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生一、二、三娃（二)

《浅谈生一、二、三娃》(二)
七
         我老伴要上电大，没办法儿子才三岁多就得上全托。说实话我们是舍不得不忍心的。那时我任营长直接带兵。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老伴家里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开始儿子先上江苏省委大方巷幼儿园。那时周末只放假一天。儿子周五下午接回家 周一早上再送回幼儿园。没多久我老伴发现每次接儿子回家时，儿子的目光有点呆滞。过了一天才恢复了天真活泼的童性。我们在送儿子上幼儿园时就给老师讲好了我儿子这个病不传染，对其他孩子没有影响。但我老伴了解到幼儿园对我儿子还是有岐视的表现。我们决定将儿子转到军区司令部幼儿园。鉴于我儿子的病情，我们商议后决定我调和南京工作。
     当时我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1981年初，我被任命二师六团参谋长，时年30岁。是我们军最年轻的团参谋长。1983年初，南京军区司令部第一次发商调函，军马政委把我喊到他家（我正好在军教导大队上文化补习高中班），批了我一通。我说听首长的。首长当即给干部处长去电话：给军区回电，薛文滔个人不愿去军区司令部机关工作。南京军区司令部第一次调我就这样隔浅了。1983年年中，我们军领导班子变化了，军长张霖调任国防大学副校长，政委马冀良调任浙江省军区政委。军参谋长傅全有接任军长，二师政委史玉孝接任军政委。领导班子变化了，军区司令部第二次调我也就成行了。

    八
         调到军区司令部机关工作，我们小家终于安定下来了。机关给我分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团职公寓房。我安家了，儿子上了日托，时年32岁。
       每天早上，我上班时顺路把儿子送到幼儿园。司令部幼儿园离我家只有200多米。我儿子太苦了，人家孩子早上喝牛奶，他只能喝熬好的中药。我每天端着一沙锅熬好的中药，送到幼儿园交给老师，让儿子喝。司令部幼儿园老师真好，把药交给老师，老师二话不说，还很认真的喂药。到底是自己的幼儿园，而且我小时候也是是上的这个幼儿园。当时还有二三个带过我的老师还健在没退休，服务态度比省委幼儿园强多了。我儿子小小年纪真能吃苦。我曾亲口尝试了一下，这药苦 极了。但我那儿子却要每天喝下这含有黄连成份的中药，真是为难他了。这中药里还有黄花菜。多年后，我儿子对我说，他现在一看到黄花菜就想吐。儿子是喝着中药长大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儿子的病虽然没去根，但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

   九
      我是在部队发展最顺利的时候调到军区机关的，很多人为我叹息，感到埋没了一个带兵的人才。有人甚至说，“你要不调到军区机关，一直在部队干，早就当将军了。”事物的发展有两重性。按照当时我在部队干的态势，也许有这个可能。但这个不是依人的主观意识决定的。人为因素、客观原因很多很复杂。也许我在部队干，碰上什么“百万大裁军”、某个首长对你有看法，早就转业到地方这种可能。这都很难说。但现实是我调到军区机关，儿子的病好多了，老伴的负担减轻了，我们的小家安定了。现实就是这样，你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必有所得，好事不可能让你都占全。我在部队的发展虽然有所影响，但看着儿子的病得到控制，我感到我的“牺牲”是值得的。你就这么一个独子。为了儿子的安康，让我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我都再所不辞。再说那官大官小没完没了。有的人当了官，却被人戳脊梁骨，丢人现眼不值得。
       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棉。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

十
       我1983年10月调到南京军区司令部动员部训练处任副处长。1985年南京、福州两大军区合并，军事管辖范围由原来的苏、浙、皖、沪三省一市扩大到闽、赣五省一市。军区管辖范围大了，部队多了，单位增加了，机关更忙了。儿子上小学，那会儿没有什么学期房，择校上小学的事。儿子上了离军区大院最近的宇花小学。儿子从上小学开始，我们就没有接送。他像大院的孩子一样，脖子上挂着家门钥匙，每天从马标家里出发，往东沿着大院马路，经司令部车队住地，出东小门在外边巷子走一点路就到了学校了。放学时，在学校排着队走进大院回家，大院孩子居多，上学放学行走、活动基本上都在大院里比较安全。我们没有一次接送过。那时还好有机关食堂，我印象中司令部机关有三个食堂，我居住的地方正好分在二食堂。那时我们主要是吃食堂。二食堂办得不错，每天中午、晚上五个菜，一号菜、二号菜是荤菜，三、四、五号菜是素菜。特号菜是大荤，一般在三元左右。我家是二食堂的有名的大户，是订特号菜最多的户主。反正要让儿子吃最好的。大弟文浩那时也在军区司令部工作，他住炮标。他的儿子小名叫哈哈，跟我儿子是同年同月生。有意思的是他的儿子比我儿子大一天。我儿子管他儿子叫哥。哥俩在一个学校，上学放学都在一起。小哥俩在军区大院也是叫得响的人物鲜有名气。

十一
       时光荏苒。儿子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南京29中。他上小学、中学，我们没有给他报过什么补习班。小时候儿子看了《武松》的电视剧，模仿“醉拳”打得有模有样。1983年，我上一军高中文化补习班。老伴带着孩子来探亲。时年4岁的儿子，经常被学员围着让他打“醉拳”。我儿子也很大方，叫他打他就打，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常常获得“满堂彩”。上了中学，喜欢上了篮球，还打上了29中校队。我们都顺其自然。我儿子从小学到大学，我老伴劳苦功高。儿子的生活和学习，一直是我老伴负责。我儿子性格开朗，为人好爽。开始得白癫风时，我们担心孩子的心情受到影响。久而久之我们感到儿子无所谓。同学们喊他“白毛”，他都不计讳。他上高中时有一次回家对我们说：“今天我骑车停在一个理发店门口，从里面出来一个人，对我说哥们，你的头发在哪染的？”儿子回答说我是“白癫风”。哪个伙计说怪不得了，怎么看这么自然了。儿子说完我们都乐了。
      我从1983年调入南京军区司令部机关工作，到1993年下到江西抚州军分区任参谋长，在军区大院生活了十年。那时在机关，经常下部队。有时还有跟随军区首长下部队的任务。平心而论儿子的生活、学习我老伴付出的多。1993年，我下到江西抚州军分区任参谋长。又是老伴独自一人带着孩子。那时儿子14岁年上初中，正是长身体时候，我却又要为“大家舍小家”了。我深切感受当一个军嫂不容易不简单。她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本不该她一人承担的赡养父母家庭、孩子的担子。军嫂是伟大高尚的，真的是“军功章有你的一半”。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优待。可是这方面做的太差了！

十二
       2006年，我干到了我这个职务的最高服役年限——退休了。儿子也拿到了大学硕士学位。他提出要去北京闯荡。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他要去北京闯荡，我和老伴没有阻拦。我在南京军区没有分房子。按当时的规定：退休安置可以随独子。就这一条我就符合进北京安置的条件，何况我是北京入伍，父母亲兄弟姐妹都在北京。将来我退休后点定在哪里了？我和老伴商量，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儿子去北京了 ，我们也就随儿子吧。于是我提出去北京退休的申请。
    2006年，儿子领了结婚证，次年春节办了简朴的婚礼。标志着我们历经千辛万苦，已把儿子抚养成人，儿子成了家，开始过自己小家庭的日子。
    我们所处的年代，是国家实施“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的年代。我们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带头执行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在当时这个基本国策实施中，我们没给政府添乱，没给国家找麻烦。政府应当对这一代人，尤其是农村和城市里没有子女照顾的人，应该兑现制定有关政府给予生活保障，重视解决其养老问题。

严大嫂了不起！

我也是儿子先转到了北京上学，我和夫人也先后转到了北京上班。2010年60岁退休，中级职称和高级职称都是在北京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