上用手来回地穿梭着织布线……。每逢春节大年初一的早上，母亲只要我们穿上她用辛劳的双手做出的棉袄、棉裤和棉鞋，她愁苦的脸上总算能绽放出少有的笑容。开年以后，母亲又要为我们愁心着袷袄与单衣……。

不过，母亲给我们做的棉袄与棉裤，也的确是不敢恭维，它的样式完全是清朝末年的。例如，灰色布料的棉袄是经人工染色而成的，长长的棉袄穿在身上而延伸到膝盖的下方；扣子是布做的，扣扣子先从颈脖当中扣起，再沼左肩、左腋、左胯过左膝而下，扣扣子的姿式也得由立式、左弯腰而头面朝下。黑色的大棉裤是典型的古老直筒式，腰围象个大口袋，两支脚放进后，口袋式腰围的多余部分，还要在肚皮上向左打个大折，然后再用一根绳子式的腰带捆扎上。

穿上棉袄与棉裤的小子们，看上去不仅笨拙，而且肚子上也挺着一大堆，象得了大肚子病似的，实在是不忍观瞻。上茅坑如厕蹲位时，长棉袄的后摆还要往背上摔；如果绳子般的腰带不小心拴系死了，就得提着裤子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跑，慌乱地找着剪子或菜刀。

尽管如此，中华“慈母手中的线”总还是理不完而理还乱。我母亲的一人之手，也总是不能保障七个子女在一年四季中的穿衣问题。因此，我们的每一件衣裳，常要年复一年地穿了再穿而显得很破旧；有时，我们的衣服扣子也穿得七零八落或一个也不剩，就干脆用一根绳子拦腰一捆（这在当时的农村很常见）。所以，在当年的大环境下，多子女的农家子弟在要想穿得整洁而得体，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我的哥哥却是少有的例外，他身上的衣服总是显得那么整洁而利落，他身上的衣扣也总是从上而下地扣得一个也不剩。这不是因为母亲的特殊照顾，而是因为他平时很爱惜自己的衣裳。诸如，他的衣服如果那个地方弄脏了，他就即时用热水毛巾将它擦洗干净；如果衣服有点破损，他就自己动手用针线将它缝补好；如果衣扣掉了，他也要想办法（将旧衣服上的扣子剪下来）即时缝补上去。不仅如此，哥哥的小时候还学会了折叠衣裳，且有叠衣裳的习惯；他每晚睡觉脱下的外套或单衣单裤，他总要叠得整整齐齐地压在他的枕头下面。所以，哥哥的衣裳总是比我们的耐穿而整洁，他总是显得那样的温文尔雅。

可以说，哥哥对弟妹们的“传帮带”是从穿衣做起的，他的正人先正己是从“衣冠”开始，弟妹们也都仿效着他，唯有“老二”的禀性不解而脏乱差。为此，哥哥经常抱怨我的衣寇不整，常听他批评我说：“披着个衣裳，扣子也不扣！”哥哥的责备一点都不假，因为我小时好动，即时有衣扣也不扣或者扣得不整齐，即使有新衣服我也不喜欢穿，总觉得穿着皱巴巴的新衣，身上反倒觉得不自在或不舒服，这可能与小时候穿破旧的衣裳多了而习以为常的原故吧。

斗转星移，现在的世道变了，昔日管子“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足则知礼节”的“荣辱礼节”传统观念也被颠覆了，变成了当代的“衣食足而不知荣辱，仓廪足则而失礼节”。就拿我儿子来说，他还在读中学时，有天他竟然穿了一件破裤子回家；我一看就气，强迫着儿子脱下了这条破裤子后，我手脚并用地用力拉扯着它，想把它毁掉，但就是拉扯不破，挺结实的，再仔细一看，还是新的。后来儿子教训我说：“这是新潮的乞丐服，知道不！”看这世道，其“衣食足”反催生出文明社会的“乞丐服”。

  
                                                       （二）

再谈谈我们小时候饮食的“吃”。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填饱肚子”是当时的天大问题。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我们兄弟几人总吃了这餐又盼着下餐。每当母亲的大锅稀汤类的食物煮熟了，我们都有迫不及待地的感觉，几个弟兄手里拿着碗、争先恐后地围在灶台前——剩饭，实际上是“抢饭”。

几个弟兄都怕我，只要一开饭，我总能优先地掌握主动权——锅铲。我手拿着锅铲，从锅边的这头慢慢地铲到锅边的那头，优先捞起锅底里的稠的；然后，几个弟弟也依次地仿效着我在锅里捞稠的。

但是，哥哥从来不与我们“抢饭”吃，他总是要等几个弟弟捞完了再去剩，最后哥哥总比我们吃得稀而少。不久，父亲发现了这个问题，就让哥哥负责给我们打饭，干稀搭配。哥哥掌勺公正，开饭时，他常当着我们的面揭开锅盖，再拿起锅铲或勺子先在锅里搅三圈，然后依次给我们打饭。哥哥对弟妹们历来公正，“苕老二”也不得不服，何况哥哥的后台是严厉的父亲，服从哥哥也就是乖乖地服从着父令。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厉，有时严厉得让人不可接受，因此，除了哥哥外，我们小时候都挨过父亲的打，其中老二挨的打最多。然而，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却往往受到当地人称道。不过，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往往是通过哥哥的带头作用而实现的，所以哥哥小时就是父亲天衣无缝的好帮手。

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里的一年，我家好不容易养了约百十余斤的一头猪，有天我家的猪屠宰了，几个弟兄好不高兴，都盼着能好好地饱餐一次猪肉。当天晚上，母亲煮了两大锅萝卜饨猪肉，煮好后父亲就是不开口让我们吃，却当即向我们宣布：由哥哥带领着我们，先送给湾里的人吃，一家一碗，送完后你们再吃。于是，我们弟兄几个在哥哥的带领下，每人手捧起一大斗碗的萝卜猪肉汤，在湾里几十户人家中来回地、挨家挨户地送。待我们送完了后，我家锅里的也就所剩无几了，但总算不错，虽未饱餐一顿，也算美食了一次。

在家中不能独吃，在外面也不能瞎吃，即使是逢年过节、走亲串戚，也要“讲礼”，这大概都是父亲的旨意，再由哥哥垂范于弟妹们。哥哥的垂范，总能使弟妹们口服心服，因为他总是内外一至、表里如一。前不久，我在战友网上发的“哥哥带我去拜年”一文中，谈到我们兄弟三人去姨妈家拜年“喝鸡汤”的事，这只是一个举例而已。实际上，哥哥的小时候无论到哪家去做客，他都是这样的——讲礼性。

“苕老二”就不行，他既管不住自己好吃的心，也管不住自己好吃的口。记得有一年的春节，因我家的亲戚多，父亲就要我们分头去亲戚家拜年。机不可失，我一人不但快快活活地吃喝完了姨妈家给我准备的鸡汤，姨妈最后回赠我家的两包饼干，我也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吃，吃得一干二净以后再回家。

父亲类似这样教育子女的事很多，也总是通过哥哥的示范带头作用而有效地执行着。在当年的困难年代，自己饿着肚子，让别人先吃，自己后吃或少吃，在外面也不能瞎吃……。这种“吃”的教育，至今几个弟弟仍记忆犹新，他们是记得是那样的深刻——已融化在自己的灵魂里！

哥哥在世时，我们几个老弟兄如果碰在一块，常津津乐道谈起过去关于“吃”的往事。我对他们调侃说：“在过去吃的问题上，老大是君以德治天下，老二是民以食为天，父亲是怕贫富不均饿死人”。一席话，使在一旁的老父亲听得哈哈大笑。

说实话，在饿肚子时期的“吃”，不仅考验着一个人的肉体，同时也捶炼着一个人的意志与品行。这大概就是孔夫子说的：“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以此使人吃苦、知苦而警觉心性，使心性归本而性格坚定，而后才能正已而忧国忧民吧。

                  

富贵兄弟窝里斗，贫贱手足情更浓。

富贵兄弟窝里斗，贫贱手足情更浓。
朱炳炎 发表于 2011-5-2 18:56

是这个理！

                                   三、劳与苦的锤炼

                                          （一）

    哥哥小时候就肩负着家庭的重担。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他除了带领我们上好学作好作业外，还要带领我们完成好日常一些家务劳动，如生活用水（抬水或挑水）、种菜与浇水、舂米（将打下的谷子，倒在石臼内，然后人工双手举起丁字型的石锤（小的5公斤左右，大的约10余公斤）往石臼里使劲地锤，最后将谷壳与米分离，壳即为米糠，去掉壳的谷子便是大米）、磨磨子（推磨，如将收打好的小麦或其它粮食用人工推磨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将它磨成粉子），以及放牛、弄柴（砍柴类）、绞把子（帮助母亲将小山似的一大堆干草绞成麻花形样物，然后再打捆）、以及烧火煮饭等。
    在这些家务劳动中，对于我们的小时候来说，挑水、舂米、推磨是最累人的（常常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绞把子、放牛是最磨人的（时间太长，小山似的干草堆要协同母亲一下下地绞，放牛也要让老牛吃得“两面饱”才行）；磨磨子是既累又磨人（一堆粮食一点点地磨，从中午的日中推磨到太阳的偏西）。

    哥哥比我们更辛苦，晚上睡觉时，他还要陪伴小妹妹睡觉，负责小妹妹的撒尿（以免尿床）。每到半夜，哥哥总能按时抱起妹妹在床边给她撒尿，但熟睡的妹妹将她弄醒后，总要哭闹半天而偏偏不撒尿，还要一口一声地哭骂他“个瘦狗子、个血狗子……”。
    哥哥“狗子”的浑名是因我俩小时都在后脑勺留有一个“狗尾巴”，脖子上还带有一“狗框”；后来我对自己身上的“狗东西”不满，就私自先折掉了“狗框”，后因“狗尾巴”长长了，搔得我颈子痒痒的，又私自找个剪子将它剪掉。唯有哥哥遵守着家规而一直留在他身上，再经妹妹这么一叫骂，哥哥“狗子”的浑名也由此而产生了。最后，我们姊妹七人都有了各自的浑名，不高兴或互不服气时，就用浑名互相叫骂。但是，哥哥总是骂不还口，你骂他，他却总是望着你笑。

    除了繁重的家务劳动外，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哥哥还要组织我们帮助家庭争工分，如拾粪、积肥等，即使是节假日也不例外。
    记得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哥哥一大早带领着我们给湾里的父老乡亲拜完年后，他又急忙将我们带入了新年伊始的第一天劳动——积绿肥。“积绿肥”就是将田头地坡刚长出来的草皮挖起来，肩挑人抬地将它填埋在私家的一个大坑内——埋绿肥（年中或年底再挖出来，作为生产队的绿肥，并按担数计算工分）。在哥哥的带领下，我们几个小弟兄们从早干到晚，硬是将120余担的一个大坑填满了。
    湾里的一位老人对此赞不绝口，他站在他家的大门口大声地喊着说：“大家都来看啦，这家的小孩怎么就与别家的不一样啊，别人家的小孩过年，他们家的小孩……”。是的，我们从小在哥哥的带领下，就是与别家的孩子不一样，总能获得乡亲们的赞许，他们也常将哥哥作为教育自己孩子的榜样
。
    父亲对子女的严格教育有着部队“夏炼三伏，冬炼三九”的特点，并通过哥哥的带头作用而认真地施执着。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叫着，还下着大雪，我们还未吃饭，身上穿的棉袄与棉裤也很破旧。但父亲却偏偏要哥哥带领我们去我家的自留田里挖胡萝卜，说是准备过年备用的。天寒地冻，田间的土壤也冻得结结实实的，一锄头挖下去粉末四溅；寒风呼号着，破旧的棉裤裆里窜着刺骨的寒风，冻得人直哆嗦，而且又饿着肚子。我对此大发牢骚，大骂着“狗子”，但也知道这是父亲的意思，父命不可违，还是满肚子牢骚与委屈地完成了挖胡萝卜的任务。
    人说“响鼓不用重捶”，但父亲却偏要选择——响鼓也要用重捶敲。然而，在我们无数个艰苦的劳动中，正是这一次的重捶而使我牢记一生：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冷冬天，北风呼号着，正下着大雪，我们穿着漏风的破棉衣裤，饿着肚子，手拿着农具，在田间里坚难地挖着胡萝卜……。从此，一个刻骨铭心的成语就牢记在了我脑海里，它就是——饥寒交迫。

    后来的年青人就不甚懂“饥寒交迫”了。记得有一年我从部队探亲回家，我的妹妹跟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是我家隔壁名叫柳英的姑娘，前两年她当上民办老师；有天，她给学生上语文课，有位小学生向她提问说：“蔡老师，什么是‘饥寒交迫？’她犹豫了一下而解释说：“就是在冬天，一只鸡掉到水塘里去了，冬天塘里的水很冷，鸡子怕冷为了飞起来，就在水塘里挣扎着，并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两个翅膀，所以叫作‘鸡寒交迫’”。
    每当我回老家时，看见衰老的父母，总不禁使我思索着一个人生问题：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的坚苦劳动与饥寒交迫，从而造成了我们后来的吃苦精神与适应环境的能力，锤炼了我们为完善自我而不断努力奋斗的坚韧意志，同时也使我们能自足地珍昔着来之不易的每一天——今天和明天。

                                              （二）

    哥哥小时候，他的集体荣誉心也很强。在当时公有制的集体生产年代，他总能出色地完成各种农活，如插秧、割谷、摘绵花、耙地等等。生产队长也总是放心地让他带领一群小伙伴们去完成这类农活。
    记得有年大队为了完成夏季的插秧任务，大队长做了一面小红旗插在田梗上，让两个队的小伙们竟争。哥哥为了与邻村的小伙伴们争这面小红旗，他带领着我们冒着酷暑，从早到晚不停地抢插着，午餐也在田头吃，最后终于夺得了这面小红旗。当时的小伙伴们为获得这面小红旗的兴奋劲与荣誉感，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它应是我小时候无数个艰苦劳动中最难忘、最光荣、最荣耀的一次。
    哥哥在小伙伴们中的“领导”才能，与他在家中带弟妹的才能一样，就是他总能表率地干在前面，从来不指挥别人或瞎叫乱嚷。他的这种“领导”才能，也使得当时的大队与公社的领导，总是乐于将他树立为“标兵”或“模范”，使他后来闻名于乡里。

    哥哥的小时候虽处在没完没了的家务劳动与集体劳动中，但并未埋没他儿时追求快乐的天性；哥哥在他“老大”的责任心里，有时快乐的天性也能让他忘却了自己肩负上的责任。
    记得有一天，我和哥哥就读的小学快要放学时（他大我二个年级），学校突然通知要组织一个腰鼓队，去红安的一个偏辟农村送慰问品（大约10余里地），当天晚上还要赶回，学校要求大一点的学生自愿报名。我意想不到的是，在报名的队伍里，我高兴地见到了哥哥，真想不到——我“苕老二”是非去不可的，老大的哥哥也竟然报了名。

    那时的学校腰鼓队还是很正规的：头扎着黄布巾、身穿着黄色装，看上既新鲜又神气。我和哥哥与同学们争先恐后地穿着自己的队服，腰间里也忙乎着捆系各自的腰鼓。腰鼓队大约30余人，在经过简单的列队与训练后，就威风凛凛地从学校出发了。
    我和哥哥混列在腰鼓队中，随着领队的指挥杆与铪子有节奏地响起，一支壮观的腰鼓队就这样“鼓咚、鼓咚、鼓咚的鼓咚”地敲打着，向红安的方向骄傲地走去……。看得出来，哥哥和我一样，享受着从未有过的快乐，我们兴奋着、也神气着，并将放学回家帮助干活的老规距忘得一干二净。
    我和哥哥很晚才回家，虽然又累又饿，但仍然沉浸在快乐与兴奋之中。回家后，我们从母亲的一顿臭骂中清醒过来。这也是哥哥第一次挨了母亲的骂，看得出来，哥哥显得很沮丧。我和哥哥小时的第一次快乐，就这样稍纵即逝地消失在贫困的家境中了。
    我想，也许正是这家境的窘迫，使我们的幼小心灵上培植了人生中的忧患意识，从而使我们的“小时候”总是充满着理想与生机，贫困而后发地向往着未来，劳苦而脚踏实地地铸造着做人的品质。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原由吧。

    哥哥离开我们后，常常使我想起我和他在“腰鼓队”的这段经历，心里总难免滋生出一股莫明其妙的愁怅，那一丝丝的凄楚，常扰动着我的心田而久久难平……。
    去年的一个星期天，我独步来到了离我家很近的“青少年宫”散步，适逢武汉市团委为迎接“六一儿童节”在这里彩排。在青少年宫的足球场上，导演们正组织排演着“儿童节”的一些大型节目，其主题就是“我的小时候”。我不经意地在栅栏外凝眸了许久，但总觉得心里酸酸的，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情绪冲动。当看到一群男女青少年从主席台的那一头排列有序、手抬敲着大鼓、棒击着身前的小鼓、吹着小号列队而出并向前奔走而来时，我强噙的一眶热泪再也控制不住……。
    新时代的“小时候”们幸福啊！希望她们都能幸福、健康地成长！然而，我还是欣赏孟子关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这句贤文哲理。

回复 8# 槟榔 家贫出孝子啊！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老哥的文采了得！老哥的为人更让人钦佩!

继续。

兄弟情深

回复 11# 蒋庆文

谢谢庆文战友鼓励！

继续。
许雅琳 发表于 2011-5-4 10:51

喂！正在准备。

回复 13# 聂林根

谢谢聂林根战友！

                                          四、兄与师的关爱

                                                  （一）

    哥哥天生就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的仁爱之心，不仅体现在弟妹们身上，而且也惠及于他人。
    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活命我一度辍学，吃住在武昌武太闸的姨妈家里大半年之久。回老家后就勉为其难地参加了升学考试，几道数学题却轻易地将我淘汰在校门外，最后我只好在家乡的一所农中读书。其后，我一度迷茫而固执地回到家里再也不想上学了。不久，我就跟随着父亲与家乡的水利队伍，去了黄陂夏家寺（后来的木兰湖）的水利工地而不愿归。
    木兰湖的水利工地深深地吸引着我。秋天的晨雾，笼罩在人山人海的水利工地上；肩挑着黄土的农民队伍，象一排排的蚂蚁，吃力地往大堤上爬行；在另一侧的远处大堤上，传来阵阵筑堤“打硪”的夯歌声。《夯歌》是在打夯时由一名女子领唱、众人和唱的劳动号子歌。我还记得如下的唱词与调儿：
    领：张秀英她坐小房唉，
    合：哟嗬嘿、哟嗬嘿；
    领：她前思后想唉唉唉，
    合：嗦罗直、嗦罗直、嘿嘿；
    领：突然间、她想起了、大事一桩唉唉，
    合：嗦啦、嗦啦、嘿呀嘿！
    ……
    一位如画眉般歌喉的女声领唱深深地吸引着我，她清脆的歌声在晨曦云雾中荡漾着。我顺着这天籁般的歌声望去，在那高高的堤霸上，成双成对的男女们围着一个“硪”，在那里进退有序地抬打着它。这打“硪”的架式有些象扭秧舞，只见他们随着那女子的领唱而合唱着，并有节奏地摇摆着身躯，在那里边打边扭、边扭边唱……。我快步地爬上堤霸一看，原来这位领唱的女子，不过是一个面黄肌瘦的普通农妇，这让我有些失望。听声如人，按理说，这位女子本应该是一位天仙般的美女。

    我在木兰湖的工地上悠荡了两天后，父亲就开始做我的工作，要我回去读书。原来，父亲早已打听到，我们当地有一位“反右”回家的老先生在家悠闲着，他想招几个弟子传授国学，父亲要我去跟随着这位老先生学习。父亲作了我两次工作后，我仍执意不原去。
    后来，哥哥也来做我的工作，并愿意陪我试读一段时间，这才使我动了心而回了家。于是哥哥每天一大早，带领着我到约三、四里地的老先生家，听他讲解着经书。我试听了一段时间后，竟然喜欢上了这位老先生的国学。
    这位国民时期的老先生，是我们当地有名望的文化人。他早年习于黄埔军校，后来留俄回国后加入了国民党，於一九五七年“反右”回家。
    我与老先生还真有缘分，他的尊姓大名为蔡日秋，与我一字之差。先生过去还与我家的上辈人也有较深的人文交往。因为，过去湖北地区的文化人多与董必武有交往，蔡日秋先生也不例外。我的家族过去名为“双福星”，是个文化旺族，其曾祖父辈们与董必武也有交往。在曾祖父辈中，最值得称道是蔡良村，他曾任《大江报》主笔、《中华民国公报》编撰。其后与蔡济民（武昌首义功勋）等共组“中华革命军鄂军总司令部”，任军事总参议兼秘书长。其后遭川军杀害，“双福星”家族也由此而败落，到我父亲一代更是穷困潦倒。父亲是家中的老大，他见证了“双福星”家族的衰落。后来，我也由此解读到——为什么父亲对我们如此的严厉。
    有趣的是，蔡日秋老先生不仅精通国学，而且也深谙中医，他常自开方药为自己或家人治病。在老先生的影响下，我也常借他的医书在家用毛笔抄写学习。就这样，我一边领授着老先生的国学教育，同时也接触着深奥的中医学。可以说，在父亲的把握与哥哥的引导下，使我有幸经历了这段宝贵的国学教育与中医学启蒙，为我后来学习中医奠定了不可缺如的基础。

    如果说，哥哥的“陪读”使我奠定了医学入门的知识基础，那么，哥哥的“谦让”，又将我引入了中医的人生之路。这不由我又想起昔日“孔融让梨”的经典故事及其“谦让”美德；然而哥哥“让”的美德，不仅表现在饿肚子时期“让食”于弟妹们，他还能在那个困难年代为弟弟“让工作”。
    在六十年代初，国家为挽救濒危的中医，决定在全国各地招收一批中医学徒。我家乡的蔡家榨卫生院，鉴于哥哥的品学兼优，点名要招收他为中医学徒。但哥哥忧心着我以后工作比他难，并将他的意见跟父亲商量后，就决定他不去，“让老二去”，卫生院考虑再三后也就勉强地答应了，但要“试用”。但是，我当时并不买哥哥的帐，认为“你不愿意干的事让我去，我也坚决不去！”并由此而僵持了一个多月。此时，蔡榨卫生院也变了卦，认为我的文化程度不行，并说“如果老二热心中医，就要写一份‘自传’以作为对他的文化考试。”
    听说卫生院要考我，倒激起了我的苕脾气，我就独自一人、自报奋勇地来到卫生院。到了卫生院后，他们将我关在一房间里写“自传”，我不到一个小时就写好了“自传”并交给了他们。过了几天，家中见无回音，一打听，原来是院长看了我的自传后，不相信是我写的，认为是我哥哥的代笔，并要我再到卫生院再重写一次。
    这又激怒了我，我对家里人说：“不是我写的就不是我写的，早就听说徒弟还要每天跟师父倒夜壶，他们的那个学徒我还不愿意当呢！”我坚决不去。父亲见状，气得咬牙切齿，于是，父亲顺手拿了个棍子，并大声向我吼叫着，威逼着我去卫生院。我望着父亲手中的棍子，就一步一步地倒着步子往后退，退了几步又停下来对视着父亲；交亲见我停下脚步就大吼一声，听到父亲的一吼，我又倒退着步子走了几步又站着不动，于是父亲又大吼一声……。如此地大吼与后退，最后，硬是将“苕老二”逼进了卫生院，并重新写了一遍“自传”。
    从此，我走上了中医之路。应该说，是哥哥的谦让（当然还要加上父亲的棍子），最终将我引上了中医之路。

                                                 （二）

    哥哥对我的帮助永远没有停止。记得我当兵后常与家中写信，如果有言词不当或错别字，哥哥总要将我的信再寄给我，象个老师批作业一样，常将信上的问题用笔圈了一圈又一圈。
    还记得我第一次从部队探亲回家时，我带了一本列宁论《左派幼稚病》一书在身边看，回部队时却将这本书掉在了家里。过了一段时间，哥哥就将这本书寄给了我，我打开一看，书的有些眉头写着一些“生字”，还注上了汉语拼音。原来，他为了远在部队的弟弟学习进步，这本书他也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我当时对哥哥的这类举动不以为然，因为哥哥对弟妹们的关爱是从小到大、始终如一的，久而久之，我也就习以为常了，后来，竟将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去年，我在家中清理书籍时，无意中又发现了几十年前我在部他学习过的这本列宁《左派幼稚病》一书，我随意地翻开这本破旧的书一看，没想到书的许多眉页上，历历在目地记有哥哥当年写在上面的“生字”与汉语拼音。见字如面，触物伤情，不禁使我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哥哥的仁爱是不分彼此内外的，他的德行也是无处不在，他既尊敬长上又同情弱者，他的这种品德从小沿续到老，并深该地影响着他的弟妹们。
    记得小时候，哥哥常带领着我们，给湾子里缺乏劳动力的老年人们帮助收庄稼或种菜施肥，给五保户抬吃水或挑吃水（饮用水），逢年过节更是如此。
    哥哥在读中学时，父母为了照顾他瘦弱的身体，有时煮上一个鸡蛋让他带着上学饿了时吃，他却总是要将一个鸡蛋分成两半，另一半送给他认为家中最穷或最饿的同学吃。他还经常从学校带领回没有父母或家境窘迫的同学在我家吃饭与住宿；父母也很善良，也总是不分彼此地善待着他们。后来，他们有的人就将我家当作亲戚走，我们也彼此以哥弟相称。
    记得有一次，他班里有位同学在校夜自习后准备回家，但那天正好是阴天，伸手不见五指，这位同学离家也较远，他又胆小怕事。哥哥见状，就找了个手电筒，要我一同送这位同学。我和哥哥将这位同学送到中途后，我就提出到此为止，不再送了。这位同学也觉得不好意思，就催促着要我们回家。哥哥无奈，知道“苕老二”的脾气，就将手电筒交给了同学，我们就摸着黑夜往回走。中途，哥哥突然少有地发脾气说：“你对人不诚！”哥哥虽然就这么一句话，它却永远地铭刻在我心里。
    我是个马虎人，后来又远离家乡多年，不太清楚哥哥的具体事迹。但我每次春节回家，总是见有一些自家湾里的、周围村的、过去和现在、近城区或外省的一些学生专程给他拜年。其中湾里的一个女孩年年见她上我家拜年，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孩的父亲是我儿时的伙伴，其父因打工摔伤而残疾，其母早亡，但她热爱学习，成绩好。听父亲介绍，哥哥从她上小学一直资助、鼓励着她，后来她上了大学，并获有一分不错的工作。我过完春节回武汉时，也偶尔乘坐来我家给哥哥拜年而返汉人的车，在车上与他们谈起来才知晓，他们有的是老板、有的是机关干部、还的是学者，原来他们都曾受过哥哥的关爱与帮助。
    哥哥诸如此类的事，大概是个取之不尽的源泉。因为，他总是真心无私地爱着他的弟妹们，他同样也能真心无私地爱着他的学生们。
    “诚者成也！”这曾经是蔡日秋老先生用毛笔写在我作业本上的一句话。大概是说，一个诚心处世为人、诚心待物为事的人，他就能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成功的人。我的哥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吧。

“诚者成也！”

回复 18# 蒋庆文

谢谢！

                                     五、家与乡的情怀
                  
                                             （一）

    在国家一穷二白的那个年代，农民家庭的儿子要想顺利地走出去而获得一份正式而理想的工作，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们几个弟兄却先后奇迹般地走去了，且各有所成。这除了与父亲对我们小时的严格管教外，还与老大的哥哥对弟弟们小时候的示范作用及其后来的无私奉献有着极大的关系。
    哥哥最先送我当了中医学徒，后来他又送我参了军；再后来，哥哥又先后送走了老三、老四和老五。从此，我们兄弟四人远离了哥哥，走入了社会并成家立业。但是，哥哥最后却选择留在了家乡，并娶了一位当地的嫂子而落地生根。

    实际上，哥哥也有自己的远大理想，也很想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况且，凭借他当初为数不多的本科文凭和他的德行，他是最具有资格走出去而有所作为的人，而且机会也很多。当他还是一名教师时，哥哥曾经也想当兵，其后深圳特区的初期就有两个单位愿意接收他，最后武汉市也有多次机会。但是，哥哥总是选择了放弃而留在了家乡。
    哥哥品学兼优，他当初为什么总是选择放弃？我们几个弟弟当初也不甚理解。待我们成家立业之后，才使我们逐渐理解到当初哥哥“选择”的深情大义。哥哥逝世以后，悲情复思情的手足之情，时刻促使着我对哥哥当初“选择”的深刻反思，于是才有我对“选择”这个沉重话题的如下合理诠释：
    一是家中老大的责任所系。哥哥先后送走了我们四个弟弟后，家中只剩下父母与两个小妹妹了。他似乎觉得这些仍应是老大的责任，他仍要责无旁贷地继续支撑着这个家，担当起对父母的赡养与两个妹妹的培养与婚嫁，继续代父母操心着几个弟弟在外面的学习与成长。
    不是吗，我们四个弟兄在外几十年，有哥哥在家中坚守与支撑着，为我们免除了许多的后顾之忧，使我们能一心一意地搞好各自的学习与工作。严格地说，哥哥是我家的后勤部长，他不仅支撑着老家，侍奉着父母，对在外的几弟弟也时刻牵肠挂肚着，几个在外地的弟弟也乐于向他汇报自己的喜与忧，哥哥则用他长兄如父的关爱为弟弟们的进步而喜、为弟弟们的困难而忧。因而，他曾经奔走于黄石看望生病住院的老三；他为了看望在部队当兵的老五，曾冒着暑热奔走于河南开封而中暑；我转业安家在武汉后因经济拮据，他知晓后从家乡来汉给我送来了钱……。但是，我们几个弟弟从来听不到他有什么困难，他总笑呵呵的，是似他有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

    哥哥对弟妹们关爱既体现关键时候，同时也体现在几十年如一日的悠悠岁月里。也就是说，哥哥在青少年时期，曾为九口之家承担了他的前半辈子；他又在人生的壮与老阶段，为着七个家庭的20余口人承担了后半辈子，并应对着整个大家庭的内外关系及其社会应酬。
    不是吗，哥哥不仅刻牵挂着弟妹们及其每个家庭，每逢中国的传统节日，在外的弟妹们总能收到他的电话问候；各地的弟妹们也心系着父母与哥哥，经常回家看看，感受着哥哥的情谊与故乡的温暖。特别是春节，各地的弟妹们总能在哥哥的感召下相约而回。在春节期间，哥哥总是忙个不停，他不仅要为我们从各地回家的十几口人操办着吃喝与住宿，他还要接待络绎不绝的亲戚与友人。如此地频繁接待，哥哥总要从新年伊始一直忙到正月十五方能歇息，然而他总是忙得乐不可支——总是笑呵呵的。如此地年复一年，我们总是带着满腔的亲情回家，又带着哥哥的深情厚意而走。我们姊妹七人从小到老而亲密无间的手足之情，靠的就是哥哥老大人格力量的维系。

    哥哥的人格力量，不但感动着弟妹们，同时也感动着乡亲与他的同事、他的学生以及与他接触过的每一个人。对此，家乡人称他为“礼节先生”。因此，哥哥的礼节、礼性是路人皆知的，即使在平时，他在家门口看见一个同事或学生，他总要主动上前与别人打招呼；如果遇到吃饭的时间，他总要拉着别人的手或扯着别人的衣袖往家拉（吃饭），他的这种举动与礼性，乡家人调侃他说：“又不怕拉破人家的袖子”。即使是我单位的中医院同事（婆婆妈妈们10几人）从武汉到我家来玩，哥哥也要请人做菜，杀鸡溺鸽（家养的鸽子），每餐开席，让出自己的床铺，以极尽他家中老大责任和地主之宜。

                                                 （二）

    我想，倘若一个人能执着地敬爱其父母、关爱其弟妹，那么，他故土的草根性也就越强，他就能执着地热爱他的家乡。倘若一个人能始终如一地对人真诚、表率于弟妹，那么，他自律的修养性也就越强，他不仅能有效地为人师表，而且也能有效地去忠实于他的教育事业。这大概就是哥哥最终选择留在家乡的终极原因吧。
    不是吗？哥哥正是因为他的故乡情与教师心，最终了留守在中国最基层的乡镇。中国的乡镇，其特点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贫穷落后，基础较差，人员复杂，教学落后。愿留守在这个小庙里的人，如果没有一点奉献精神，也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哥哥却一步一个足印地从老师、班主任、校长，最后做到镇教委书记。后来，他的骨灰盒也安葬在了家乡的一个小山丘里。哥哥的一生，就是这么简单而平凡，然而他德性的人格升华，也就与家乡这个小天地里的日月同辉了。
    哥哥去世后，我看到他生前一堆红色的遗物里，尽是乡镇、县区、武汉市颁发的诸多优秀称号。但他的简单人生足迹不过是——为人师表，扶贫助学，忠诚教育，为家乡培养有用之才。

    哥哥当老师与校长期间的具体事我不太清楚，因为这期间我在部队。但我也知道，哥哥当老师与校长也平凡得象个学生，他对学生们总是和颜悦色，与学生们一起劳动、打扫卫生等。我曾听他的子女说：他爸在中学任教时，新来的学生们总以为他也是个学生，直至他打开水时露出了手上的手表时（是70年代初，我弟一次从部队探亲回老家送给他的），这些学生们才知道他是个老师。
    但我也知道，哥哥对他的学生们的爱，却象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他每天深夜才回家，直到夜自习走读的学生们安全地回家，或在校住宿的学生们都已安睡，他才能放心地回家睡觉。他经常走乡串户地去说服那些因家庭困难使子女辍学的家长们，并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使他们重新走上求学之路；他也经常象对待自己的弟妹那样去苦口婆心地说服一些问题学生，使他们改过一新；他也常用自己微簿的工资去资助那些贫困学生，使他们能完成自己的学业；他还经手操办帮助无钱葬父的学生们。虽说这类事情是老师的本职、微不足道，但可贵的是他总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得那样地心平气静、那样的认真。
    使我感动的事，在哥哥病重住院期间，闻讯前来看望哥哥的学生们络绎不绝。他们有的从远道或武汉地区同约而至，集体跪拜在哥哥病床前，口中都叨念着“恩师”，感谢他的教育之恩……。几年过去了，有的学生至今仍坚持为哥哥扫墓。

    我最清楚的是哥哥任镇教委书记期间的“普九”工程，因我转业在武汉，而且也目睹与参预了。“普九”工程，即在约二十年前国家提出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达标工程。这个“工程”所规定的学校危房改造、学校体育设施及图书室馆的配制等，其费用国家不负担，全得由当地乡镇自筹。然而穷困的乡镇，使得乡镇一班人急得一筹莫展。於是，哥哥象担当大家庭的责任一样，主动承担了这个有益于家乡子孙后代的事，他提出的办法就是“募资助学”。哥哥凭借他在平时的人缘关系，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他一方面在家中给全国各地他所熟悉的学生们打电话联系，同时带着曾是他的学生的一位副乡长，奔走于四方，说明原由，请求资助。同时，哥哥也要求我们带个头，我和在汉弟弟们捐出一万元（当时我们的工资也就几百元），最后募得助学金约50余万元。哥哥终于完成了他的“工程”达标任务，改造了一批危房，将一些破旧的学校整理得面貌一新。然而，在“募资助学”的那一天，全国各地的赤子们蜂拥而来，好不热闹，但讲台上却不见哥哥的身影。哥哥就是这么一个人，一生想着别人，与人与公诚心谋事，但从不出人头，默然一生。
    但家乡的人没有忘记他，就在他去世后的当年新年（春节），新上任的镇书记也不忘上门跪拜他。起身后，他双手握着我父亲的手深情地说：“蔡老师是对我们蔡榨教育界有贡献的人啊，我们不能忘记他！”

    哥哥为任一方的任务似乎还未完成。在“改革开放”前，乡镇一级是没有教委或“教办”这个组织的（后改为“教育组”）。哥哥是首任这“教办”的责任人，名为书记，当然也就没有独立的办公场所与相关配置，其人员办公只能借住在当地中学的一间房屋里，给工作的展开带来极大的不便。于是哥哥又利用他在家乡有利的人际关系，没花什么钱就要到了一块土地，资金也不知他是怎样筹集的，就这样顺利地在家乡盖了第一个“教办”的办公楼；其后，他又为所在单位的职工盖了职工宿舍。
    按理讲，凭哥哥的资历与资格，分一间职工宿舍是完全合理合情的，但哥哥决意不要，他说服别人的理由是：一是父母年岁大了，住进职工宿舍不便照看父母；二是他有家中的老房子住，而且住习惯了。实际上，我最了解哥哥，老天爷将他留在人间，似乎就是为了要他为人表率，为家乡、为他人谋事的。

    故土的蔡榨也似乎还有一桩务任等待着他。大约在六、七年前，国家有个决策，叫作“撤乡并镇”，要撤销一批乡镇，合并成大镇。我所在乡镇——蔡家榨镇（后简称“蔡榨镇”）就划在撤销之列，而且是板子钉钉了，就要宣布了。
    实际上，蔡榨镇是个较古老的集镇，其镇名可能是解放前这里开榨坊（榨油）而得名。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这里还保存着两处榨油的榨坊，还有酒访、医馆、私塾（教书）、裁衣行、铁铺、肉铺（杀猪卖肉）、柴行（卖买柴禾）、豆铺（做豆腐）以及其众多的杂果店、熟食店等。其后，蔡榨就成为区政府、人民公社、乡镇府的所在地。
    在这个镇里，还滋养出不同时期的历史名人，如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功勋（蔡以臣）；武昌首义双杰（蔡济民、蔡良村），蔡官田被誉为“辛亥革命第一村”；著名华人歌唱家，瑞典大剧院、挪威国家歌剧院、哥德堡歌剧院终身演员（蔡大生，回家乡时还能说出地道的湖北黄陂话）等。还有现任的武汉市市长袁成发（蔡榨镇袁馆人）。
    按理说，这个历史悠久、名人荟萃的乡镇是没有理由撤销的。可惜当地政府有眼不识金香玉，欺侮我蔡家没有人，他们偏偏要撤掉蔡榨镇。上级撤镇的决定，急得蔡榨乡镇一班人掉了魂，同时他们也不敢瞎说乱动（当时有纪律规定），他们只有请求我哥哥“组织活动”。
    在最后决定命运的时刻，槟榔的蔡榨镇合并了彭本炎的甘棠镇（哈哈，老彭莫生气呵！有道是——在家为家，在国为国。）我的哥哥不只过起了个引针穿线的作用。都怪这袁成发不早点成才。

    总之，有关利于教育与家乡那些难办的事情，在哥哥手上总是那样神奇般的顺利。然而，只要牵涉到他个人或私家的事，却总是那样的难办。哥哥退休前，我曾担心他退休后没事干，就与他商量“在老家的楼上开个中药店，我每周日回家一次，不为赚钱，只为你有事干”。哥哥听后，一百个不答应，说是“镇卫生院的职工发工资都困难，不能抢人家的饭碗。”哥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一生总是“谦让”，谦让着弟妹们，谦让於社会。

    哥哥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尽了他故土赤子的心意，哥哥也为此收到了一次少有的喜悦。一天，他从黄陂打电话给我，说“武汉电视台今晚有记者采访他的节目”，我当晚就守候在电视机旁，我看到了——哥哥笑得是那样的光煜。
    哥哥笑了，他还是小时候的那张笑脸，他笑得是那样的自然而真诚；这种自然而真诚的笑脸，发源于他纯净的心灵，起始于他坠地时的婴哇，延续于他人生的旅程，终止于他生命的升华，哥哥最后将他的笑脸带到了天堂！

    哥哥走后，他的子女们没有发现他留下的任何遗言与遗书，哥哥也没有为历来没有工作与收入的妻子留下什么存款或存折。哥哥去世后不久，嫂子在家清理他的遗物时，她打开衣箱，发现一个黄色的绸缎小包裹，她打开一看，是一对金手镯——是留给她的。这是哥哥生前预感到自己来日不长，背着嫂子用自己最后三个月的工资在县城买的。这也是哥哥遗留于她的唯一资产与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