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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父母曾评价我们几个孩子,说我胆大文静,将来就做个医生吧。其实,我并不喜欢医务工作。
儿时身体素质差经常有病,吃药打针是常事。那让我恐惧的医院里到处都是白色,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我不敢多看一眼,刺鼻的消毒水味,也让我有窒息的感觉。青霉素打到屁股上疼得脚不敢落地,几天走路都歪歪斜斜的,药片药面吃进嘴里,不是卡在嗓子眼就是沾在舌头上,恶心得我连连作呕。让我做医务工作可真是打心眼里有一百个的不愿意!
70年元旦我从知青点刚刚回到家里,第二天父亲就把我送到了他久别十年的老部队。由此我走上了从医之路。不过,与父辈期望所不同的是,我最终成为了护士队伍中的一员。
锻 炼 成 熟
1970年初,我当兵来到了二师医院。虽然穿上了军装,但那时我们的思想行为还都很幼稚,现在一想起来都还会忍俊不禁...
商丘是出了名的盐碱地,那水也含碱量极高。我第一次与它亲密接触后,就因为水土不服而让我与心爱的一头长发永别。记得那是第一次洗澡后梳头,谁知那头发竟没有了以往的顺滑易梳,粘粘的,就像是用胶水洗过了似的,越梳越乱,粘在一起如同一团乱麻。看着心爱的过腰长发梳不开理还乱,我一筹莫展,难过得只想掉眼泪。
这时大家也都围上来七嘴八舌地给我出主意,可那头乱发就是无法梳开理顺。最后我只好把上面梳开的一小部分勉强编了几下,下面的就用剪刀给解决了.
我的一团乱麻头发刚落地,可就乐坏了我们年龄最小的红卫了。只见她如获至宝地捧走了那团乱麻头发,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居然洗开理顺了它,还把它编成了小辫子接到了自己的短辫上,甩来甩去美滋滋的...现在,我看到理发店里也有了接头发的服务,自然就想起了当年的那一幕。不过,我们的小红卫可是早在30多年前就掌握了这项技术啦。
那时候,政治学习是每天的的必修课。说实话,懵懵懂懂的我们,哪能理解得了那些高深的理论呀。
一次政治学习,念完学习材料后,所长让大家讨论发言谈感想。此时的我们把头埋的低低的,大气都不敢出,气氛很沉闷。所长为缓解气氛,就让大家做自我介绍,说特长,记得是邓所长带头发言。言毕,他说他的特长是会学蚂蚁叫。只见他闭嘴屏息,双眼圆睁。稍倾,大家哄堂大笑。而这时坐在我身边的小红卫却发出了疑问:“我怎么啥都没听见呢?”听了她的这句话,大家更是笑得前仰后合了...我愣愣地看着大家笑做一团,虽未发问却也在心里纳闷地说,我明明也没听见嘛!
穿上了白大褂,顿时感觉自己也和老兵一样的神气。
没经正规专业的培训,只有老兵按工作的需要给讲了一点不算连贯的护理基础知识。记得当时虽然听得挺认真,但对于那些生疏的概念其实也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了。
端上治疗盘跟在老兵的身后走进病房,只觉得十几只眼睛一起扫了过来。面对满屋的病人我不免有些不知所措,幸亏有一个大口罩挡住了我发烫的脸。
老兵低声对我说,先看我操作然后你来。我凝神定气把老兵肌肉注射的一招一式一一默记。
该我了,我微抖着手拿起了注射器。虽心底发虚,战战兢兢,但也却强装镇静。深吸一口气,学着老兵一手绷皮肤,一手举起注射器,“嗖”的一下---居然很顺利地扎进了肌肉!我刚得意地把悬着的心放下,耳边却传来一声惊呼:“你怎么用左手打针呢?”啊?!这打针还有左右手之分吗?我抬头茫然地看着老兵。
回来后,他就给我讲了在医院的技术操作中,所用的器械都是按右手操作制作的。你虽是个左撇子,但一定得改成右手操作才能适应今后工作的需要。
从此,我就改用右手来操作。可这笨拙无比的右手实在是不听指挥,每次给病人打针,不是进针过浅刚进皮肤,就是用力不当把针头扎弯了。还有两次因手下无准,居然还扎到了自己的手指上!
为尽快能让右手灵活自如,我就找来萝卜练进针和腕力。两个月后我终于能用右手得心应手熟练操作了。现在想起来还真是要感谢梅排长让给我纠正了左撇子,让我在半生的护理工作中受益。
70年的夏天,唱样板戏,演样板戏,全国的大普及让医院也闻风而动决定演《红灯记》。医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男女老少一应俱全,演一台戏是不成问题的。我也被招进了剧组,演那个帮助铁梅出逃的惠莲一角。
这个角色戏份很少,只是到后半场时才出场几分钟。在老剧本中的惠莲只有台词没有唱段,可后来的改版为烘托主要人物又给她加了一段唱腔。这下可真是赶了我这个鸭子上架了。本来我上台就很紧张,说上几句台词还凑合,加了这段唱腔后可就犯难了。每次的演出在台上都不知是怎么唱完的。
最尴尬的是有一次在商丘市里演出。
那晚台下坐满了观众,戏也在很顺利地一场场进行着。轮到我出场了,一上台,看到台下那黑压压的人群,一分神,不知怎的竟没跟上唱段的旋律,心一慌就更不知如何接着张口了,好像连唱词都忘了。就连动作都僵硬了。这时,多亏了演李奶奶的育民大姐急中生智替我唱完了这段,才算是有惊无险。时隔几十年,大姐不知对此是否还有印象?现在一提起我好像还有余悸在心呢。可惜的是,这样值得珍藏的一段历史,我们却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70年底,毛主席发出了要进行冬季野营训练的最新指示,全军积极响应迅速行动,争先恐后地走出了营房进行千里拉练。但对于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女兵娃娃来说,参加这样的行动更多的是感受新奇。
走出了医院,外面的视野开阔,空气新鲜,大家都精神饱满,情绪高涨,一路上歌声起伏,笑声朗朗。不过好景不长,没过两天,随着行军时间和里程的增加,每天除了走路还是走路,机械单调,体力消耗,大家不免有了枯燥乏味的感觉。歌声断了,笑声没了,步履也沉重了,连眼睛也不愿再看向那无尽头的远方,疲惫之情挂在了每个人的脸上。气氛渐渐的沉闷起来。
小燕是才入伍的新兵,她年纪稍长,为人做事热情,老练,成熟,有凝聚力。在她的发动提议下,大家参与把每个人的特点表现编成了顺口溜,再用快板书的形式说唱出来。一时间大家你拉我应,气氛活跃热闹非凡。我们还把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鼓舞士气的口号写在纸上,挂在每个人的背包上,以激励斗志。这个形式很奏效,大家脸上的笑容回来了,步伐轻快了,脚下的路也似乎缩短了许多。我们在这个团结热烈的集体里闯过了行军关,没有人掉队。
行军走路,练就铁脚板,苦的就是一双脚。步兵转型“泡兵”,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几天的行军,大家的脚上都不同程度的磨出了水泡。那水泡踩在脚底,每走一步都疼痛万分。真恨不能把双脚扛起来!虽然大家的眼里都流露出了痛楚的神情,但却没有人叫苦,我也和大家一样咬牙坚持着大步前进。
终于盼到了原地休息的时刻,大家立刻东倒西歪的瘫坐在了地上,那双脚火辣辣的似乎失去了知觉。最痛苦的是休息之后的再行军,双脚一落地那疼痛钻心透骨,让你倒吸冷气!我看到,大家的表情虽然有些扭曲,但眼神却告诉了我她们的坚定。在几声呻吟后,又都一瘸一拐的行进在了队伍中。后来我体验出了一个方法,就是中途休息时不坐下,不给双脚以缓解的机会,这招很灵,疼痛果真减轻了很多。
早当了不到一年兵的我是女兵班长,每到宿营地就忙着给大家打水烫脚,验泡穿线放水。班长的特权让我逃避了检查,待大家都洗完后,自己悄悄地揪根头发把那横贯脚后跟的大泡穿过。第二天踩着钻心的疼痛继续上路。那时的想法很简单,认为既然是兵头,就要起表率作用,生怕脚上的大泡被发现了给送上收容车。
还记得一次夜间紧急集合急行军,按命令让我们换背药品器材箱。大家集合后就把背包扔到了车上,再去背各自的背囊。由于时间紧迫,黑暗中也分不清是谁的,只好抓起一个就跑。
我拎起一个背囊立刻感到了它沉甸甸的分量,因为着急也顾不上查看,一甩背到了背上,一溜小跑地跟上了队伍。这一路急行军走了大半夜,我只感到背上好像是背了一座山。汗水顺着发稍流到了嘴里,咸咸的。也不知是什么力量让我坚持到了天亮宿营。当我浑身像散架似的放下背囊时,才发现背后的棉衣都已经被汗水湿透了。这时我也才惊奇的发现,我竟然背的是男兵背的装满葡萄糖盐水的液体箱!现在想起来,那背囊的主人当时一定在暗自庆幸自己的幸运吧。
那次的野营拉练让我们这些小女孩经受了锻炼,磨练了思想意志,提高了身体素质,增强了集体主义意识。的确是受益匪浅。
砺 炼 沙 场
1978年,越南在其后台老板的支持下,对内迫害华人华侨,对外频频骚扰入侵我国边境,在边境集结大量军队,烧杀掠夺,制造冲突,严重危害着我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捍卫主权,维护边境的安全,惩治教训侵略者,我军奉命奋起反击,于79年初打响了对越自卫还击战。
当时我在湖北的一所军队野战医院工作。
早在78年12月,我院就接到了上级的指示,清空所有住院病人,严格分开个人平战用品,留好家庭住址,按野战医疗所整理充实战备物资,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以为还是例行的战备演练。可是种种迹象又让我们感觉到了这次的不同寻常。私下里,我们都在悄悄的议论着,难道真的要有啥行动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感到了一种未曾有过的紧张气氛,而不得不紧张严肃地对待每一项准备工作了。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炮声在祖国的南疆怒吼了!
这天下午,我们打好背包,匆匆地登上了南下的军列。看着送行的家属们惜别的泪水和不舍的挥手,我突然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感觉。
一路上,除了下车吃饭短暂的停留,列车不停息的向南向南。一列列满载战士,军车,火炮和军事物资的专列川流不息地从身边经过,每逢这时,我们都相互挥手致意,“珍重!”,“拜托!”的喊声被淹没在隆隆的车轮声里。
无人知晓我们此程将去何方。直到军列行至湖南冷水滩站开始重新编组,这时才得知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广西。
到达南宁已是夜间10点左右。下了火车立即卸物资装汽车,大家顾不上劳累,没有耽搁一分钟,手抬肩扛迅速地装卸完毕,汽车连夜载着我们奔赴驻地。一个距边境百余里、右江边上的美丽小镇——那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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