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李老师：

      您好! 您比我年长，是黄陂家乡教育界老前驱，这些都是我所不能企及的，很羡慕并敬佩作为知识人代表的您老这一辈。惭愧并感到遗憾的是，我不是也不可能是您老的校友，因为60年代中期受父亲“小当权派”影响算是“家庭有污点”，我不可能、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学校的宣传队，因此有关家乡任何一个中学的校庆我都不可能知道，过去和现在我都受环境局限，属于孤陋寡闻这一类人，绝不是故意谦虚的说法。因此我以前也不知道六指有个十中，四中何时搬到六指，更不了解黄陂究竟有几多所中学？

      我8岁时才上黄陂城关小学，记不清是一小还是二小，地点好像离黄陂人民会场比较近些。61年随我母亲下放回到老家，我转学到横店小学，校长是邓汉和。期间我因重病住院一个多月，耽误的课程一直跟不上，所以我仅仅是语文较好，算术不行，临近小学毕业，数学曾考试百分制的2分，有同学笑我吃了个“大鸭娃”。1966年我小学毕业，算是学校的一个“鸡肋”，也是负担，猜想我的班主任李方茂老师和学校可能担心我考不上重点中学，于是我被“保送”为黄陂四中，那时四中在辛店7212部队附近，不是现在的六指。可这时正是“文革运动”全面铺开，我连四中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当时有可“回本地闹革命”的文件精神，于是我到横店的十一中去报到，但是各地高、中等学校全部进入“停课闹革命”阶段，于是我想报名参加他们这个学校9月份的去北京大串连，有同学揭发我父亲是小“走资派”，那次就没有被批准；后来形势发展了，串联队伍扩大到“可以教育的对象”，当年11月份我就“混进了革命队伍”，参加了沿途经长沙、杭州、上海的大串联，在上海又找负责的领队另外开了个证明混到了一个去北京串联的指标，这才有幸参加了北京的“第八次接见革命小将”，见到了日思梦想的毛主席和林副统帅、周总理，其实也看见了此前已经在高层开始被批判的刘少奇主席，他老人家已经失去了乘坐敞篷车的资格，只是手拿红色“语录本”站在后面的一辆解放牌军车上，受我父亲私下说法的影响我有点同情刘少奇，老人家那么大的官竟然被“打倒”，哎……那时我太小，不懂事，在北京串联期间带着伤感说给了一个路上遇到的——黄木街的也曾受到我好心帮忙的十一中的同学听，他还说我“造谣”，狠狠批了我一通。串联完了回来后，我就只在百花大队独木桥的观音堂的一个初中班听过两次有个稍大我几岁的“老中学生”名叫黄丹阳的代讲的“数学课”，觉得他对“点、线、面”的表述根本听不懂，于是我就直接参加了横店蔬菜大队的生产劳动，每天拿4个工分，后来拼着做，就拿7分了，再后来就被派到“公社畜牧场”和一两个当地的小“走资派”一起喂猪，可以拿到10个工分，我就很满足了。因此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学学历，也没有得到过任何“中学毕业证”，规规矩矩仅仅只是一个小学毕业生而已。

      往事不堪回首。幸好后来有接兵的解放军看到我会拉京胡，也会画画，这些是部队搞文艺和办黑板报要用到的，所以我被军队经过一番调查，证明我父亲和家庭也没什么大问题，才到部队当兵锻炼12年后转业回到了武汉从事地方工作，虽然也突击参加过半脱产的“文化恶补”，但没真正的中学文化基础肯定还是不大“中神”的，不知怎么的，也没能见到谁给我发个什么“毕业证书”。回头我敢骄傲滴说：我上的是世界最大的“大学”——“社会大学”，工作经验就是我最大的“专业资本”。

      一生性格不好，不吹不拍不送礼，是我最大的缺点，也是最大的优点，因此很有利益的好事我没机会得到，但很倒霉的坏事，比如贪污腐败也轮不到我，哈哈！想成“腐败分子”也没“机会”呀（和您老开个玩笑）。所以我没有上过台，也就不存在下台，14年前，带有“意气行事”风格的我一赌气就主动申请“提前退休”了，我的命运一直牢牢滴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和单位上甚至比我小比我晚参加工作的同事相比，我现在退休工资虽然不高，但我的身体很好，按联合国官员的说法，我属于“中国人力浪费型退休制度”下的产物。从1994年起我还只是业余参加一点社会戏剧活动，从2002年退休起，抛却了一切工作上和人际关系上的烦扰，直至现在我一直坚持在中山公园用京胡或大提琴、弹拨乐器之类的玩意为楚剧戏剧票友伴奏，一天到晚被此所谓的“爱好”困住，比退休之前还忙些。“十个男的九个吹，一个不吹有点俖”。咱别的不敢瞎吹“牛逼”，也不敢“玩人”，但“身体好”——这是俺“最大的资本”，也是俺最大的骄傲！

      虽与老师未曾谋面，但拜读了老师撰写的多篇“故乡轶事”，感觉十分亲和，所以看到老师您的回复，一激动，话闸子就打开了，还请恕谅吾作为小学生的一贯天真，说了这么些梦呓之言。好了，夜已深了。敬祝秋安！

                                                                      ——愚人 铭志顿首並记于丙申年中秋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