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部队印象》作者：李卞婴

《老部队印象》作者：李卞婴

      从军对任何人来说，可能都是难忘的记忆。军队编制庞杂，机关、院校、后勤保障、各种勤杂岗位难以计数，真正能称的上部队的，应当只是那些直接用于作战的军事单位，人们常说的野战军以及由野战军分离出来的独立师旅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共产党武装中现存的野战军都是有来头的。
我在部队时间不长，但却有幸走进一个番号响亮的部队，中共陆军第一军。近代中国称为一军的部队不少，比较出名的要数我军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陆军第一军，第一集团军，空军第一军等，在战争年代没有统一编制前，各大野战军都有一纵，实际上就是一军。打开互联网搜索一军军史，条目最多的竟然是国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早期的国军第一军，还有北伐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北伐中，一军没有四军、七军打得好，后来新一军与北伐的一军没有关系，共产党的新四军倒是和北伐四军有一定联系。新一军的主要功绩是入缅作战打得日本人闻风丧胆，孙将军的著名语录，“那些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枪毙！”于是，千三日本俘虏立刻成了地狱之鬼。说过如此豪言壮语的，只有斯大林。曾下令拒绝杀害过卓娅的德军师的投降。但比起军长的名气，孙立人则要逊色多了，共产党的一军军长是贺龙。更准确地说，中共一军的创始人是贺龙。当解放军第一军正式成番号时，贺龙的职务早就超过军长了，而新一军也已经在东北战场上稀里糊涂被林彪消灭了。
      我的老部队就是一军。从贺龙元帅1930年在湘鄂西创建的红2军团到今天的第一集团军，这支英雄部队走过了漫长的征程。当前的一军代表了一路主力红军，三成八路军，和第一野战军，这些中共重要的武装力量，目前成野战军建制的仅仅剩下第一集团军了（含三军七师）。由于这一代表性，今天的一师还能在网上还是被认可为十大王牌师，一军则列入重点建设的集团军。
      一军贵在一师，可惜我的老部队不是一师，而是曾经在一军序列中的二师。现在一军二师已经成为历史，武警二师正在继承陆军二师的传统。我一当兵就到二师，一共带只待了六、七年。时间不长，但多少有点印象，而且是最初的，也是最深刻的印象。作为基层的军人，要写出部队的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以下这点文字，只是当年的经历和离开一军后的感觉，多半是管中窥豹，道听途说，好在是发在网上供参阅的，恳请战友指正。

印象之一：部队是要讲资格的。一军是支老资格部队，老就老在贺龙身上。标志共产党建军的南昌起义是以贺龙为总指挥的，如果说一军在历史上参加过南昌起义并不为过，只是当时贺龙的部队是国民革命军第20军，和后来的一军没太多关系，倒是1975年和一军对调驻地的是共军20军，即原来的三野一纵（军），看来一军和20军总有些缘分。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回到湘鄂西创建红4军，后来与旷继勋、周逸群的红六军合并，组建红二军团，贺龙为总指挥，全军约三万余人，这大概是最初的一军原形，而且是重要的一路诸侯。
一支部队的风格，大概与首任军事主官的性格有关。与大多数中共元帅不同的是，贺龙没接受正规的军事教育，是拉杆子起家的，两把菜刀闹革命，闹的是孙中山的革命。无湘不成军，楚兵的骁勇自古有名。红军时期，一军创业艰难，几万人马，几仗下来可能就剩下几千，最少的时候只有一千多人。几度扩张，几度危机，硬仗恶仗没少打，所造就的独臂将军居全军之冠。贺龙的部队具有依托山林，聚散不定，流动迅速的特长，打不垮，追不上，掉过头来狠咬你一口，也能成师团地歼灭敌军。长征后期，贺龙红二军团与王震、肖克的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七七事变后，贺龙的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国军八路军120师，红二军团编为358旅。抗战初期，在贺龙师长的指挥下，358旅及友邻部队毫不含糊，竟然能成千地歼灭日本主力部队，这些日本野战部队的战斗力绝非冒险走平型关的日本辎重兵可比。更厉害的是，在打掉成建制的日寇部队的同时，还击毙了日军的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水源少将等一批日本将校，其中的阿部是八路军击毙的最高军衔之敌酋。虽然此役是扬成武司令直接指挥的，但功劳也可以算在120师帐上。仗虽然打的不错，可惜整个晋察冀的发展还是难与山东、苏北和晋冀鲁豫相比。抗战中期，358旅被调回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和著名的模范359旅一起担负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荣任务，这一光荣传统一直被后来的一军特别是二师继承着。好在西北战事不多，日本兵始终没有渡过黄河。
内战再兴，与358旅对阵的胡宗南虽说是国军嫡系，马家军更是凶残，但三年之中整个国军除了在山东和东北打了点硬仗，其它地方都兵败山倒。西北野战军以区区三万部队，硬是一口口吃掉了胡宗南的几十万中央军，打掉中国内地恐怖主义的军事集团马家军。陕北的仗打的很漂亮，可以说以少胜多的经典，按逻辑，西北野战军很难胜过强敌的，但战争是讲大势的，大势已去，黄埔精英似乎不会打仗了，至于马家军早已没有了当年围剿西路军的凶狠，基本没打就瓦解了。西北一连串规模并不大的战役，如秋风扫落叶，强敌灰飞烟灭。国军实在是兵已厌战，不堪一击。
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一军正式得名。下属第358(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独立第1旅(旅长王尚荣)、第7旅分别改称第1、第2、第3师。全军共2.2万人。随后参加了陕中战役、扶眉战役、陇东追击战和解放青海。1949年10月1日 一军军部奉命兼青海军区领导机关，在解放战争期间，一军共歼敌104227人，解放县以上城市51座。
尊重历史就是尊重自己，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对于一军这样一支老资格的部队，无论是从建军起兵，还是红色割据，再或是解放西北，一军都有充分的理由保持其番号和荣誉，令许许多多一军的现役和曾经的兵，为之而骄傲。毕竟，解放军高峰时曾有60个军，能留下来的，十之二三而已。

印象之二，部队是要讲战功的。
一军当然是有战功的，在红军时期，独挡一面，战功卓著，但主要是一师、七师的红军部队。即便是一师，自抗战后无论是从作战次数和规模，还是在歼敌数量上，都很难和其他王牌师相比。但一师凭借红军时期的战功和特殊的代表性，仍能雄居野战军之首。
独一则无二，二师就没有那么硬的底气了。首先是先天不足，红军时期，二师还没出生，八路军早期，二师还没有纳编，但这都不是决定因素。我军的十大王牌中，并不全是红军部队。与共产党一军同名的国民党新一军，前身只是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税务警察团，其主官孙立人也不是黄埔出身。却在淞沪抗战中有上佳的表现，后来又远征缅甸，以一个38师（新一军前身），打掉日军5个师团一个旅团，仅打死日寇就在9万人以上，抗战中的此等战绩，对于一个师来说，在整个中国军队中实属凤毛麟角，终以战功名列国军五大主力之首。军队是要打仗的，决定部队知名度的决定因素是战功。军人的履历表上，都要求记录参战和立功的表现，以此作为去留升迁的重要依据，以战功博功名，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没有名贵的出身，没有很老的资格，只要有战功，就可以一战成名，改变命运。这似乎已经成为军队的传统，我军当然也不例外。林彪、徐海东、刘亚楼、钟赤兵等在抗战期间赴苏联养伤病或学习，长期脱离战场，但并不影响升迁，因为他们曾有战功。四野的部队组建的更晚，抗战胜利后才从华东、冀东临时抽调了10万部队抢占东北，除了黄克诚带领的新四军三师有部分红军部队外，其余的部队资格也不老，但经过三年多解放战争，竟然消灭了蒋介石的50多万精锐，包括国军大半王牌军，自己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从东北打到海南，纵扫中国。随后又马不停蹄，回师东北，入朝作战，硬是打败了挟二战胜利之余威的美军。时至今日，四野产生的王牌部队最多，所保留的集团军也多，所凭借的当然是战功。四野部队中要论资格，谁也比不过127师，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建制部队，它所在的43军乃解放海南的主力，但相比四野其它部队，43军战功不算最突出的，几次精简都被撤了番号，而127师则仍然是王牌。
现在回想起来，二师虽然身在一军，但似乎少了一点老子天下第一的豪气，虽然诞生在抗战初期的山西，但没能打平型关，也没上正面战场，要打游击战吧，又被调到陕北，那不是沦陷区。解放战争中，虽然也打了一些漂亮仗，但没参加上决定战争进程的关键战役，在过汝河、打孟良崮、打济南、打塔山、打锦州、打天津、打碾庄、打双堆集等恶战中，则打出了一批英雄部队。抗美援朝中，一军入朝晚，主要担任守备任务，没打上五次战役，没打上上甘岭。在我军历史上，部队晋升为主力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战功证明自己的战斗力。仗打得少，打得不惨烈，英雄也就出得少，获取战功、出人才的机会也就少了。在二师当兵的时候，非 常景仰 老师长李之敬，一直以为是枪挑三个日本鬼子的大英雄。最近才从小吼的文章中得之，是瓦子街战斗中，枪挑了三个国民党兵。我所在的六团二连，“攻如猛虎”的称号，也是该役所授。那是战争年代的末期了。

印象之三，部队是要讲机遇的。
和大多数野战军相比，一军是幸运的。解放战争进军青海而不是新疆，否则就真成了建设兵团了。入朝后回国从青海到中原，从中原到江南，越调防驻地越好；无论怎样精简，一军都稳如泰山，但作战机会并不多。和平年代并非没有战事，62年对印反击作战，54军以一个野战军打败一国之军队，再次奠定了作为头等主力的战功，同年，一军被调往福建前线准备反击蒋军反攻大陆，结果仗没打起来。79年对越反击作战，上去了多个野战军，但没有一军。八十年代中期对越轮战，一军的机会来了，但二师却没又轮上，虽然抽调了不少战斗骨干参战，但不是以二师的名义。台海局势紧张，一军首当其冲，真要作为主力要准备打的时候，二师又整编成了武警。机遇就是这样难以琢磨，但又不无道理。
其实，二师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二师的兵的军事素质也是很强的，只是缺少机会。当决死纵队的时候，没决死的机会；在山地游击战中，没开进敌占区的机会；解放战争中没有打大决战的地理条件；解放后，打仗没机会，生产没少搞，我们这一代兵的从军岁月，许多都是在生产中度过的。可是二师的兵一天也没忘了准备打仗，武艺之水准绝不在任何主力之下。都是五尺男儿，都是血气方刚，谁也不比谁少条胳膊腿。要说军事训练，二师真还谁都不怵。常听老兵说，大比武时候，一师那个六连比不过咱六团二连，称号原来是授给六团二连的，师领导连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做“攻如猛虎连”，那样就没后来的“硬骨头六连”了，哈哈。现在想来，这种可能性很小，人家是一师的连队啊，虽然也是抗战才成立的连队，但一师是红军部队，骨头并不一定最硬，资格最老是一定的。
总的感觉，部队要成王牌，三个因素很重要，一要资格老，二要战功大，三要机遇好。其中第二个最重要，但同时又要依托第三个条件，所谓时势造英雄，没有机会，英雄很难有用武之时而真正成为英雄。
话说回来，和平年代也并非不能造就英雄。张思德并没有牺牲在战场，毛主席亲自写文章纪念他，全党全军将这篇文章作为座右铭来读。雷锋没上过战场，牺牲的也不壮烈，但却是真正的英雄，造就了几代人灵魂。象南京路上好八连、雷锋所在的班等单位是决不会被撤消的。和平年代军人立功的机会更多的不是在战场。如今，二师已经改为武警部队，我想未尝不是好事。汶川抗震第一个冲进汶川震中的，是四川武警机动师，参谋长王毅毫无争议地成为英雄。俺们武警二师也第一时间上去了，而且表现很好，打通并维护了通往映秀的生命线，展现了老部队过硬的素质。今后，抗洪、抗震等非作战军事行动，将成为武装力量常设任务，武警公安部队将作为第一突梯队使用。毕竟，解放军的装备和训练，更多的是用来作战的。而一旦战争来临，武警机动部队必然第一时间归建，履行野战部队的职能。
只要有英雄的本事，总会成为英雄的，所等的机遇而已，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人，包括军人。老部队和新战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收藏 分享 评分

印象之四，部队是有山头的。
宗族体系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基石之一，在军队就可能演变成派系、山头和老乡观念等。中国自古就有“上阵还需父子兵”一说，善带兵者也常以爱兵如子自勉，这家军那家军的部队连绵不绝。近现代中国军阀割据，无不建立在一方水土、一方子弟兵之上。最大的军阀蒋介石更是依靠黄埔起家，后来又假国家之名视黄埔为嫡系，称之为中央军，当然还少不了他的浙江奉化老乡。共产党强调的是五湖四海，一贯反对山头主义，但共产党的军队又确实是各个山头揭竿而起的，先后一百多次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造就了多路红军，总数达30万，可这30万只能分散在十几处穷山僻壤并被敌军围困。共产党的伟大之一，在于运用其铁的纪律和强大的组织力量，经过多次残酷的肃反和整顿，革命队伍中的山大王、农民领袖、非留俄的知识分子、旧军官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确立起全党服从中央，党指挥枪，军队服从党代表等根本原则，各路山头统一在革命理想和革命纪律之中。
在这种大规矩下，山头主义难成气候，但山头却始终客观存在。山头有大有小，发展快的山头，部队多，干部数量也多，直到出现若干百名将军县。这是战争造就的成果，在以前并不算希奇，没人会说是山头主义，人们更多的是看到了将军乃至元帅的战功。一军情况则有些特殊，一军起兵于湘鄂西，部队能征善战，但牺牲也大，抗战期间，担负保卫延安的重任，长期在西北大生产。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又不是沦陷区，想扩军不容易。因此部队发展受限制，抗战胜利时，也没检到洋财。当大反功的机会来时，却一路向西打去，一直打到新疆，部队扩充的很快。但驻地可能是中国最偏远最穷的地区，兵太多了养不起，不要兵也不行，于是几十万部队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在王震的带领下，继续发扬南泥湾优良传统。至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仍然是全国唯一的与自治区并列的省级行政区。
一军成了西北野战军的独子，人少了，人们更加珍惜感情，似乎也更看重山头。以前在武汉军区时常听老人们议论，一军的部队上面有人，团以上干部的提升，须报军委领导过目。一军似乎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军长政委都要内部产生，最好是当兵时就在一军。文革中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但也没长久。现在看来，这也属于正常，当兵在一军，成长在一军，对部队熟悉，得部属拥戴，上下沟通方便，指挥得心应手，当然是好事。在优良作风的熏陶下，一野的部队少，出干部一点也不少，55年的大将上将不说，自余秋里主持总政工作后，一军一口气贡献了傅全有、吴铨叙、陈炳德、李乾元、史玉孝等5个上将，加上一军出身的梁光烈就是6位，这在所有现存野战军中，无出其右。其中，在对越轮战中的军长、政委、副军长、参谋长，后来全是上将，军长政委更是直接提升为大军区司令政委，这在我军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以前在一军时，总有点不服气一师，现在，曾在二师工作过的老领导吴铨叙也荣升了上将，真的感到骄傲。吴副总长还亲自为二师战友网题词，使老兵们倍感亲切，首长没有忘了老部队啊。
印象之五，部队是讲感情的。
中国人是讲感情的，山头说到底也是一种感情。共产党的军队首先要讲大感情，强调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在大家都经历过一段时间里还要强调对领袖的忠诚。一军是很讲感情的，但并没出过什么“死党”，无论彭德怀倒霉还是贺龙蒙难，没听说一军有谁跟着上船，倒是听说贺龙最信任的原来二方面军的亲朋部属反水揭发。这当然也算讲感情的表现，讲的是大感情。最近才从战友网得知，刘少奇、杨成武发配一军驻地开封，是二师派部队去监管的；很早前还听说过徐向前元帅也曾发配开封，女儿想当兵，当时一军的领导竟没办。这都可以理解，俺们老军长唐金龙的儿子连兵也当不上，现在还蜗居南方。在那种大感情的高压下，人们很难辨别忠奸，山头的感情再深，也得让位，倒不是说那时的感情不真诚，只是有些过了，失去常态。
大感情毕竟管不了太多太细，部队中还是要讲私人感情的。当兵的衣食住行不用自己安排，也不用操心国家大事，训练之余，就是精神联络了，比如谈心、找老乡什么的，当然也可能这点时间都没有。部队生活特殊性，培育了战友间的情感，当然也包括对军队、对人民、对首长等等的感情。以至于几十年后，大家闲下来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叙旧。二师长期在西北，西北人老实厚道，后来部队到了河南，河南是中华传统文明的集聚之地，民风淳厚，拥军爱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部队的兵主要来自河南、湖北两地，另外也有部分河北、四川、广东、湖南的兵，当然师团首长中，还有陕西的老革命。记得我们六团有个杨团长，他说在战争年代指挥过一个排，参加过扶眉战役，还说今后团一级打过仗的干部不多了。此话成真，还没到80年代，团以下打过仗的干部已经几乎没有了，而今，全军也找不出一个打过解放战争的指挥干部了。历史的规律只能如此。
对于当时的首长，接触的不多，印象多半是间接的。一军曾出过一些赫赫有名的军长，贺龙不说，贺炳炎算很厉害的，独臂上将，勇猛过人，人称贺小龙。断臂截肢时，不用麻药硬是用木工锯子手术。建国后的成都军区司令，英年早逝。至今北京平安大街四中路口，有一朴素的小楼占去一溜人行道，没人敢去拆迁，据说是贺将军的故居。建国初期，一军军长唐金龙，也是红军时期的猛将，刚烈不屈，66年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造反派一冲击，将军举枪殉国，此为亮剑军长李云龙的原形之一。70年代曾任一军军长的张治银，曾任十五军45师师长，此师乃上甘岭战役一等主力，是出黄继光、邱少云的部队。秦基伟在战斗日记中写道:“四十五师发扬英勇牺牲的战斗精神，一人舍命，十人难挡。”再往后的军长，大家比较熟悉了，近些年的总参谋长大多担任过一军军长。这可能和原一军政委，后来二次入伍的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秘书长余秋里有一定关系。
说到政委，一军出的最有名的政委，还算不上余秋里，周逸群、邓中夏先后任党代表，任弼时、关向应曾任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这些都是在党史军史有重要地位的人物；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都曾任一军政治委员。前几年，我们单位调进了个女干部，后来才知道，她父亲是抗美援朝时的一军政委是梁仁芥，和梁必业、梁兴初是一个村的，人称“吉安三梁”。网上介绍，那是一位能打仗的政委。
后来的军政委知道的不多，文革时期的政委是徐文礼，没有接触过，只是听说张天富是他的警卫员。张天富原是军作训处参谋，一表人才，满腹兵书，后来在二师四团任副团长，再后来任一军的副军长，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当了十年军职干部尚不到龄，实属年轻有为。前些年，我曾到杭州出差想见老首长，他不在，去上海大学讲学了，电话中叙谈后，还是很热情地安排我到舟山旅游，卑职再次感受到了老部队的感情。曾任一军和浙江省军区政委的马骥良，是二师出去的优秀政治工作者，平易近人，关心部属，在他身上体现了当时还不盛行的解放思想，灵活实干的可贵素质，一定程度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二师的政治工作在他的主持下，有声有色，典型辈出，全军知名。据说，二师的代号一星期不上军报，职能部门就要挨批。集中写作班子、给上军报的作者立功，可能也是二师的首创。后来，三师出了两用人才培养的经验，全军推广，很象马政委的手笔。培养两用人才，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很重要也很实在的举措，当然也体现了一军部队讲感情的特色。
印象较深的军政委还有夏伟。这可能是全军最廉洁的高级干部了，听长辈说，文革前的七师政委，竟然拉着架子车到8里路之外的明港火车站接老家来的亲人。这样的事现在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我听来却是百感交集，我们不但失去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也早已失去了应有的正派。后来，夏政委凭着一身正气，到北京作了军委纪委专职委员，晚辈有幸能经常见到他的身影，或面聆老首长的教诲。老政委身体硬朗，腰板笔直，经常亲自打开水。没想到，几年前竟突然病逝了。我军又痛失了一位典范，不知道，今后还能否产生这样的好政委。本来，很想多写点文字悼念，只是所掌握的素材太少，这几句就权当洒泪了，还请建军兄见谅。
印象最深的是老政委阎志敏。阎政委长期担任军区干部部长，而且是情况比较特殊的武汉军区，军区机关由二四两大野战军合成，部队则是一野的，干部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文革初期，贺龙蒙难，被诬告要搞二月兵变，贺龙的兵只有一军。阎政委奉命带军区工作组前往一军调查，实事求是地向北京写出报告，一军没有搞什么兵变。在政治风暴中，坚持了政治工作者的正直和公道。70年代初，经毛主席批准，阎志敏从17军主持工作的副政委调一军任政委，17军军长张治银任一军军长，两个非一军出身的干部同时到一军任主官，这在一军历史上并不多见。当时，还是文革比较复杂的时期，运动不断，队伍难带，不少野战军参与过地方的“革命”，江青的学习材料也往野战军的连队送，稍有不慎，出的事情就不会小。阎政委动乱中受命，尽力保持了部队的稳定，1975年又平稳有序地完成了与20军的调防。常听老同志讲，一军能够平稳度过文革中的困难时期，并在南京战区取得新的发展，与阎政委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一军没有忘记老政委，去年秋天，阎政委病逝于南京，年近90。笔者在送别灵堂看到，一军党委、部队，曾在一军任职的众多老首长，包括现任的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都献了花圈，在一片洁白肃穆中，我再次深深体会到部队的感情。
在打过仗的师级军事干部中，印象较深的是吕兴旺副师长。那时主管训练，经常到六团二连检查指导。高个，偏瘦，说话和蔼，慢条斯理，有种儒将气质。即使是实弹射击，老师长也是席地而坐，一条腿屈起作支撑，沉稳优雅的坐姿无依托，弹无虚发，很让我们这些小兵佩服。一直以为老师长是好脾气，直到有一天我转变了看法。那是一次吕副师长组织的，为全师做小分队战术汇报演习，我担任教练员。面向进攻中的步兵班，身后是步兵堑壕，堑壕后坐着一二百连排干部。按照规定，步兵边进攻，我要边解说情况，还要用半管硝胺炸药显示炮火，那炸药都在我挎包里装着，我随手扔出去，感觉那炮火硝烟，挺得意的。没想到当一支炸药扔向堑壕附近，随着一声爆炸，观摩人群中也“啊”的喊出一声，队伍中出现些许躁动，一名干部捂着大腿，似乎流出点血，那炸药并不厉害，木屑做的，可雷管是铜的。正当我不知所措时，突然传来老师长吼声：“喊什么，这点小事受不了，怎么打仗！”人群顿时安静下来，演习继续进行。就这件事，让我见识了老军人的威严，后来我明白了，无论情况怎样危机，部队最需要的是指挥员镇定和果断处置。只是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那个被炸伤的干部的姓名，心里常感到对战友的内疚。

印象之六，连队是很讲感情的。
人之为人，情为灵魂。其实，一军也好，二师也好，战争年代历史们没直接经历，能回忆的，更多的是那些朝夕相处的普通人，那些打动内心情感、几十年不能忘怀的的事。
教导员孙国璋。河南人，1951年入伍，有文化，水平高，能文能武。据说步枪一练习，曾打出100环，此记录至今无人能破。孙教导员 一米 八的大个，脸带微笑，说话和气。我第一天到部队，见到的就是孙教导员和营长，教导员第一次见我就叫我“小兵”，并把我分到二连。后来才知道二连是光荣的连队，对我今后的从军生涯起了重要的作用。那时部队在河南山沟里施工，劳动累，生活苦自不必说，一星期也难见到点荤腥，毕竟只有四毛五的伙食费。一天，我们班野外训练，教导员也跟着去了，小休息时，老兵们喊口渴，怂恿着教导员买西瓜，他二话没说，掏出钱来让老兵抱回两个大西瓜，很甜，沙瓤的。后来。老兵悄悄告诉我，教导员有钱，每月91元呢！我当时就吓了一跳，这么多啊，我们每个月才6元啊。心想，这辈子能拿到90元工资，就心满意足了。事情已经过去40年，而今我拿到几十倍90元的工资了，可给我们买西瓜的教导员呢？后来，教导员到师教导队当政委，我几次去那里集训。再后来，教导员到南京陆军学院当了教官，我还去看过他几次，仍然是那么和蔼可亲。我心里一直纳闷，这么有水平的领导，为什么总也上不去呢，后来部队有人传说，是教导员的出身成分有点高，我明白了。现在想来，解放前能上中学的，有几个是成分低的？如果教导员能赶上好政策，其资历水平就是大军区政委也能当，到了80年代初，51年的兵就有当军政委的了。80年代初，我离开南京，没机会再见到教导员，后来突然有战友告诉我，教导员去世了，是肝病。哎，气郁伤肝啊，这么好的人才就这样走了。
指导员夏本财。下连队第一天见到的就是副指导员夏本财（当时没正指导员），大胡子，个不高，很壮实。河南永城人。当时正是数九寒冬，连队驻在河南新郑王庄，连部住在一个象庙宇似的民房里，地基有半层楼高，大屋顶，石头砌的墙。北风透过墙缝能穿进来，连部不住房东的卧室，只在厅里搭铺。那天晚上真冷，当兵刚发了一床不厚的棉被，根本顶不住寒冷，指导员似乎早看出来了，将我的铺和他搭在一起，再给我盖上他的毯子和大衣，当兵后第一晚，我就感觉到了部队的温暖。没多久，就过春节了，喝酒时候，指导员给我倒了大半茶杯红酒，我一尝挺甜，就咕噜噜一口喝干了。没想到那酒后劲大，不一会我头就晕了，连忙到屋外吹冷风，自己坐在墙根下想家。指导员叫人把我找回屋里，“小兵酒量不错嘛，来，吃饱饭不想家！”那是我在部队过的第一个春节。
几天后，指导员带我参加手榴弹实弹投掷，我连假手榴弹都没投过，真家伙一出手，52米 ，但是是往山下扔的，觉得不怎么响，也没电影上的威力大。又过了一段时间，指导员带我去打真枪，我第一次放枪，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总觉得前面的依托高了，指导员坐在我旁边，耐心地给我修整，然后每次只将一发子弹压进枪膛，认真教我怎样瞄准，第一发，10环，“就这样打！”第二发也是10环，三发、四发，连打5个10环，后来有些骄傲了，突然打出个6环，感觉顿时不好了，那次一练习，我打了91环，勉强够优秀，指导员也没怎么表扬我，只是要我继续练。半年后，我打下了特等射手。
后来我听说指导员也是大比武出来的，军事技术过硬，那时的政工干部在军事上没两下子，老兵就瞧不起，可二连的老兵都很服指导员。后来，指导员到别的营当教导员了，我也离开了二师。前年，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别提多高兴了。得知指导员已经退休在永城老家，永城那地方不简单，彭雪峰在那打过仗，淮海战役那又是战场，死的人没数了，能活下来应该是幸存者。老指导员算来也是70上下的人了，但愿好人平安。
黑子排长魏双清。到步兵五班后，见到了排长魏双清，准确地说是他和五班长把我要去的。魏排长，湖北应城人，1963年入伍。个子也不高，虎背熊腰，军容严整，大家都叫他黑子，其实也不算太黑，步兵连就没几个太白的兵。排长最突出的特点是眼睛有神，喜怒哀乐全能看出来。那时侯连队还有一些63、64年的兵，魏排长却当了干部，其过人之处在于军事技术。大比武的尖子班三班出来的，刺杀敢和当年的三班长、后来的乔连长对刺；投弹一出手就60多米；射击，全连的枪都是他校的；最厉害的是分队战术，指挥果断有力，动作勇猛灵活，二连有攻如猛虎的称号，最象小老虎的，非魏黑子莫属！
魏排长是标准的军事干部，但又多才多艺，歌唱的很准，每次连队教歌、拉歌，他都是一把好手。连队回商丘后，老排长当了副连长，主管行政，每每都偏爱二排，特别是五班，那时我已经是班长。后来，老排长由连队直接调到军作训处当参谋，那时的作训处人才济济，出了不少将军，可老排长却不顺利，可能机关大了，需要的不仅仅是军事技术。部队调防江浙后，老排长和老教导员一样，也到了南京陆军学院，还是当参谋，我在南京时经常骑自行车去看他，他总是热情招待。再往后他转业到南京地方工作，全家住在雨花台附近的两间旧房子里，生活并不宽裕。我离开南京后很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等到再有消息时，竟然是噩耗，也是死于肝病。
他还很年轻啊，他把充满活力的年轻形象永远留给了我们。
老班长陈先意。河南光山人，1965年3月入伍。身为猛虎连的知名班长，却没有一点虎相。高挑身材，白白净净，一双称得上美丽的，从没见他发过脾气。由于这样性格和长相，二连的老兵都称他为“大姑娘”。我的老班长比湖北人还讲卫生，我到班里后大概有大半年时间，自己从没有洗过一件衣服一床被，连鞋袜都很少洗，都是老班长和老兵洗的。当然，还有村里的大娘大婶每天在我们上工后，就进屋搜索脏衣服，洗干净后，还放上一碗香甜的金黄色的小红薯。几十年了，我再也没见过伏牛山区的这种小红薯，也不再吃别的俗不可耐的红薯。话说回来，虽然我没洗过自己的衣物，却为战友洗过多少。那时的战友之间、军民之间，就是这样真诚和自然，没有任何做作，只有的淳朴的感情
别号“大姑娘”的老班长，却有着男子汉中少有的坚强，挑得起满满两捅水，扛得起上百斤巨石，一百五十斤的石料斗，一抬就是12个小时（施工是全连两班倒连轴转），硝烟还未散尽的坑道里，他第一个冲进去排险，两人合抬的抬杠，他总是走在后面，本应在中间承重的粗绳，离他很近，离我很远。年底，老班长要复员了，老班长20好几了，家境相当贫寒，病弱的妻子和一对幼小的子女等着他回去照应，59年的信阳大饥荒没把他饿死，已经属于万幸。我拿出离家时妈妈给的和自己积攒了一年的津贴共90元钱，和全班凑的150斤粮票塞在老班长手里，依依不舍地送他远行。
万万没有想到，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正在开班务会，排长魏双清走了进来，眼圈红红地说道，陈先意出事了！说罢两颗大泪珠滚下黑黑的脸庞，接着，全班呜咽。原来，老班长路途劳顿，闷罐车坐到信阳再转大卡车，他晕车了，正当他躬身车外呕吐时，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行驶中的卡车将他的头撞向了路边的水泥电线杆，人顿时就不行了。。。。。。。
直到现在，我最佩服的仍然是武汉军区总医院的外科军医，他们中间竟然有参与过欧洲战场抢救的国军上校军医，经过若干天的抢救，终于将老班长从死神那里拉回人间，只是他的头部补了一块碗口大的塑料，上面还覆盖着原来的头发，摸上去，可以轻微地感觉到生命的顽强跳动。出院后的老班长又回到了班里，真的成了大姑娘，走路慢慢的，还偏着身子，说话也是慢慢的。我那时已经成了新班长，我们开会，他就静静地坐在床边听，从不打断我的讲话，眼睛里流露着信任和笑容。班里的秩序好极了，记得那时班里还有65、66年的老兵。
就这样，老班长又静静地陪了我们一年，冬天又到了，老班长又要走了。那年冬天，部队赶上千里拉练，老班长默默地为我们检查行装，临出发前，他在每个战士的挎包里塞了一包商丘的饼干，大概几毛钱一包，还给我的水壶里打了一壶红薯酒，“天气冷，路上挡挡寒吧。”这就是老班长最后的吩咐。我们拉练回来，老班长已经默默地走了。
那以后，很少听见他老班长的消息。大前年秋季，在电话中得知，我的老班长去世了，我不禁长叹，欲哭无泪，这世界上最关心我的人又走了一个。我原本也能想到，老班长经历了旧社会，经历了大饥荒，经历连队的艰难，经历了身体的重创，吃的苦太多太多，享的福太少太少。他那瘦弱而伤残的身躯，实在难以支撑岁月的煎熬，，走了也好，解脱了。
生有幸，在我踏入军营的最初时期，碰上了好教导员、好指导员、好排长、好班长，他们都是些平凡的军人，没有什么英雄壮举，也没能在在仕途上有更多的进展，甚至大多数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留下的却是最珍贵的情感和最值得珍藏的回忆。我们之间原本素不相识，唯一把我们连在一起的，就是同一个连队，连队是很讲感情的。如今，只能写出这点文字，遥寄我无尽的思念。

印象之七，当兵是要吃苦的。
一军是支吃苦耐劳的部队，二方面军是最后过草地的，粮食早没了，因此牺牲了不少尝野菜的战士。后来进军青海，那可是艰苦的地方，直到现在，那里也养不起过多的部队。一军后来驻河南，那当时也不是什么富裕地区，特别是商丘，仅挨着兰考，历史上可能是黄泛区，成片的沙碱地。老百姓的一年四季的主食是红薯，住的多是土坯草房，相比之下，我们营区的砖瓦房就是最现代化的建筑了。比起老百姓，当兵的吃的也算不错，45斤粮食管饱，其中只有三成是细粮，就是现在的米面，其余都是杂粮，小米、包米面之类，对北方兵还可以，南方兵就不大适应了，于是经常出现一个百人连队，一顿饭30斤小米吃不完，90斤大米不够吃的奇观。一天四毛五，一星期改善两顿，所谓改善就是在素菜中加了点荤菜，平均下来，一个月还达不到现在连队每天的斤半加四两的水平。这并不算什么吃苦，河南人民生活就那样，部队就算不错了。当年兵的吃苦主要还是履行职责。
长城是用什么筑的？
军队就是长城，国歌道：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毫无疑问，长城最外面的一层砖石肯定是军人的血肉，守土卫国，军人优先。原以为这只是歌词里的形容，当兵后才知道是真的。那是珍宝岛开战那年，国家吃紧。按照毛主席的战略，积极防御，诱敌深入，这一深入就到了河南，当年日本鬼子曾经来过，当然不能不防。防御的办法就是深挖洞，构筑地下长城，这种坑道防御的办法在上甘岭很奏效。总部有令，每个野战军都要预先构筑防御工事，靠山挖洞，没山堆山，史称国防施工。二师部队当然一马当先，开进伏牛山区。那时主要是构筑步兵坑道，比上甘岭高级，有钢筋水泥被覆，有蓄水池，干厕所等。偶尔也构筑大型工事，130加农炮炮库，那是当年我军射程最远的炮，据说是用来封锁京广线的。即使是现在，这种炮库也够壮观的，大概有小礼堂般面积，仅密闭门有 一米 三厚，顶上还有厚厚的山石，据说可以防御原子弹直接命中。还听说这种炮库试射时，当场震死了几位炮兵兄弟，后来我们再造时，设计上做了改进，预留了隔音槽，说要贴海绵。如此大的工事，仅靠步兵连用简单的机械施工，劳动强度可想而知。被覆开始时，全连上阵，取消睡眠，连续两天两夜不停地干，为的是防止水泥凝固。碎石机、空压机、搅拌机、捣固机、发电机一起开动，整个山头象开了锅，战士们站在没膝的混凝土里不停的捣固，双腿都被水泥烧出破了皮。
这种开挖式的工程还不是最苦的，步兵坑道要难的多。首先要开路，在没路的大山上，只用几天时间急造出一条军路，卡车就能开上山去。开路主要靠炸药，炸起来满山天女散花。有次我和连部老兵上山，正赶上放炮，而且在有效杀伤范围之内，碎石纷纷落地，我们没地方隐蔽，只能眼望天空，左躲右闪，通过封锁区，此情景很象通过余震中的山谷。步兵坑道最苦的是掘进，俗称打洞。那时空压机少，有时也上不去，硬是凭着步兵的一把大锤一根钢钎，在山石中掏窟窿，坑道越挖越深，钢钎越打越短。老兵打钢钎是轮起来打，动作优美有力。我也想学着干，没料到手一滑，右手食指被蹭掉一节，只有一点皮联着，我一狠心，就用左手去想揪掉它，老兵连忙抱住我，叫来了卫生员。其实，我流点血真不算什么，有的战友还把生命留在山上，李存葆的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说的就是当时的事。兄弟团在施工中一下被塌方埋进去5 个，后来被营救出来，军报头版发表长篇通讯《壮志压倒千重山》，此事已经写进二师的历史。
军史是军人写的，长城是血肉筑成的。
铁脚板是怎样练成的？
铁脚板是我军的光荣传统，红军时期靠铁脚板摆脱围追堵截，完成长征壮举，解放战争靠铁脚板追过汽车轮子，白崇禧的精锐桂军硬是让解放军追垮的。建国好多年了，毛主席始终没忘军队的这一特色，并为此专门大段批示，史称11.24批示，中心意思就是要全军拉练，别当少爷兵。于是，全军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千里拉练。
那是70年冬天，重装徒步，跋涉千里，爬冰卧雪，从豫东商丘走到豫南潢川。练埋锅做饭，连做带吃，竟然只用了16分钟；练野外露营，早上起来被子上一层冰；练铁脚板，练到脚板满是水泡，走起来能感觉土路的硬度。一路上实在太辛苦了，苦到大脑中已经排斥记忆，早就记不起到底路过了多少乡镇。到了潢川已经快过年了，住在老乡家里，吃象征军民团结的年夜饭，全部是罗卜白菜，最后，上来了一碗肉，平常的碗，里面盛着几大块方方正正厚约三寸带皮的肥肉，老乡连声让我们吃，自己却没有一点吃的意思。良久，我代表全班第一个动了筷子，我原想把大块的肉分成小块，想让每人都吃到点，没料到我的筷子竟然分不开那大块的肉，整块肉结结实实，富有弹性，原来，这肉根本就没煮熟，或者不想煮熟。饭毕，那碗肉还是原封未动。
我丝毫没有贬低潢川老乡的意思，后来陆续得知，此地位于大别山的边缘，距许世友的老家新县不远，在鄂豫皖根据地创建、武汉保卫战、中原突围、挺进大别山等历次战争中，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更不用说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老百姓受的苦太多了，能给我们端上一碗肉，已经是尽心了。
冬天拉练艰苦，夏天也不轻松。1971年夏，我们奉命从南湾回明港。直线距离约80公里 ，上面命令，入夜出发，天亮前到达，全程徒步急行军，时间是7月30日 （或31日），气温38度。军令如山倒，我们一路上几乎都是小跑，开始还斗志昂扬，渐渐地，体力开始透支，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犹如衔枚疾走。夜晚闷热，汗如雨下，除了每到饮水站海饮外，我一路上喝干了整整六壶水，出的汗连衣角都湿透了，估计还能拧出半壶水来。我在号称火炉的城市长大，但从来没生过痱子，也就那一晚，竟然生出一背的痱子，估计似我者不少，到后来，背上磨得实在受不了，大家干脆将枪、子弹袋和背包捆在一起，扛在肩上行军，俨然一支原始而且玩命的军队。那晚实在太热了，大家竟然扒开下面的风纪扣，只为一点行走带来的风。
天亮时，我们看见明港的炊烟。
魔鬼与战神。
美军特种兵训练有著名的地狱周，一星期内士兵要经历常人难以承受的魔鬼般训练，美军指望他们从此练成战神。美国士兵能否成为战神不得而知，但艰苦训练才能打仗是普世规律，我军早就是这么干的。
1971年，六团二连作为一军的先训连在明港训练，重点是三打三防，训练难度强度几乎可以用玩命来形容。信阳地区是红粘土，几天下来，左腿一侧的汗毛就磨光了，一片血点子。飞奔的T34坦克， 一米 多高，战士们要抱着20斤重的炸药包跳上跳下，稍有磕碰，皮破血流，更危险的是抱着根粗木头往行进中的坦克轮子里塞，无论是反弹还是木棍断了，都会直接危及生命。想必美军也不敢如此训练，他们的现在坦克都把轮子挡起来了。战友海根写的比较轻松，可能怕吓着新兵。
入夏，连队开进了信阳南湾水库搞游泳训练。当时总参还来了一个参谋指导训练，在我们看来，那是相当大的官了。连队当时整天水煮罗卜，一个星期只能见到几片肉，为招待这高参，竟然能上“油炸西瓜”这道菜。惭愧啊，至今我也没吃过。可能看我是江边长大的，我所在的五班被高参点去搞武装泅渡加战术进攻试验，全副武装（带背包）在水里游几百米，还要水中射击，冲上滩头后再打概略瞄准射击、行进间短停顿射击、抵近射击，而且是实弹；返程游回后，还要来一次山地进攻，冲上几百米高的山头。当时是七月，气温高达38度。真要命，铁人三项也不过如此。那时的高参也真是厉害，全套训练方案都是他一手搞的，油炸西瓜没白吃。2006年，为了台海作战的准备，我根据回忆整理了这套武装泅渡的训练方案，举座佩服，全票被列为重点课题。但到了开训时，竟然找不到一个班的人能来参训。
同年，二连参加了草山加强营进攻演习，那是文革期间难得举办的军兵种合成演习，飞机都出动了，各种炮火炸得山头一片硝烟，很是过瘾。但训练也是异常艰苦的，每天少不了冲几次山头。那两年，武汉军区在二连召开两次训练现场会，曾思玉、张震等亲自参加，那可都是些内行，花架子蒙不了他们。二连全员投弹平均53米 ，全连射击平均优秀，分队战术为军师教导队作示范，连队连续两年荣立集体三等功，成绩背后是汗水，不吃苦中苦，难练真功夫。
粒粒皆辛苦
当兵的辛苦是多方面的，包括军农生产。绝大多数战士都来自农村，一听说要种田，好多人都建议，“还不如叫俺爹来呢。”其实，军农生产比农村劳动辛苦数倍。二师开始去的农场是沉湖，原来就是湖，后来硬是围湖造出几万亩田，以湖多著称的湖北又少了一个大湖。破坏自然环境迟早要付出代价，部队生产的难度比其它地方困难许多，55军在围海造出的牛田洋农场生产，海啸一来，损失惨重。二师牺牲的人不多，多是死于出血热，有一年翻车扣在泥里，一下牺牲了6个战士，如果不是湖区，这些应该可以避免。在湖区连睡觉都不安生，蚊子、蚂蝗多不用说，那床铺会慢慢陷进泥里。战友在首页上的相片，让我看到了当时的草房，是那个样子的，只是衣服没那么干净。
中国人多地少，在沉湖可就是人少地多了。百十人的连队，按标准分配种600亩水田，连队在私下开荒200亩，人均8亩田，早已超过中国农村的平均水平。种水田的劳动量大，除去耕地有点土机械外，插秧、除草、收割全凭人力，农忙时，四点种起床，一直干到晚上，两头不见太阳。腰都直不起来了，那个累啊，绝不是生产队的社员受得了的。好在我们是野战军，军人就是要吃苦的。那时的生活比河南营区好多了，至少香喷喷的新大米饭管够，可没什么人舍得浪费，粒粒皆辛苦啊。
后来，我们团又去过丹阳湖农场，条件好多了，有营房住，但劳动也不轻松。那几年，二师和生产有缘，南泥湾的传统后继有人。

{:soso_e163:}{:soso_e163:}{:soso_e163:}

{:soso_e163:}{:soso_e163:}{:soso_e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